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性种种》收入了与会学者所做的报告，以及讨论会的录音整理。录音整理发回给各位学者修订过，但由于我工作上的疏忽，没收入梁治平第二轮又做的几处修订。《普遍性种种（修订版）》还收入了我的“有没有普遍价值”，那是后来在首师大为“校长邀你听讲座”活动做的一个报告。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系列学术丛书·先秦平民阶层的道德理想：墨家伦理研究》对墨家伦理做了正、反、合三个向度的审视。正向的原典研究确证了墨学的功利论立场，对墨家伦理的结构、生成特点、核心范畴、最高原则及其中衰的根源进行了新探讨。反向的以中西文化为背景的比较研究，使墨家伦理的特色更加明晰，以墨家的核心话语“爱”、“利”为经纬对先秦儒墨道法的解构，是“以经解经，以墨解墨”的思路。于墨家伦理的实践上主要总结了其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领域的应用，体现了墨学的现实价值。

《儒术与王道：董仲舒伦理政治思想研究》主要内容包括：政治模式的嬗变：从混合走向分解、“严刑峻法”与社会结构的错位、“水德”“法教”与汉承秦制、“休养生息”与“萧规曹随”、黄老之学与汉初政治、旧问题与新矛盾、先秦儒家的政治情怀、涌动的潜流——汉初的“儒术”、汉家向何处去等。

《新世纪应用伦理学丛书：网络道德问题研究》主要内容包括：网络道德概述、网络、网络的一般含义与特点、网络的特定含义与特点、网络的构成与功能、网络社会、“网络社会”的概念释义、网络社会的特点、网络社会的价值、网络道德、网络道德主体、网络道德规范、网络博客、网络游戏、网络道德教育、网络法规等。

我们生活的世界正经历着巨变。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一跃而跨人现代信息社会，社会各个领域和社会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大学生、大学和大学教育工作者来说，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是一项严峻的挑战。毋庸讳言，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基础教育仍然以应试为主，高等教育领域也存在严重的灌输式教法，学生综合能力薄弱，独立思考水平不高，科学探究能力不足，自主发展观念落后。同时，在“基础素养”的方面亦显欠缺，如安全知识和安全意识薄弱，社交礼仪与行为习惯不良，感恩意识、责任意识、规范意识不足，等等。这些都远远不能适应信息时代的生存需要和现代社会的发展诉求。

道德，是社会的魂魄，召唤着人类历史的列车向远方前行。当代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与社会生活分化的现实境遇，在拷问每一个醒着的人。通过怎样的路径才能找寻到安放心灵的精神家园，这是现代人应当而且必须沉思的问题，也是政府和学术界十分焦虑的问题。西北地区由于远离中原腹地的地理位置和多民族、多宗教的特点，决定了该区域道德现象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西北农村道德观察书》以调查问卷和个案访谈为支撑点，考察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西北农村地区道德流变中独具特色的轨迹，勾绘出西北农村地区独特的道德生态变易的视图，全方位梳理了这一特定时段内的道德状貌，作出从局部到全局的拓展式研究，以道德的考释来体察民风、国风。

《哲学文库：传统伦理与现代社会》以先秦伦理思想为基点，论述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历程，探讨了儒家伦理规范体系的完善及其正统地位的确立，以及封建伦理思想的深化和成熟。在此基础上，《哲学文库：传统伦理与现代社会》分析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治国兴邦和道德建设的借鉴意义。

本书在全面梳理新时期三十多年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总结了八个方面的基本经验，即坚持“生命线”地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立足党的理论创新，解决新时期干部群众的重大思想困惑；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坚持利益原则，把思想政治教育与物质利益相结合；加强制度建设，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相结合；区分教育层次，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树立载体意识，重视大众传媒的载体作用；注重学科支撑，走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道路。

《在死亡面前让我们谈谈人生》这本书主要讲述，一位身居高位获得过无数功名利禄的罗马执政官被诬陷而锒铛入狱，当他的所有财产被没收，离别了他亲爱的妻子、儿子和岳父，而且必定面对死亡时，所有这一切给他心灵和肉体上造成的极大的痛苦和煎熬。正在这时智慧女神来到他面前，对他进行了开导，经过长时间的教导和辩论，他终于明白，人们不应沉迷于世俗虚伪的幸福之中，而应该追求真正的幸福和至善，而真正幸福和至善只有自己才能拥有。 他经历了短暂的痛苦和失望后幡然醒悟，要想心灵彻底净化，则必须抛开世俗曾给他带来的狭隘。从而他恢复了内心的平静，坦然面对死亡。 书中通过波爱修斯与女神的对话和诗歌交替的形式，围绕人生这个中心，阐述了关于世俗、财富、自由、幸福和人的自由意志、时间等核心问题。 《在死亡面前让我们谈谈人生》全书共分六卷。第一卷讲述作者在面临死亡时的恐惧与痛苦；第二卷则论述了世俗财富与名望给人带来的虚无；第三卷和第四卷作者探讨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以及对自由的寻找；第五卷和第六卷则讨论了宽容至善所带来的美好和人的自由意志、永恒与时间、人生意义等关系问题。

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作为当今世界发生的一个严重事件，引起了世人的普遍关切。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直接威胁着人类的在世生存，使得当代人不得不对生态危机问题做出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回应，以求化解由生态危机给人类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在人们寻求医治生态危机各种药方的过程中，反思生态危机发生的原因是关键所在，只有对生态危机做出准确的病理学诊断，才能对症下药、合乎实际地对生态危机进行治疗。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人们对生态危机发生的根源进行了种种探索，提出了人口过剩说、技术滥用说，生产无度说、消费过度说、文化危机说、价值观扭曲说，等等。然而，笔者认为，生态危机实质是人性危机，而人性危机则是人在自然面前迷失了自我。欲将生态从危机中拯救出来，需先将人从危机中解放出来。人在自然面前的解放是找回人的真实自我，向自然生成自己的本质。古代人将自然界视为神圣的，人成为自然界的奴仆；现代人将自然界视为无魅的，人是自然界的主人。然而，无论是人是自然界的奴隶，还是人是自然界的主人，都不是人类的真实自我。真实的人类自我是人与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统一，人与自然界在本质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向自然的生成是以生态劳动为中介的，正是在“物质变换”的劳动过程中人的本质进入到自然界，自然界的本质进入的人自身，从而完成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人向自然生成之后，一方面为生态伦理提供了形而上学的基础，凸显了生态伦理的新内涵：人与自然界的权利与义务的交换；另一方面确保人在自然世界面前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即由征服自然的自由走向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自由，最终担保人们能够合乎人性的，即合乎真善美的方式进行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