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稿包含三部分内容：“修身篇”“齐家篇”“平天下篇”，分别从个人、家庭、社会这三个层面剖析了青少年应该如何在学习、生活中不断提升自己，培养很好的品质，锻炼坚强的意志力，从而础，互相辅助，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为青少年读者系统地解读了成长过程中可能遇到会关系的等，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解决方法。书稿从作者的亲身经历入手，举例亲切进人，文笔生惯，达到了在生动的例子和轻松的讲述中传达励志精神的目的。

善恶问题是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道德观念的差异反映了对善恶的不同理解。《“纯粹恶的神话”之批判-（基于西方伦理学的视角）》揭示了在伦理学上和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由来已久同时又根深蒂固的善恶观念——“纯粹恶的神话”（the Myths of Pure Evil），从“恶的角色”“恶的近因”“恶的表现”“恶的性质”“恶的象征”等五个角度对其展开经验反省以及观念批判的工作，分析了其形成机制并进行矫正，以形成一套正确的价值观念。

《尼各马可伦理学》为古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主要著作之一，也是西方伦理学的开山作。亚里士多德从他自己的哲学立场出发，继续并发展了他的老师柏拉图的伦理思想，创立了他自己系统的伦理学。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尼各马可伦理学》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授课讲义整理而成的。全书共十卷。在书中，亚里士多德系统地阐述了善、道德德性、行为、具体的德行、公正、理智德性、自制、快乐、友爱、幸福等概念，其中不乏精辟的思想和精彩的论述。

本书从对“德”字的探源及对德治思想内涵的挖掘出发，辨析德治与人治、礼治的关系，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梳理古代儒家德治思想发展的脉络，分析、阐述其产生的原因和内容，包括古代儒家德治思想的人性前提、社会理想、基本原则、吏治主张等，从儒家内部对德治与法治的认识、儒家与法家的德法之争两个视角揭示中国古代社会中德治与法治之间的复杂关系。本稿还对中国与西方治国方略的异同进行比较，客观分析中西治国方略的优势与缺陷；联系我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的实践，分析当前治国方式对古代儒家德治思想的继承与超越，揭示古代儒家德治思想对当代中国治国实践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发展的价值与意义。

本书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大陆出版的本以道德学命名的著作，试图在区分伦理与道德的基础上，创立道德学，以区别于一般意义的伦理学。本书以道德运行的内在轨迹为依据，揭示了道德存在、道德价值、道德内化、道德外释、道德演化的主要问题与一般规律，强调道德变化就是这五个环节的螺旋式上升，质疑现代性中的道德线性发展理念，倡导道德适应主义的学术立场，这是作者30年来思考道德问题的学术总结。

原作出版于1847年，是祁克果以真名发表的作品，鲜明地体现了他的人生哲学。柏拉图曾有“人皆求善”的命题，祁克果则在本书强调指出，“清心就是志于一事，即志于至善。” 祁克果以比喻、反讽、对话等生动的方式，深刻剖析人的灵魂，无情撕下人的面具，让人直视自己内心的真实状况。他呼唤人们回转，离弃各种人生幻象，独自站在至圣者面前，成为“单独的个体”，做一个清心的人，单单志于至善。本书鞭辟入里，字字玑珠，令人不忍释卷。

本书作者通过梳理和分析人类思想解放史来研究和探讨理论创新的内在逻辑问题，包括思想与思想解放、西方近代的思想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引领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近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思想解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思想解放的源头——新思想的建构与创新、思想解放的内在因素、思想解放的文化土壤、思想解放的社会条件等内容。该书的出版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

本书为专题译文集，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部分由四篇文章组成，主要涉及胡塞尔现象学。其中Ruggenini的文章事关胡塞尔《逻辑研究》中的真理问题，山口一郎的文章则讨论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与气的现象学，耶格施密特修女记撰的胡塞尔晚期的谈话是很好珍贵的史料。第二部分是舍勒现象学，由四篇文章组成，Frings、Kelly、Steinbock均为靠前有名舍勒研究专家，所选文字涉及舍勒与康德、与海德格尔、与法国现象学以及与佛教的关系。第三部分聚焦自身意识问题，选译的四篇文章均为20世纪60年代自身意识理论复兴以来纲领性的文献，Henrich和Tugendhat持续了近40年的争论的三篇文献被选入，Kern的文章则代表了现象学传统在自身意识问题上的理解。

稿以“担当”为主题，从多方面谈到员工要在各方面都具备担当的工作精神，担当精神就是一种责任、一种高效、一种敬业、一种使命必达的信心。全书引用了大量的新故事及新案例，让读者能从中更好地理解具有担当精神的重要性。担当精神是新时代至高无上的职业精神。

《伦理学体系》是德国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和教育家弗里德里希·包尔生代表作。作者在书中倡导一种自我实现的伦理观，其思想源流仍属康德主义伦理学，然而在许多问题上已转向目的论观点，并对康德伦理学提出了许多批评，这使该书在许多方面具有调和传统伦理学中义务论和目的论的矛盾的倾向。本书是在德国哲学和古典文化的气氛下使伦理学体系化的一个尝试，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亦不乏许多独到深刻的见解。同时，因其成于新旧世纪之交，其中也深刻反应着传统伦理学与新的伦理学思想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