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正常的人》中，福柯为我们勾勒出了“不正常的”人的谱系。他认为“不正常的人”有三个源头，他们由历史上的三种人转变而来：一是“畸形人”，它不是指生理上有缺陷的人，而是对法律构成了障碍，使法律陷入困境的案例；二是“需要改造的人”，即某些桀骜不驯者，不服从管教，拒绝纪律的要求，等等；三是“手淫的儿童”，福柯认为，应从身体快乐原则出发，批判压抑理论，并将矛头指向对儿童的性进行干预的权力系统。

历史理性就其实质而言不过是在历史进程中生成的人的理性。因此，对历史理性的理解就必须从对人本身的理解进行。由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类自身发展的程度不同、人类的自我意识觉醒的程度不同，因而就会形成对历史理性的不同理解。真正把理性与人的本质联系起来，从人本身出发去阐释历史理性，是从德国古典哲学开始的。德国古典哲学对于历史理性的理解最终在黑格尔那里获得了统一，他把历史理性理解成理性与激情的统一，并以此阐明了人类历史的理性进程。只是黑格尔把理性仅仅理解为精神、理念，因而无法阐明现实的、具体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在面对德国现实的基础上，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继承，创立了以人之存在历史性为基础的历史生成论，从而开辟了阐释人类历史的全新的历史哲学道路。本书为《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丛书》之一。

一般说来，“实践派”的理论探讨主要集中在两大领域：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思考；一是对社会生活实践的批判考察。前者是“实践派”的共同思想基础，后者是其理论观点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应用。本书、在编辑体例上分为“哲学、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政治和革命”、“文化、思想和宗教”以及“社会主义、官僚制度和自治”四大部分。 本书的哲学论文共计五篇，分别是《今天的辩证法》（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马克思哲学的意义》（米兰·坎格尔加）、《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种张力》（斯维托扎尔·斯托扬诺维奇）、《历史决定论的某些片面观点》（沃因·米利奇）、《历史科学与历史哲学》（约万·阿兰德耶洛维奇）。马尔科维奇在本书《导论》第四节“‘实践派’的基本哲学观点”中，对贯穿这些文章的基本观点作了集中而又鲜明的概括。他力图通过这些概括表明，在哲学的性质、出发点和方法论上，“实践派”都有一套与众不同的理论见解。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知识界风靡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对中国学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倡导者提出的运用新科学方法整理和研究国学精粹的想法，不仅在学人之中得以广泛实践，在出版界也引起迅速回应。一方面，传统的国学史料被重新挖掘、整理和研究；同时国外特别是日本的一些相应研究，也引起国内学界的注意，一些重要的学术著作被翻译过来进行出版，国际视域下的“汉学”概念自此逐渐形成。本书收录的便是这一时期日本有关中国经学研究文献三种——《四书研究》当时曾是日本研究中国儒家中心思想的名著、《经学史论》和《中国经学史概论》一直被作为研究中国经学史的必读书，以及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参考书。从中可见当时日本中国经学研究的概貌，也是国际视域下中国学研究的一个缩影。

《思想录》是十七世纪法国数理科学家、思想家帕斯卡尔的重要理论著作。全书集中反映了帕斯卡尔的神学和哲学思想。作家继承了理性主义的传统，对于人性、人生、社会、哲学和宗教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西方思想史上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本书是英国哲学家罗素于1921年写成的一部著作，也是早期分析哲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1921年，罗素应邀来华讲学，其中在北京大学作了一系列关于“心的分析”的讲演。书中首次系统阐释了罗素的中立一元论思想，体现了罗素哲学思想的一次重要转变。

《思想的谱系》以英美两大主要知识分子刊物《伦敦书评》和《纽约书评》的比较及作者本人的家族史片段作为结尾，为我们了解两大期刊和作者打开了又一扇窗户。佩里·安德森在这《思想的谱系》里全面考察了当代思想领域的各种变化，从极右派、自由主义中间派到马克思主义左派，从保守思想、自由思想到激进思想，其独特的视角至今罕见。20世纪的主要思想家和他们的贡献——进入安德森的视野，包括著名右翼思想家施米特、施特劳斯和哈耶克，自由派哲学家罗尔斯、哈贝马斯和博比奥，以及左翼文化中的重要人物，如历史学家汤普森、布伦纳和霍布斯鲍姆，古典学者廷帕纳罗、社会学家瑟伯恩和小说家马尔克斯等。《思想的谱系》适用于：对政治、历史、哲学等领域思想理论感兴趣的学者、研究者和学生，受过良好教育的普通读者。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导读本）》以震聋发聩的奇异灼见和横空出世的警世格言宣讲“超人哲学”和“权力意志”：横扫了基督教所造成的精神奴性的方方面面，谱写了一曲自由主义的人性壮歌。尼采用诗歌修辞的方式完美地表达了自己的哲学观点，平静的语言带来思想的风暴，和平的鸽子之脚引导思想世界前行。于是，近代人类思想的天空中有了一道光耀千年的奇异彩虹。

《沉思录》是自己写给自己的隐秘手书，《箴言录》开始也只是在沙龙里口耳流传，直到出现了多有错误的盗印本，作者才不得不自己将其整理付梓。这两部书都不是为出版而作，不意却成为经典之作，甚至有一本还成为今天中国的畅销书．虽然说它不仅留传、而且也流行总归是一件好事——和时下坊间许多畅销书相比，“与其你流行，还不如我流行”呢！但是，它的流行的确和作者、也许我还可以说和译者没有多少关系。它们的确不是那种好读又实用的畅销书，读它们是很要费些力气的，而且还可能让人感到不安——为什么我不能还有另一种生活，不能让我的生活还有更具精神性的一面？甚至还可能让人感到不快——难道我的内心真的还有这样多不洁的东西？但是，好书终究还是好书。对最好的一类书，我们要努力去配得上它，而不是由它来迁就我们。

托兰德是18世纪英国著名的自由思想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本书是托兰德在18世纪初年在欧陆国家旅游和寓居期间写作的，1704年伦敦出版。书名中的“塞伦娜”是假托的名字，但实有其人，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的妻子苏菲·夏洛蒂王后。托兰德以书信的形式将其与夏洛蒂讨论过的几个宗教神学和哲学问题写成三篇文章，并与写给他人的两篇哲学通信结集出版，总题书名为：《给塞伦娜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