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辩证法：历史学及人文学科的哲学解释》自然科学（包括一些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不同思维模式对人如何思考自身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前者导致“人的科学肖像”，后者导致“人的外在肖像”。“人的外在肖像”是对人的较为准确的再现，曾经在我们的知识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但后来被“人的科学肖像”取代。《行为辩证法：历史学及人文学科的哲学解释》作者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哲学教授弗雷德里克·A.奥拉夫森旨在从文学及历史学的“动因”、“意向”、“阐释”、“叙述”、“时序”等特征入手，解构“人的科学肖像”，唤醒并捍卫“人的外在肖像”。《行为辩证法：历史学及人文学科的哲学解释》堪称继卡尔·G.亨佩尔之后对分析的历史哲学，以及继马丁·海德格尔之后对现象学的巨大贡献。

本书由美国著名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在不同时期发表的作品集结而成，书中各篇论文均由罗蒂生前亲自选定。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罗蒂考察了活跃在当代哲学舞台上的分析哲学、欧陆哲学、历史主义、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等不同的哲学流派，考察和澄清了若干元哲学论题，继而提出对话哲学的崭新理念；罗蒂梳理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包括对真理的阐明和对哲学、宗教、文学以及氏主政治的理解——提出了文化发展走向文学文化的可能性，并对这种可能性进行了历史主义的分析；罗蒂还以独特的实用主义视角审视了哲学史上的普遍主义、浪漫主义和人文主义传统，并通过对当代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和德里达的回应，阐明了哲学的功能以及当卜时代哲学应该承担的崇高使命。在一个普遍叫嚣哲学终结的时代，罗蒂的著作无疑会带给我们新鲜的养料，读罗蒂的著作必定会让我们重拾哲学昔日的自信和辉煌。

路德与宗教改革的影响、莱布尼兹一沃尔夫的哲学遗产、莱辛、赫尔德与德国的启蒙运动、歌德和席勒：德国文学艺术的杰出代表、牛顿、休谟和英国文化的渗透、斯宾诺莎主义的入侵、卢梭与法国革命的多棱镜等。

本书所介绍的文学作品乃是我从浩如烟海的西方文学杰作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它们既是西方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本身又深具可读性。在本书之中，作者力求以原作的风格对原来洋洋大观的巨作进行极致性的浓缩，其语言是通畅明白甚至优美的，行文又比较真实地再现了原作的风范。《宽容》是美国著名学者亨德里克·威廉·房龙的代表作之一，曾被译为20多种文字，畅销全球近百年。在本书中，作者用生动睿智的语言讲述了漫长的人类思想发展史，以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为依据，以社会和人是否宽容为标尺，用轻松幽默的方式来揭示真理，主张宽容与和平，倡导思想解放，是关于宽容和自由思想的经典之作。无论是普通读者还是专家学者，都可以从本书中获得启发和阅读的快感。

《爱比克泰德论说集》最老版本是CodeLz．Bodleianus Graecorum Miscellarigorum 251（S），于11、12世纪之交编辑而成，所有后世版本（MSS）都是在此基础上修订完善而成的。1525年，Victor Trincavelli“据此印刷出版了第一个《论说集》印刷本（威尼斯本）。但他依据的原始手本错误百出，故几乎毫无文本考证价值。第一本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本子由Jacob Shegk在1554年（Basel版）完成。Shegk是图宾根（Tubingen）著名医学教授，与Trin—cavelli的本子相比，他审订的希腊文本虽在文字上并无多大改变，但由于他采用的拉丁文本非常可靠，所以得以对希腊文本数百处谬误予以校正。1560年，Hieronymus woIf（Basel版）在他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订，附加翻译和点评。他所校订的这个本子在爱氏思想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当时的学术界未能产生应有影响，人们普遍阅读的仍然是Shegk校订的Trin—cavelli本。

《东方哲学思想与文化精神》全面涉及了南亚、西亚、东亚的古今哲学与文化，检阅了我国东方哲学研究的最高研究水平，表现出广（主题广泛）、高（水平高）、新（角度新、领域新）、尖（反映出前沿与热点）等方面的特色，不仅包括了黄心川、巫白慧、李甦平、姚卫群、孙晶、黄夏年等国内知名学者的论文，还包括了崔英辰、金汉相等韩国学者的论文，可谓名家荟萃，济济一堂。

本卷的主要目的在于从哲学、伦理学、历史学、思想史、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科学、公共政策等多种角度，探求适合21世纪的“公共性”，构建“学科结构改革”的开端。

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以漫长的19世纪为对象，创作了《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三部曲，描述了欧洲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市民、劳动者走上历史舞台，不断壮大，彼此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的一段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帝国的时代”落下帷幕，也使一系列矛盾急剧爆发，历史由此进入到了“短暂的20世纪”。20世纪是一个围绕这一系列矛盾发生变革的“极端的年代”，它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纳粹、第二次世界大战、原子弹爆炸、民族解放、冷战体制、越南战争、大量消费、环境破坏、苏联解体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确实是一个走向极端的年代。首先，19世纪是科学技术从人民大众的心目中的神圣领域转向世俗领域的一个转换时期。国家主义（national）就是这个漫长的19世纪孕育出来的意识形态，而后出现的社会主义、民族解放运动使之进一步强化，走向了世界化。科学技术承担起了国家主义体制下的国家建设之任务，它的公共性也就显著地体现于此。之所以会这样，其重要原因之一乃是在于科学技术对于旧体制具有强大的破坏力，它不仅可以带来富国强兵的社会变革，而且也标志着人才与知识权威的新旧交替。因此，科学技术在国家建设的教育制度之中得到了优待与重视。其次，科学技术被委以维持新出现的流动型社会结构之原动力的重要使命。它在被期以“破坏力”的同时，也被世人赋予了“构筑力”的属性。由此，科学技术扮演了一个救世主的形象，使人类脱离了“零和游戏”（zero-sum game）之规则，即避免人类陷入一方以革命或者斗争的形式来掠夺另一方之陷阱，体现为了站在人类社会之外，为人类社会带来富裕的“价值投资”。这样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所形成的科学技术的形象，毫无悬念地成为了超越阶级或者阶层，统合整个国民的目标。最后，冷战体制决定了20世纪后半期的社会发展。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技术成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不可缺少的条件，原子能开发、火箭技术、雷达技术使人们认识到国家安全与研究最前沿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之外，出现了一个投资科学研究的新契机。这一认识在冷战体制下得以拓展，它为科学的基础性研究——我们可以不必在意这一研究是否会带来收益——提供了一个绝好的环境。不仅如此，冷战体制的长期化不仅体现在了军事领域这一方面，而且也进一步加剧了知识权威之间的竞争。由此，科学技术的研究如同竞技体育一样，展现为一个履行新的“神圣”使命的国际主义者的行为。正如奥林匹克运动会所体现出来的竞争一样，诺贝尔奖的角逐也成为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彼此竞争。苏联解体为“短暂的20世纪”画上了一个句号，与此同时，20世纪的科学技术的诸多矛盾也开始走向表面化。由此，超越民族主义的国家体制的公共性究竟是什么，这样的课题研究开始浮现出来。一方面，以丰富人类生活为目的的大量生产、大量的能源消耗、大量的输送、大量的废弃物等一系列人类的经营行为，使地球环境的负荷达到了一个可容忍的极限。医疗的普及、卫生条件的改善、传染病的防治等科学技术的提高，带来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激增、发达国家的老龄化与少子化等人口结构极为异常的新的社会问题。克隆人、基因图谱、生物医学、信息科学、纳米技术、环境保护、能源问题等科学技术的研究呈现出了一片繁荣的景象，从而缩短了技能、产业、企业的变动周期，加速了竞争与优胜劣汰、胜败之间的不断交替。面对这样的现实，大多数人对于放肆性地宣扬“科学进步将会解决一切问题”这样的观念开始出现怀疑与不安。另一方面，不断扩大的科学技术的内部问题也是层出不穷，既出现了科学制度即不予进行市场评价所造成的普遍性问题，也存在了围绕评价本身而出现的科学技术自身的问题。科学技术研究的量的扩大导致了相互评价的官僚化，助长了大型研究课题的无责任化。科学技术的研究本身就是“向未知的挑战”，投资失败的责任究竟由谁来负责，确实存在着难以判断的一面。进而，研究领域不断细化，研究者们投入到这样的研究领域之中，给人类的整体性的世界观带来了误解，使一批具有单一技能的怪人登上科学的舞台。不仅如此，科研资金的支持团体从国家逐渐转向了市场，过去的科学研究理念即“公有制、普遍主义、从私利之中解放出来、系统性的怀疑主义”开始出现崩溃，取而代之的，则是专利、资金、下层经济基础、技术培养等制度走到了历史前台。这样一个事实，标志着科学技术乃是“对于人类社会整体的价值投入”这一理念的崩溃，从而改变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形象。19世纪末作为制度而展现出来的科学技术，而后在国家主义的国民国家建设与冷战体制之中走上了不断扩大的道路。但是，到了经济、政治的环境发生剧变的现在，我们站在国家主义体制下来探讨科学技术的公共性已经是不可能了。在公共性开始脱离国家主义体制，走向多样化的今天，我们要站在新的公共哲学的视角，重新探讨与科学技术交织在一起，不断涌现出来的大量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本书是对第26次公共哲学共同研究会——“科学技术与公共性”的讲演与发言的编辑，其目的即在于为此而提供广泛的问题意识，以期为解决它发挥出一定的贡献。

黑格尔的学说包含着某种国际观和全球化理论：绝对精神不会满足于最初偏居一隅的直接任性，它一定要首先把过往和现存的所有历史纳入自己的精神历程，把它们分别理解为自身发展史上的一定环节，最后则一定要从外在的角度占领世界，一定要客观地表现为某种“世界历史”。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蕴含着丰富而有价值的法文化理念。这种理念围绕两个正义原则这一中心，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取向，建立在社会契约和道德理性的基础上，具有政治建构色彩，突出强调自由优先性的历史传统与平等普适性并重思想。罗尔斯认同民主宪政制度，认为公民自身健全的道德能力和互惠性协议信用产生了守法的自觉性。其正义法文化思想体现于公民、公权、万民法三个层面。 罗尔斯的法文化思想力图在社会基本结构中营造了一种法治背景正义。宪政体系是一个秩序良好的民主社会所采取的最佳形式。基本自由中只有政治自由才有公平价值，自由只有为了自由的缘故才能被限制。合法性是基本要求，法治的不完善性和契约义务使公民服从不正义法律有着充足理由。反抗不正义法律只能采取非暴力性手段。经济法律制度中体现自由优先，也体现机会平等和差别对待，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是对最不利群体的实质关怀。 法文化在实现社会基本结构的公平正义中发挥基础作用。从外在形式看，政治的可能性与法治的可行性佐证了罗尔斯法文化理念的持久稳定。而从深层原因看，法文化视域中理性的和合理的公民的存在，决定了法治中公共理性的存在，从而会使统合性学说对公平正义的法文化产生重叠共识，这是该理念顽强生命力的根源。 自由主义内部对话，是自由与平等之争。与社群主义对话，是正义与德性价值分歧、个人与共同体利益取舍之争。与哈贝马斯对话，是法律理性构建范式之争。中西法文化比较中，对和谐视域下中国有一定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