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里庇得斯是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也是当时希腊社会的“现代人”。本书主要探讨其作品之"现代性"的双重含义。重含义说的是他与前人及同时代作家的关系：他的作品以极强的创新性和颠覆性独树一帜，他的思想前卫、现代，这使他俨然是古代的现代人。第二重含义说的是他的思想特征与现时代紧密关联：他的作品对众多现代作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强烈的现代倾向在现代作品中不断重现并推进，从而得到了深化。总体而言，作者着重考察了欧里庇得斯对他本人所处时代及其智性变迁的思考，以及其剧作如何因独特的思想而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性特征。

这是“经典与解释”辑刊的第60辑，也是辑刊创办第20个年头的开年辑。本辑论题再次围绕斯威夫特采编译文。斯威夫特以《格列佛游记》知名，但他的谜语文学和修辞术是目前西方学界研究的重点，这些写作形式和修辞特征反映了他对自己作为知识人的身份，尤其是他对西方现代性的深刻认识。另外收录的柏拉图研究《中的守法与正义》，以及研究莎士比亚研究《中的犹太人问题》，沿袭了“经典与解释”丛书细读经典文本的惯例。“思想史发微”收入两篇经学研究文章，一篇讨论康乾时期官方在《春秋》的经史性质及夷夏观念上与胡安国《春秋传》的分歧，认为分歧背后实际上存在着清廷维护政治统治的考虑。另一篇讨论乾隆间所编经学书籍《御纂诗义折中》在立意上与康熙时期不同，其中体现出浓厚的“四书学”特色。 另“旧文新刊”收入台湾学者程元敏的旧文《篇义证》，以飨读者。

尼采是二十世纪颇具影响力的革命性思想家之一，即便放眼整个思想史的坐标，尼采的地位依然堪称举足轻重。理解尼采，已然成为理解二十世纪以及未来世纪的关节。二十年前，刘小枫教授发表《尼采的微言大义》，随即引发坊间热议。二十年间，作者一直致力于理解尼采，而这种努力实际更多着力于阅读柏拉图。本书收集了作者晚近几年所写的数篇习读尼采札记，与二十年前备受争议的文章合在一起，记录了作者认识尼采的学习进程。“尼采的教训既是我们思考的路标，也是我们的思想绊脚石。”本书虽立足理解尼采，却以整个西方文明为经纬，视野开阔，发人深省。

法国的启蒙理性兴起于文艺复兴运动，是一种抽象的理性，倡导抽象原则；亦是一种批判的理性，指向社会与政治。德国的启蒙理性直到18世纪才登上历史舞台，是一种超现实的抽象，强调理性与信仰的和谐；亦是一种理性的批判，追求理性王国的目标。法德启蒙理性观存在着不同的逻辑进路，二者在理论和精神气质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法德启蒙理性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书对法德启蒙理性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哲学-神学领域，库萨虽然广泛地接受了当时盛行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之影响，但就其立论大旨与根基而言，仍从属于所谓的天主教新柏拉图主义传统，这一传统远绍古希腊的普罗丁（Plotin）与普罗克洛斯（Proklos）对柏拉图《国家篇》、《巴门尼德篇》等著作从“太一论”（Henologie）视角所作的阐释；与亚里士多德主义以“存在论”或曰“存在论”（Ontologie）的视角出发，将“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置于形而上学研究的核心位置不同，新柏拉图主义者将“太一”看作万有的绝对本原，它以其绝对的单纯性甚至无法于自身之中包括存在——这将为“一”本身增添不必要的复多性而使之分裂为二，因而超于存在之上。由此出发，新柏拉图主义于论理方面主张绝对者从根本上不可能为任何名言概念所框定，于实践方面则主张努斯通过直观自身而超思知的活动、从而与“太一”这一至高现实性重新合一的进路——这往往导向对某种“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庄子》大宗师章）的内在体验之追求。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象学在汉语学术界引发了广泛的兴趣，渐成一门显学。1994年10月在南京成立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此后基本上保持着每年一会一刊的运作节奏。稍后香港的现象学学者们在****成立学会，与设在大陆的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常有友好合作，共同推进汉语现象学哲学事业的发展。中国现象学学者这些年来对域外现象学著作的翻译、对现象学哲学的介绍和研究著述，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均值得称道，在我国当代西学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中国的现象学事业才刚刚起步，即便与东亚邻国日本和韩国相比，我们的译介和研究也还差了一大截。又由于缺乏统筹规划，此间出版的翻译和著述成果散见于多家出版社，选题杂乱，不成系统，致使我国现象学翻译和研究事业未显示整体推进的全部效应和影响。有鉴于此，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与香港中文大学现象学与当代哲学资料中心合作，编辑出版《中国现象学文库》丛书。《文库》分为“现象学原典译丛”与“现象学研究丛书”两个系列，前者收译作，包括现象学经典与国外现象学研究著作的汉译；后者收中国学者的现象学著述。

本书收录了作者发表于2011-2021年间的部分论文，围绕对时代问题的哲学分析主题，从反思当代哲学与启蒙的关系入手，提出从文化自觉到哲学自觉的主体意识，重申哲学是时代先导的口号，确立分析观念对中国哲学当代建构的重要意义。作者从哲学与时代、时代与思想、时代与哲学三个方面，阐发了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知识、信仰、科学、思想、语言、意识、未来等众多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最终试图为哲学在这个时代巨变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本。

《对自己的生活说是》：根据尼采的思想，真正幸福的人应该是能肯定自己生命的人。没有本真的生命力就没有真正的幸福。但在尼采看来，一直存在着削弱生命力的东西，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康德的道德律以及基督教等。它们遮敝着真相，消耗着人们原本有活力的精神，使人变成末人、小矮人，高贵的东西荡然无存。为了拾回自己的生命力（它是真正的幸福之源），我们要抛弃这些奴隶的道德，超这些善恶标准，我们要能重估一切价值，呼唤狄俄尼索斯精神，但我们也因此付出代价，也就是我们必将孤独。尼采意义上幸福的人必定是孤独的人，因为只有孤独才能更好地滋养着他的生命力。怨恨和同情一样都削弱生命力，因此都是幸福的敌人。但忧郁仿佛是尼采式的幸福观面临的一个难题。我可以忧郁地幸福着吗？《何为幸福》：奥古斯丁是教父哲学家，上承古希腊罗马哲学，下启强调信仰与理性的中世纪哲学。幸福作为生命的目的被奥古斯丁表述为拥有或接近“上帝”。这不仅是一种信仰意义，更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其中承接了柏拉图及新柏拉图主义的传统。奥古斯丁指出，为实现“上帝”这一生命之鹄的：一方面，人需要从外在转向内在，反求诸己；另一方面，人需要从下往上看，追求超越。在内心的渊薮处，皈依真理，趋向生命的完满。《认识你自己》：人应当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是善（good）的生活。但是，善的生活是怎样的？是充满欢乐（pleasure）的，还是由理性来支配的？更进一步，如果好的生活应由理性来支配，那么我们究竟要用理性来追逐权力和强大，还是探求真和善？柏拉图认为，好的生活应该由理性来支配，并且要用理性来探求真和善，而不是追逐权力。在《斐莱布篇》中，柏拉图根据“准确性、精确性、关注大程度地拥有真理”的标准来比较只充满欢乐的生活，和由理性来支配的生活。他认为后者拥有秩序和尺度，而前者则相反，完全缺乏尺度，因此由理性所支配的生活比仅有欢乐的生活更接近好的生活。在《高尔吉亚》篇中，柏拉图则根据相同的标准来比较了能够谋得权力、博得他人欢心的政客的说服术，和追求善、正义和其它美德的哲学家的辩证法。由于“善是一切行为的目的”，并且只有后者的目的才是善，因此由哲学家的辩证法支配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善的生活。《人是否平庸要看他无聊时做什么》：罗素特别强调清晰、理性的思考，他是不相信“难得糊涂”这种幸福的。他觉得幸福需要长期的努力和实践，对自己和世界都要有清醒的认识。那种一下子的非理性快感以及自以为看破红尘的深邃都是对生活的逃避。越想快乐的人越难快乐，因为他眼里只有自己。保持理性重要的是正视自身、保持对外界的好奇，时刻提醒自己在自我之外还有整个世界。《实现生命的潜能》：人人都想得到幸福，但是，什么是幸福？我们如何才能达致幸福呢？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eudaimonia）就是我们生命的兴旺，是我们生命中的善，而要达致幸福，我们需要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和沉思的生活。本书是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的哲学智慧集成，是一部关于人生迷津的指南。它将尝试回答我们在追求幸福时可能面临的几乎所有谜题：什么是幸福？什么能令我们达致幸福？如果幸福系于我们的德性，那么，到底哪些德性才有助于我们去获取幸福？我们又该如何来养成这些德性？此外，我们该怎样去选择善？我们又该以怎样的方式去对待荣誉、金钱、权力、友谊、肉身的快乐等等我们所渴慕的善？

《哲学的贫困》是一部论战性著作，充满着批判性和革命性。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一部批判的、革命的历史，也正是通过对种种谬误、歪曲、诋毁和攻击的批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才得到更充分的彰显，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广泛的发展和更深入的传播，成为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思想理论武器。对此，学习《哲学的贫困》，不仅要学习文本中关于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也要学习文本本身所蕴含的批判性方法。

本书分为“明治哲学篇”与“大正、昭和哲学篇”，明治时期（1868—1912）是日本介绍西洋哲学，逐渐接受西洋哲学的时期。活跃在明治初期的，是以西周、福泽谕吉为代表的一批集中于“明六社”的启蒙思想家。通过这样一批既具备广泛的汉学知识，又积极接受欧美学问制度的启蒙思想家们的努力，日本走向近代化的基础得以确立下来。在这之后，活跃在历史舞台的，就是以植木枝盛、中江兆民为代表，为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提供理论依据的一批人。通过他们，欧美的自由、权力的思想被介绍到日本，并渗透到了整个日本社会。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思想运动，我们才可以说日本的近代化确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之后，哲学的活动开始从整个社会转向学术的内部，哲学开始成为大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在这一时期，井上哲次郎、大西祝发挥出了核心的作用。卞崇道先生的《明治哲学篇》，就简洁明快地叙述了这一时期日本哲学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