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何为：当代中国逻辑的现代性反思》从当代中国逻辑所肩负的双重任务，即逻辑学自身需要现代化和逻辑学应当为现代化服务出发，围绕现代性的建构和批判这一基本原则，对改革开放以来逻辑学所取得的成绩、面临的困境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有重点的但又是系统的回顾与反思。

实干是一种出色的工作态度，更是一种伟大的工作精神。本书的创作源头来自习近平主席“实干兴邦 空谈误国”的指示精神，并结合当下职场、机关单位中的实际情况而进行创造，是一本将“实干精神”落实到实际工作中的最佳读本，这本书不光能够提振企事业单位的精神文化，更能对个人成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中国正义论的形成》涉及中国传统思想理论、尤其是儒学的几乎所有重大基本问题。但历史总是被书写的历史，传统也总是被阐释的传统。在这种意义上，本书是中国传统思想理论、尤其是儒学的重新解释、或者说是一种“重建”，也就是课题名称中所说的“现代性研究”，即一种现代性诠释。作者指出周公的民本思想、孔孟的“以仁行义，以义制礼”等思想正是中国正义论的基础，中国正义论是“义—礼”结构，而“义”遵循的正是适宜性原则。因此，按西方的分类，中国正义论即是中国古典制度的伦理学。

《形式逻辑（第5版）》是由教育部师范司组织编写的全国高等师范院校文科试用教材，自1990年初版以后，多次修订再版。这是《形式逻辑（第5版）》的第五版。这次修订，对前一版教材体系未做大的变动，依然是以逻辑学的三大基本要素——概念、判断、推理作为主体知识，讲述思维满足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理由充足律。但是，更多地吸收和融合了逻辑学的新的教学成果和课改经验，同时对教材涉及的案例等做了更新和完善。

“科技伦理系列”的学术风格与“道德哲学系列”相接并一致，它同样包括两个研究结构。第一个研究结构是科技道德哲学研究，它不是一般的科技伦理学，而是从哲学的层面、用哲学的方法进行科技伦理的理论建构和学术研究，故名之“科技道德哲学”而不是“科技伦理学”；第二个研究结构是当代科技前沿的伦理问题研究，如基因伦理研究、网络伦理研究、生命伦理研究等。第一个结构的学术任务是理论建构，第二个结构的学术任务是问题探讨，由此形成理论研究与现实研究之间的互补与互动。

风险社会就是问题社会。人类生活于“文明的火山”上。这风险源自资本主义所主导的现代性问题，源自人类错误的发展观，源自人类伦理责任的淡出与匮缺。伦理责任是治理各类社会风险的内在着力点，一切制度安排与生产实践行为皆要出于责任而不仅要符合责任，只有改变错误的观念，形成正确的善性理念，提升责任意识，敢于担当、善于担当，问题才可能得以解决。避免、化解风险，治理风险社会，使风险转化为机遇，构建永续发展生态，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实现以民生幸福为主旨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要从伦理责任出发。在此意义上，风险社会更是责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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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科学的高速发展与其伦理规范缺失的不协调使得认知伦理学的出现成为了一种必须。认知伦理学是以人类心智奥秘之“利”为研究主体，以不伤害、责任、公平之“义”为伦理基底的一门规范伦理学；它的成型有着深刻的理论根源和现实意义，标志着动与静、利与义的融合。《认知伦理学的模型建构》从“完善”理论、上帝理性、权宜道德、人类解放学等角度来研究认知伦理学的模型建构，以便很好地发掘认知和伦理学之间的相通之处。

晚清民初道德观念嬗变伴随中国传统社会近代化逐渐展开。此一嬗变源自时人积极应对中国所面临的严峻社会危机，谋求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改造中国，走近代化道路，憧憬道德理想的价值诉求。在此一理想追求过程中，传统大同理想、人格理想与社会理想等均被时人赋予一定近代色彩。为达此目的，他们努力挖掘利用传统“孝”“忠”“礼”“仁”“奢”“俭”等观念的积极价值以为近代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的精神源泉。他们从近代人文精神出发，结合具体现实需要，努力清算传统观念的弊害，谋求建构中国近代的新道德，促进了中国近代伦理学的学理创建。

幸福具有终极价值，涉及伦理学、心理学、文艺学、经济学、法学、生态学、生命科学、精神病理学等众多学科，同时也与哲学有不解之缘。为了更好地理解幸福，《追寻幸福》从社会变化的角度为这一主题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入口，从微观的角度描述了当代人的幸福状态，解释了处于这种状态的社会原因和历史根源，并就幸福本身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一方面，当代人越来越想要获得幸福；另一方面，变化的社会促使人们具备的特点又导致人们越来越难以得到幸福。人们必须运用智慧，才能摆脱当前幸福的尴尬境地，从而提高日常生活的幸福指数。学会理性地看待幸福，才是真实幸福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