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五经》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所谓“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所谓“五经”，是指《周易》、《尚书》、《诗经》、《札记》和《春秋左传》。自宋代朱熹编定之后就广为流传，影响深远。该书內容博大精深，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內涵。阅读它，既可养心修德，又可增智广识，还可怡情励志。为了弘扬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特推出《四书五经详解》这套丛书。这套丛书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译文显豁。翻译达到了信、达、雅的要求，并将原文与译文上下对照编排，可让读者一目了然。二是注释详细。注释体例严密，不仅对疑难词语作了解释，而且对实词活用、虚词用法也作了说明。三是讲评得当。讲评着重阐明主题思想，如有歧义，不作考证，只取一家之言。行文简明扼要，生动流畅，通俗易懂，具有可读性。这套丛书编写力量雄厚。参编人员都是武汉大学文学院、江汉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和副教授，其中有五位博士、一位博士后。他们长期从事古代汉语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颇强的科研能力，因而编写质量得到了保证。

樊君建平，男，1956年生，河南省漯河人氏。其人平凡而才奇，富有创造性思维能力。自幼酷爱古典名著，尤其对《道德经》能倒背如流、信手拈来。樊君不拘成说，大胆探索，言人所未言，发人所未发，善于发现并解决问题。其对《老子》的研究能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地辨析论证，整理错简乱章、删除古注衍文，力求复其原貌，为学界开创新路。樊君指出：《道德经》是老子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治世之君所作的道德守则和执政宝典。吾甚许此说。

海德格尔力求通过对康德的解释获得一个关于存在问题的视域。对海德格尔来说，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必须得到重复，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回归到康德的回答上；这只表明存在本身在形而上学史中呈现出一种多样性。本书以海德格尔对康德的解释为主线和视角，力图把海德格尔前后期的思想贯通起来，试图勾勒出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的思之途。

《四书五经详解：论语>》收录了大量孔子关于教育的言论。弟子们将孔子生前同弟子、时人的谈话，孔子的教导、评论等，在孔子卒后，收集整理而成《论语》。“《论语》又是若干片断的篇章集合体。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前后两章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联。而且这些片断的篇章绝不是一个人的手笔。”（杨伯俊，1980）所以，《论语》的作者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甚至还有再再传弟子。应该说，《论语》的作者绝不是某一位，而是孔门这个集体。由于编纂始于春秋末，基本结束于战国初。因此，最终的编纂者，可能是曾参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作为孔子及其门人言行集的《论语》，内容十分广泛，涉及个人、家庭、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人们的思想、道德、行为都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所以，一直以来，它都是中国人的必读之书。它的理念已经深深扎根于中国这块土地里，并潜移默化地向世界渗透。《论语》文字简约，意蕴深远，开我国论辩文的先河。书中不少语句成为格言、成语，传诵千古。修辞美妙，表情达意，生动形象。

《沉思录》不同于以往简单的劝世喻人的读物，仅发出一些苍白无力之劝告，而是一部哲学伦理学之作。它以自然哲学为基础，在频繁的世界变迁、人世沉浮中，放眼宇宙，俯瞰万物，洞悉自燃变迁之道以洞察人生之理。它提出了要按自然而生活，依人的本性行事，尊崇自己心中的守护神，公正、友善待人、平静、无待于外物的幸福生活。这无疑会给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中已经沦为或将要沦为万物之奴的人提供一道清新剂，为那些不甘沦为精神穷人的苦旅者提供一碗心灵鸡汤。同时，《沉思录》中运用分析的方法，自我诘难，进行逻辑的推理，剖析通俗观点中的矛盾指出，得出结论，因此，阅读此书不失为获得一种哲学思维训练的方式。

《朱熹研究》中论述的朱熹的仁政爱民思想，应该说是承继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优秀的方面。然而他的对民施行“仁政”又是同他的对民施行封建三纲五常的教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他的仁政爱民也没有超越儒家伦理理性的藩篱。他的正经界只是要丈量清查土地，均平赋税，并不敢触动土地的占有；他的整顿赋税也仅是要蠲除各种额外加增的无名苛赋，也不敢触动沉重的“正赋”，老百姓是不可能富起来的，这都可以看出他的仁政思想的软弱无力。“民”在他的心目中始终是一个没有独立自主性的受动体，正像他的“正君”思想只会培养一种“好皇帝”的文化心态一样，他的“仁政”思想也只能培养一种为民请命的“好官”的文化心态，一种“清官”意识：不是民主，而是为民作主，又成为一种抗御近代民主思潮传播的文化惰力。我们看到，儒家伦理理性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是一种文化“润滑剂”，它无所不在，四处充溢，圆美流转地渗透，靠了它，他建构的静态文化系统才凝聚成为一个超稳定的惯性价值体系。而正是从这一文化视角去审视他的静态文化系统，可以具体而微地透视到整个儒家传统文化深刻的内在矛盾与危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也就意味着超越一元伦理理性的古老文化传统迎接一个多元理性时代的到来了。

在《老子今释》之《绪言》中，郑先生首先对《老子》一书通论，阐明了自己对于《老子》一书文本、老子之学渊源等基本的观点和认识，确有不少独到和精确之见，兹略述如下。比如，老子、孔子之学孰先孰后，这是学界一直探讨和在争论的问题。郑先生通过翔实的论证，区分老子与《老子》的年代，认为老子之学“当发端于春秋末期孔子之毕已行之时，成于争战、兼并已烈的战国中期无疑”，郑先生文中虽未提及1993年湖北发现的简本《老子》，但所得出的结论确实为简本《老子》所证明。再如，关于《老子》一书，很多人认为它前后内容有密切相关的逻辑联系，因而往往为之强解。而郑先生指出“其内容的前后不协与相左、抵触之处也时有可见”，“前后重复也时有可见”、“不少章节之间缺乏连贯性，存在拼接的现象也很明显”，于吾心颇有同感，也符合《老子》一书的实情。这是我们在研读《老子》一书时应该注意的。

墨子出生时，小邾国已成为鲁国的属地。当时的鲁国，君臣骄奢淫逸，宴乐终日，花天酒地。平民百姓“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也就是说在饥饿时得不到可以果腹的粮食，天寒时没有可以御寒的冬衣，筋疲力尽时也没有可能休息。整个社会“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敖贱”。已经到了强者劫掠弱者，人多势众的欺负势单力薄的，奸诈的人欺骗憨厚的人，显贵的人傲视低贱的人这样一种“礼崩乐坏”的地步。而王室子孙连年争斗，齐、越等国都对鲁国虎视眈眈，多次攻城掠地。国家陷入了内忧外患之中。王权在动荡中一步步走向衰落，官办的学校逐渐难以为继，随之而起的是私人办学的兴盛。在这种“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背景下，小生产者有了学习文化知识的可能，也就有了上升为士的机会。墨子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位出身低贱、为小生产者立言的平民圣人。他的以“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节用”、“节葬”、“非乐”、“非命”为主要内容的救国主张、他和弟子在科学、逻辑学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他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高尚人格，使他和他所创立的墨学成为那一变革时代中一朵耀眼的奇葩。

老子的《道德经》（《老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是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上一座彪炳千秋的丰碑，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正确地把握《道德经》的思想内涵，是深刻理解中华文化源流和民族精神的关键之一。站在时代的高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宏观视野和战略眼光重新考证、反思和研究《道德经》，结合时代特点、时代精神及时代性问题对《道德经》进行创造性诠释，对于全面正确地把握它的思想内涵，显扬其本真意义和时代价值，对于批判地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老子道德经新编（上下）》作者（董京泉）对老子《道德经》作了详细的解读。

《四书五经》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所谓“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所谓“五经"，是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和《春秋左传》。自宋代朱熹编定之后就广为流传，影响深远。该书内容博大精深，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阅读它，既可养心修德，又可增智广识，还可怡情励志。为了弘扬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特推出《四书五经详解》这套丛书。这套丛书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译文显豁。翻译达到了信、达、雅的要求，并将原文与译文上下对照编排，可让读者一目了然。二是注释详细。注释体例严密，不仅对疑难词语作了解释，而且对实词活用、虚词用法也作了说明。三是讲评得当。讲评着重阐明主题思想，如有歧义，不作考证，只取一家之言。行文简明扼要，生动流畅，通俗易懂，具有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