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日本已沦为道德沦丧和伦理缺失的社会。两位哲人以政商界为首，对社会各个阶层都进行了严厉批判。在政界，官员们只追求“自利”，为了自身利益，就像“墙头草”一样见风使舵，没有那种勇于牺牲自我，为信念殉道的坚定哲学理念；在商界，日本的经营者鼓励别人利他，自己却口是心非，不愿身体力行；在学校，老师并没有尽到传授给学生做人最低原则的义务，从而导致少年犯罪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而且，把眼界放宽到全球范围，类似问题也不胜枚举。美国的恐怖事件频发，以牙还牙的战争永无休止，人类无法斩断仇恨的锁链，陷入难以自拔的泥淖。针对这些问题，两位哲人不仅仅停留在忧国和哀叹的层面，而是指出了症结所在以及提出了对国家的寄语。两位哲人一致认为，当前日本的“病根”是战后的日本人从不考虑“人为什么活着？”这一本质性问题，内心缺乏笃定如一的哲学。因此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以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稻盛和夫提倡“人之道”，即重视以信仰和伦理为基础的“良心”。梅原猛则提出应该创建新道德，即基于曾经在历史长河中塑造了日本民族灵魂的优秀宗教的佛教、儒教和神道，再借鉴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智慧而创建的道德。两个人的角度虽然不同，但在本质上是殊途同归。他们呼吁，应该及早构建一个以经历漫长历史而形成的“慈悲”、“爱”、“仁”、“自利利他”为精神基础的社会。具体到如何形成宗教所提倡的“慈悲”“爱”、“仁”、“自利利他”的精神，两位哲人结合儿时的体验、自身生活工作的经历，从文学和宗教等层面，围绕劳动的意义、导致美国恐怖事件频发的世界宗教的本质以及鼓励创造性的社会条件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梅原猛认为“利他”就存在于劳动之中。稻盛和夫则认为劳动的目的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是“为了社会和他人”。而这种“为了社会和他人”和梅原猛先生所说的宗教的基本精神完全一致。对于经营企业这种创造性劳动，稻盛和夫认为企业能否成功都取决于不懈的努力和灵感，而现在的日本社会却是对创新缺乏足够包容的社会，因此作者认为应该树立牢固的“利他”理念，并以此高尚的哲学观来重构日本社会的道德体系。

让—雅克？卢梭 （1712—1778），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新爱洛伊丝》、《孤独漫步者的遐想》等。

《杀死弗洛伊德：20世纪文化与精神分析的消亡》带领读者进行了一次贯穿20世纪的文化之旅。众所周知，弗洛伊德所建立的精神分析这座理论大厦并非无懈可击，作者饶有兴趣的讨论了安娜·病例、约瑟夫·布洛伊尔的歇斯底里、对狗儿的宠爱、弗洛伊德产业、留言与虚构的作用、不礼貌的举止、通俗心理学与法国哲学、薄冰上的花样滑冰以及当代治疗文化，完成了对弗洛伊德主义的一次扬弃，诙谐而又大胆地重新评价了精神分析及其在20世纪历史中的真实地位。

《古希腊哲学经典学术译丛·亚里士多德：发展史纲要》中耶格尔打破了以往静态的对亚里士多德研究的方式，运用发生学的研究方法，借助于一些曾经失传并且为现代的研究者忽视的亚里士多德的对话著作残篇，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各个代表性的哲学著作的内在思想和逻辑的深入分系，证明了亚里士多德思想内在的发展历程。按照他的研究，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柏拉图主义者时期，批判柏拉图理念论时期和作为亚里士多德自己的成熟思想时期。他所奠定的发生学的研究方法影响深刻，我国古希腊哲学研究的第一人陈康先生及英语世界最重要的亚里士多德研究者罗斯都深受这一方法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到耶格尔《古希腊哲学经典学术译丛·亚里士多德：发展史纲要》的重要学术地位。

晚年的托尔斯泰，思想和创作艺术达到人生的巅峰，其内心更为接近大众，如他所言，“与其为博取若干富裕阶层片刻的欢心而创作小说，然后被永远遗忘，远不如为千万大众创作一本更重要，也更有收获。这种最单纯、最广为接受的情感艺术的领域，几乎从未被触及。”为此，托尔斯泰投入全部心血，阅读大量书籍，把最合乎心意的箴言挑选出来，并加上自己所写的阅读笔记，按一年365天的顺序编排，耗时15年，创作了堪与《战争与和平》相媲美的《智慧历书》。《与伟大灵魂的对话》为《智慧历书》精选本，内容涉及仁爱、道德、人生等宏大命题，通过《我读哲人哲思：与伟大灵魂的对话·托尔斯泰的365天阅读笔记》，读者可以与世界文豪一道，与苏格拉底、孔子、老子、佛陀等伟大的思想家进行沟通。

丹麦哲人克尔凯郭尔在现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对20世纪的哲学、神学、文学均有深远影响，这种影响的持久效力并不仅限于由生存哲学、辩证神学和生存神学来概括或衡量。《克尔凯郭尔文集·哲学片断》在知识与信仰、苏格拉底遗训与福音书之间的紧张中展开思想论辩，力图确立新的思想认知——信仰、新的思想预设——罪的意识、新的思想决断——瞬间和新的思想之师——在时间中显现的上帝。

“概念史”是指一种基于普遍观念来撰述历史的方式。从概念史的角度来看，概念由词语表出，但比词语含有更广泛的意义；一定的社会、政治经验和意义积淀于特定的词语并被表征出来后，该词语便成为概念。概念史关注文本的语言和结构，通过对历史上主导概念的研究来揭示该时代的特征。

赵娜等编著的《保罗·利科的语义想象理论》是国内部全面论述保罗·利科想象理论的作品，《保罗·利科的语义想象理论》以保罗·利科“想象”的概念为重点，将其和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萨、康德、胡塞尔、萨特等人的想象概念进行对比和反思，总结了“想象”在利科那里获得的独特意义。本书还从利科的象征、隐喻、叙事理论入手，探讨了想象在语言中的创造性作用，对“想象”在利科思想中的演变过程和发展轨迹作了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挖掘，并将其放在特定的社会进程、思想文化背景中进行辩证的解读，这不仅有助于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利科的思想，而且对于人们在现实处境下思考如何拓展可能性的空间、促进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启迪。

《法义》以神开篇，这在柏拉图的对话中绝无仅有，卷十还专门探讨了“神学”，为不虔敬之罪制定了法律。不过，在制定这一法律前，柏拉图先拟制了整部《法义》中“最高贵和最好的序曲”，也是最长的法律序曲，其目的在于驳斥诗人的三个“神学”观点：诸神不存在，或存在却不关心人类，或关心人类但可用献祭和祈祷求情。

研究柏拉图的正义学说，使我们全面准确地理解柏拉图；回到最早系统地论述了正义问题的柏拉图（之源），有助于我们把握西方正义思想发展（之流）的脉搏；有利于拓展、掘进和提升我们对正义的认识视野、深度和高度，以及树立正义观念；通过体会柏拉图在其对话作品中多角度、全面系统和辩证地认识和论述正义的方法，可以训练我们的理性思维、培养我们不断进取和追求真理的开放胸襟以及发展我们的理性的怀疑精神；我们通过吸取柏拉图正义学说的合理内容——诸如将人类共同体（包括个人身心）视为一种功能互补、和谐一致、良性互动发展的有机整体，主张维护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和幸福，崇尚知识和注重美德教育以及保障正义以善为基的优越的制度建设等等——而有助于当今和谐社会（世界）的构建。总之，对不论对当时还是对以后西方思想史方方面面影响深远的柏拉图的正义学说自然是值得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