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体死亡的言说，如果将之视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表征，而不是一路时髦的话，那就会引起不安。毕尔格认为，应对这种不安的一个切实有效的办法就是关注主体的历史。因此，在本书中，毕尔格追索了法国从蒙田到罗兰·巴特这段历史时期内主体的变迁。从笛卡尔的《方法论》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主体都不假思索地被视作讨论的立足点。然而，这种不假思索性自现代以来逐渐丧失，人类为自己设计未来图景的框架似乎已经动摇，而一个新的框架又尚未出现。

维特根斯坦对待心理现象的研究上不是像许多心理学家那样，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心理现象，而更多的是研究我们日常生活中这些字词是如何使用的，从而批判人们对于这些字词的误用而产生的形而上学错误。这就是说，他的心理学研究的目的不是要解决心理学中的问题，而是人使人们重新认识哲学问题特别是形而上学问题产生的根源，从而消解形而上学问题。心灵—语言问题是后期维特斯坦研究的焦点问题，事实上，心灵与语言的双向透视不仅是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心灵哲学和语言意义学说及以形成的基本方法前提，也是维特根斯坦全部哲学中最有特色和最具魅力的方面。对心灵—语言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是将维特根斯坦的基本哲学观从逻辑整体论导至实践整体论的关键。本书全面系统地分析了维特根斯坦后期心理哲学所涉及的方方面面，揭示了维特根斯坦哲学变革的真正意义。

本书收录德国著名哲学家克朗纳的三种著作，分别讨论德国观念论的基本特色、康德的世界观以及黑格尔哲学的发展。克朗纳以研究德意志观念论史知名于世。本书以一个深刻主题为线索　，清楚呈现了康德和黑格尔两位大哲学家的终级关怀、思想发展以及历史关系。

怀特海的《思维方式》这部书稿的翻译我早在1964年就已完成了。记得拙译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言》一书1963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我曾想过是否能继续译点什么；编辑部的先生也问我是否还有这方面的兴趣，并寄来了怀特海的“Modes of Thought”一书让我试译。那时我正在全增嘏教授的指导下，以“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的名义，在复旦大学哲学系尝试开设现代西方哲学课程。全先生早年在哈佛求学时是怀特海的学生，对怀特海哲学知之甚详。他认为研究一下怀特海哲学对理解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很是有益，而通过翻译怀特海本人的论著来理解怀特海不失为一种较为踏实的方式。于是我就同商务印书馆约定翻译此书。在翻译过程中遇到问题我一直得到全先生的指点，全书译成后还请他审校过。我根据当时自己对怀特海一知半解的认识写过一篇译序（《中译本序言：怀特海哲学评介》），记得1964年我就将其与译稿一道寄给了商务印书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四清运动”开始，正常的出版秩序被打乱，本书未能及时出版。接着就是十年动乱，被归属于反动哲学家之列的怀特海的书更难出版。我也很少再想到它。十年动乱结束后，大致是在70年代末，我与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的先生见面时谈起过这部书稿，他们表示要安排出版。因感到60年代写的那篇译序基本上固守旧的简单否定的批判框架，显然已不合时宜，于是我取了回来，准备重写。以后的近20年，我既忙于教学，更忙于编写和修订《现代西方哲学》教材以及完成几项必须限期完成的国家和教育部的科研课题，还忙于一些社会工作，无暇顾及翻译。对怀特海也没有另作专门研究。上述的那篇《中译本序言》不仅未能重写，连原来的稿本也丢失了。商务印书馆也一直没有催问我。据我所知，他们有大量“文革”前的积稿待处理，我对自己的译稿未出并不奇怪，更不在乎。因此我同样没有主动与商务印书馆再谈及此事，甚至几乎没有再去想它。一直到1997年，我意外地收到商务印书馆译作室张伯幼先生的来信。他告诉我他们在清理库存旧稿时发现了我的这部译稿，希望由我自己审读一遍，然后交他们安排出版。我对此当然感到高兴。但当时我正忙于《新编现代西方哲学》的编写，因此我回信说如果近期出，我无法校订，如不是近期出，我当然要将其重校一遍，我估计商务印书馆方面同我自己一样并不急于出，事情再次拖下了。2000年，我又收到商务印书馆译作室朱泱先生的信，说他正在看我那部译稿。他除了就个别译名的译法提出意见外，还谈到译稿中有几页未找到，另外是要我寄回那篇《译序》。前几件具体事都容易解决。但原来的《译序》已丢失，即便在，也不能用。如何写一篇对怀特海哲学有较公正的介绍的《译序》，一时还难住了我。因为近些年来我一直未把怀特海哲学作为重点来研究，对之仍然是一知半解。写一篇关于怀特海哲学的介绍总得对之作些研究。更重要的是：这部译稿毕竟是我在近40年前完成的，必然存在种种不足。应当尽可能由我自己重校一遍。这些都需要较多时间。而这两年我又忙于一些不可耽搁的事。这样，我只好再度延期了。然而不管怎么忙，只要我还有心出版这部译稿，总得对它作出一些必要的处理，不能再拖下去了。故此我在2002年暑期抽空将旧译稿重校了一遍。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起我一直没有做过翻译工作。这次校订，从技巧上说就显得生疏。对原译稿改动不大。很可能还存在不少不当之处。前几个月，朱泱先生告诉我，怀特海的这部书1998年华夏出版社已出了一个译本，建议我找来参考。但我自己未买到此书，在复旦哲学系资料室也未找到。这种参考当然有好处，但也可能造成一些问题。我想就免了吧！至于对怀特海哲学的介绍，我几次动笔试图写，都是半途而废。主要原因是我对自己所写的东西有画虎不成之感，将其作为本书的译序可能误导读者。因此觉得不如不写。好在近年来国内哲学界对怀特海已有一些介绍。这方面的专著、译著都有出版。还有几位研究美国哲学的专家在其论著中也有关于怀特海的介绍。建议想了解和研究怀特海的读者去参考这些论著。刘 放 桐2003年3月30日

本书精选了刘教授十余篇*影响力的英文论文译为汉语，编为一集，既有学术交流推广的意义，也藉以表示后学对刘教授学术成就的敬意。论文涉及的范围广阔，除了有关经典文本语言的研究，也有关于中国思想源流、中西思想比较、翻译中国经典问题讨论等篇章。本书译者为在大学任教的老师和研究人员，都曾亲炙刘教授的教诲。

哲学简史，通过对哲学大师的学派分析，对哲学派系、哲学的时代、哲学的发展以及哲学大师的哲学观的形成，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将漫长的哲学史，有个透彻的了解。威尔·杜兰特（1885—1981）是普利策奖（1968）和自由勋章（1977）的获得者。他花了50多年的时间充成7他广受好评的重要著作：11卷本的《世界文明史》（后几卷是他和妻子阿里尔合作的结晶）。在他9二岁时，还创作了《历史上的英雄》，这是他辉煌一生的最后作品。他的《哲学简史》（英文原著名“THESTORYOFPHILOSOPHY）旨在让更多人通过这本书了解哲学。终其一生，杜兰特都热情地致力于将哲学从学术的象牙塔中解放出来，让它进入更多普通人的生活。在人类情谊和社会改革等出版物普遍流行之前，杜兰特就是这类出版物的侣导者。通过自己的作品，杜兰特使全世界范围内的读者不断得到偷悦，也受到教益，他使得上百万人的生活更广阔、更丰富，也使人们更宽容。

德国著名思想家马丁·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时期（1919-1923年）的讲座和论文被视为海德格尔思想的真正开端。作者在其中尝试了以“形式显示的现象学”为标识的思想和表达的革新实践。《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文选》收录海德格尔这个时期的三篇重要论文，外加三个讲座稿的关键章节，为中国读者提供了进入前期海德格尔哲学的基本读物。

上卷在时间上以19世纪为主，侧重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现及其在逻辑上的完成，突出它的精神源头及其理论活力；下卷在时间上以20世纪为主，侧重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中的运用和曲折发展，突出它的中国化历程及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艰难创新。由由第二国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偏重理论到偏重实践、从普遍形态到民族化的过渡，出于内容的衔接和篇幅的平衡的考虑，我们将这部分划进了上卷，并作了内容上的调整充实。而原书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东欧的历程则以浓缩的方式简化，主要阐发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则以“附录”的形式置于正文之后，以利于教学的灵活处理。鉴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必须立足中国现实、面向未来，故这次修订新增了叙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三大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相关内容。

本书是美国古典学学者、政治哲学家伯纳德特所著。作为当代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最出色的学生之一，基于深厚的古典学和哲学素养，伯纳德特以古希腊最伟大的悲剧之一《安提戈涅》为文本，作出了极为精彩、充满曲折意味的解读。书中分析了神的“公义”和人的“正义”之间的紧张关系，认为在世俗政治的视角中，神的公义成为一种神圣的罪业。这种公义和正义之间的紧张感自始至终贯穿在古希腊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安提戈涅的悲剧正是其具体表现。此外，伯纳德特还对古希腊人关于命运的、深厚的传统观念进行了分析。<

本书含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皮萨列夫、冈察洛夫，为大型星丛传记文库之一册。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为一百多年前俄罗斯天才的、著名的文学家，评论家，冈察洛夫、皮萨列夫为天才文学家。他们的著作不仅在当时轰动文坛，而且至今仍有独特的魅力。本书以真实、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