再版十次，畅销欧美的宗教文化读本，中文首译，全面了解宗教的完整面貌。大多数的西方宗教把人类看成是自然界的主宰，是与熊、花草、山川河流等秩序不同的存在物。澳大利亚的内部生态学家的约翰·西德称这种态度为人类中心论——“即人类沙文主义，认为人是生物之王，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和一切事物的尺度。”西方宗教需要从人文反思中找到博爱的精髓——它不仅蕴涵在《圣经》之中，而且存在于社会和自然的时间简史之中。本书研究了源自西方世界的主要宗教，文字生动，引人入胜。在对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土著人的宗教仪式和一些新兴的宗教运动进行了详尽介绍之后，本书还探究了它们是怎样融入到当代人的信仰和习俗当中的。对于伴随着新千年的到来而开始出现的宗教多元主义和宗教的对话运动，本书也提供了独特而细致入微的视角。深刻影响人类现代文明的西方宗教，随着“文明冲突论”的出世，其意义已经超越了文化层面。本书涉及的世界两大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成长壮大和呼应与冲突的历史，已成为人类学家、世界各国文化精英，以及对宗教文化感兴趣的人们关注的课题。本书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其冷静与理性的观点，让读者在心灵上重新经历先知之路。世界的融合与宇宙的和谐，体现在西方宗教的奇妙流变和革新之中。

宗教学在其开创初期，曾被称为“比较宗教学”，这种比较精神和方法被作为宗教学的真谛之一而得以保留。西方宗教学的著名奠基人麦克斯·缪勒曾说：“谁只知道一种宗教，他就什么也不知道”。这一名言充分说明了宗教比较的意义和重要性。研究宗教，必须展开宗教的比较。而在“全球化”、“地球村”这一当代处境中，宗教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亦需彼此之间的比较、沟通和对话，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求得和谐共存及团结合作。从宗教的漫长发展来看，20世纪乃是自古以来最为典型的“宗教对话”之世纪。例如，基督宗教随着宗教学带来的启迪和认识而于20世纪初开始了“与东方对话”，以这种“对话”姿态来寻求对佛教、印度教、儒教、道教等东方精神和东方灵性的了解及理解；60年代以来，基督宗教又从强调自身各派的“对话”、“谅解”、“普世”、“合一”而走向与世界各种宗教、各种信仰乃至各种政治思潮和意识形态的对话与交流。宗教的对话已由其内部各教各派的对话而扩展到宗教与社会、宗教与政治、宗教与哲学、宗教与科学的广泛对话。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宗教界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没有各宗教间的对话，便没有各宗教间的和平：，从而亦没有各文明间的和平及全世界的安宁。他们以“宗教对话”为起点来探求达到一种能建立起新的世界秩序的“全球伦理”或“世界伦理”，使“对话”的意义亦得以升华。因此，“对话”乃是20世纪最为响亮的口号之一，而“宗教对话”更是当代世界宗教发展中的大事。

《宗教心理学导论》对心理学领域就宗教所作的研究及其成果进行了探究，阐述了作者对有关问题的独到见解，其中充满了对人及其宗教世界的精彩而深刻的洞见。作者显然既相信心理学的实用价值、也相信宗教的精神价值。他在这部全面而易懂的作品中，向人们展示了心理学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处理宗教这一特殊的人类行为领域中的问题。

本书是中世纪经院哲学之父安瑟伦著作的选集，包含安瑟伦最重要的三部作品：《独白》、《宣讲》和《上帝何以化身为人》。前两部作品是安瑟伦关于上帝存在之证明的姊妹篇，尤其是《宣讲》中的证明，被后世称为“本体论证明”，在西方思想史上影响极其巨大；《上帝何以化身为人》是安瑟伦完整、系统地论述基督教神学中的救赎论教义的著作，该书被认为是开创了救赎论教义历史的新纪元。此外，安瑟伦的《宣讲》发表以后，在当时就受到了僧侣高尼罗的反驳，而安瑟伦针对高尼罗的反驳写了答辩词，我们也将它们完整地翻译出来，作为《宣讲》的附录。三部作品均从拉丁文原文翻译，也是汉语学界有关安瑟伦著作的第一次较为系统的译介。通过这三部作品，我们既可以领略到安瑟伦作为基督教神学家对信仰的深情和热忱，也可以领略到他作为哲学家的明晰和敏锐。本书前言宗教学，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近年来似乎正在成为“显学”。在西方学术界，面对着伊斯兰教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内的勃兴，穆斯林和清真寺在西方许多城市中的涌现；面对着佛教和印度教乃至某些中国宗教不单在亚洲继续存在，而且在西方扩大地盘的事实；面对着基督新教在中国和东亚、基督正教在俄国和东欧、基督公教和基督新教在亚非拉广大地区迅速复兴和发展的现状；面对着形形色色的新兴宗教在世界各地如雨后春笋、此消彼长的局面；面对着社会生活世俗化与宗教信仰多元化齐头并进的形势……学者们不得不投入更多的精力，去研究与宗教相关的问题，不得不尽力采用多学科的方法（包括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现象学、哲学等学科的方法），去研究宗教及与之相关的各种现象和关系，甚至不得不时时更新研究的方法、重新思考以往的结论。凡此种种，都使得宗教学不但在学生众多的大学课堂上经久不衰，在种类繁多的学术会议上热闹兴旺，在自成一类的学术出版中日益发达，而且在从上帝存在的证明这样古老的传统哲学问题，到新兴宗教的作用这样紧迫的当代社会问题上，在从精神生活的趋势这样普遍的社会人生问题，到宗教对话的基础这样现实的文明共处问题上，都继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因此之故，宗教学在西方，以130岁的高龄（就宗教科学言），甚至2500岁的高龄（就宗教哲学言），而呈现出蓬勃生长的态势。在中国学术界，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各宗教的迅速复苏和发展，对学者们的工作提出了纷繁多样、层出不穷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提出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同步发展以适应宗教形势和社会形势的现实要求。而研究宗教的学者们尽管来自不同的领域，尽管面临缺少资料、缺少资金、缺少语言训练、缺少社会理解等等困难，仍然依靠自发自愿的、艰苦卓绝的努力，继承了前辈们中断30年的宗教学术事业，使中国宗教学在短短20余年间，获得了琳琅满目的丰富成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进展。现在，对于宗教学研究的迫切性、重要性，社会各界已有了越来越多的理解，一些政府机构和宗教团体，已经越来越重视宗教学的研究，不少社会科学院和高等院校，也越来越关心和支持这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这种情况，作为中国宗教学界众多学者20年努力的可喜结果，不但是中国学术全面发展之福，也是中国社会健康发展之福。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的宗教学发展还面临一些具体而重大的困难。除了需要社会上下各界的进一步理解和思想解放，以便进一步消除研究禁区和填补研究空白之外，曾经夭折而新生不过20余年，因而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很弱小的中国宗教学最需要的，一是培养人才，二是积累资料。在前一方面，现在已有一些高校设立了宗教学系，更多的高校设立了名称各异、侧重不同的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尽管这些机构在培养人才方面，总体上说还存在“倒金字塔”（即研究生多于本科生）或类似现象，但毕竟已在开始扭转人才缺少的困境。在后一方面，现在国内在资料的翻译引进方面依然十分零散，在发达国家宗教学百花齐放、分支细密、大师辈出、名作如林的状况下，我们可以找到的资料更如一鳞半爪，少得可怜。这不但使研究者难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扩大视野，难以从前人的成果中吸取自己成长所需的养分，大大拖了现有研究工作的后腿，而且使有关专业的老师和学生难以得到教学所需的资料，难以了解基本的（更不必说最新的）学术进展情况，直接拖了人才培养工作的后腿。有鉴于此，我们不惮能力薄弱，组织创设这套译丛，希望得到学术界、教育界新老朋友、耆儒新秀们的参与和支持，一起来开始扭转中国宗教学资料缺少的困境，一起来为中国宗教学的人才培养做一些资料积累的工作。在初创阶段，为了适应我国宗教学需求的特点和我国宗教发展的特点，拟设立宗教学研究（包括描述性研究、规范性研究和对话性研究）、佛教研究和基督教研究三大系列；为了适应学术研究、教学参考和广大读者层次不同的需要，拟采取概论专著和经典名著兼收并容的方针。我相信，零散的力量若能相对集中，累积的效果必将十分可观。我还相信，很多朋友都有推进学术、造福社会的美好愿望，让我们共勉，把这愿望变成行动吧！

从内容上讲，《宗教概论》是概论的，不是别的，正是别的，正是宗教的普遍本质和一般发展规律的概念系统。就此而言，我们使用《宗教概论》这样一个书名，其目的正在于直截了当地昭示宗教学这样一门人文学科的学科内容和学科性质。不仅如此，我们使用《宗教概论》这样一个书名，还有一个用意，这就是纠偏补弊，既刻意为宗教学这门人文学科正名。宗教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就学科内容和学科性质讲，如上所述，是一个关于宗教普遍本质和一般发展规律的概念系统；因此，相应地，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或学术活动，宗教学研究即是对于宗教的研究，或在于对于宗教普遍本质和一般发展规律的研究。

这本《上海风貌100景明信册》（之一——之五）展现一幅幅古典建筑和风格各异的现代标志性建筑景观、古典园林、名人名址、著名场馆、购物休闲和交通景观等。

对于 “世俗化” 的出现和理解可谓众说纷纭。有人主张 “世俗化” 始于1950─1960年间，也有人认为可追溯至三十年战争、启蒙运动，甚至宗教改革等时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它在宗教社会学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有学者更认为它是示教社会学的理论和实践上最重要的问题。而《世界的非世俗化：复兴的宗教及全球政治》则是世俗化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世俗化理论一个逆转的方向：“世俗化”。

本书分析总结出《周易》的哲学理论体系和价值。

《斯里兰卡的民族宗教与文化》斯里兰卡的主要宗教是什么？此书是迄今为止我国关于斯里兰卡的唯一研究性著作。全书共分六章，分别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斯里兰卡的民族形成过程、这个岛国自古以来存在的社会体制以及岛上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本书的重点在于分析佛教的历史影响及其在斯里兰卡所处的特殊地拉。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作者还追寻了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民族矛盾的历史根源，并回顾和独立以后民族矛盾不断恶化的历史过程。本书共分为六章，分别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斯里兰卡的民族形成过程、这个岛国自古以来存在的社会体制以及岛上民族的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本书的重点在于分析佛教的历史影响及其在斯里兰卡所处的特殊地位。

如果说，宗教源于对一种信仰的敬畏，那么，艺术也可说是源于对审美创造的一种敬畏，抵达之途与侍俸的程式不一样，而情性用心却是同源同构的，都是源于本心、源于以某种虔诚作无以归返的投入，源于以不同的支点对世界与情思的知解，对已知与未知的表达与畅想。暨南大学博士导师蒋述卓教授的新论著《宗教文艺与审美创造》，正是以这样的文化情怀，以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为治学的基准与格调，以创新意识为研究的视界，在对宗教文艺的审美创造进行审视时，践诺了研究方法的多样与理论观念建构的多元，从而使对宗教文艺审美特性的阐释，有了一种个性化的研究风貌和独特的理念整合。该论著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的理论背景，加以揭示宗教与艺术及其宗教艺术与审美的关系，在研究考察过程，指出佛教已“深深地参与了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形成过程”，并确证“这种参与就是通过文化为中介而进入的”。在中国自有的皇天后土这么大一统的文化结构中，意识形态领域以及各种外传内化的宗教中所标榜的哲学伦理审美等等观念，不具有自成一体的独立性，已在长期的交错中融汇为文化精神、文化氛围、社会心理与秩序的一部分，那么，宗教不再单纯是人与自然关系中精神与心理的诉求与平衡，宗教艺术也不是单一地作为对求知欲与美好愿望的表达与宣泄，而是相互赋予、相互表证以及相互转化。另外还阐明了宗教及宗教艺术境界与审美创造的渊源，梳理了宗教艺术与其所依托的文化基础的关系，在大量的史料与人类学资料中考察了宗教艺术产生的几种原因。蒋述卓把握住宗教意识、宗教文学艺术建筑在对中国古代山水美学的创造与阐发所产生的影响作用效应，在归结其中的审美创造经验与规律时，亦从而涉笔并触及了中国美学研究中同一层面中这样一个极有意义的课题。蒋述卓致力于把握宗教文艺的审美创造，目的在于对本土文艺理论的研究与建构提供新的启迪，指证了在艺术天地里的宗教情怀，既是人类的古典情结，又是审美之源，既是民族情怀的一种创造，又是人类情怀的一种艺术化体现。尤其是用相当的篇幅，通过对佛教的境界说，心性说等对中国艺术意境理论、对文艺美学中的悲剧意识、对艺术真实论及其古代文艺创作心理学所产生的影响与启示，由此创造性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艺术正是这种混融性实践与混融性思维的产物”，“中国文学艺术中的以虚代实，以假作真，以幻寓真，真幻统一的特征，恰恰反映出它强烈的东方色彩，而这又是它吸取并改造佛教幻化观、真实观的结果”，从跨学科的视角去探索审美创造的经验与规律，探求宗教文艺而又通向一般文艺的审美规律，以本土文化的理论建构，再次确证罗塞在《艺术的起源》所明确指出的观点：“艺术的起源，就是文化起源的地方。”这本融注与投入了学术情结与生命之光的专著，用既严谨又放达的治学态度，开启了通往文化诗学的一种研究视界，即对文化精神氛围的影响、思维方式的介入的重视，以及在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探索、求证过程的有为性与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