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谱系》以英美两大主要知识分子刊物《伦敦书评》和《纽约书评》的比较及作者本人的家族史片段作为结尾，为我们了解两大期刊和作者打开了又一扇窗户。佩里·安德森在这《思想的谱系》里全面考察了当代思想领域的各种变化，从极右派、自由主义中间派到马克思主义左派，从保守思想、自由思想到激进思想，其独特的视角至今罕见。20世纪的主要思想家和他们的贡献——进入安德森的视野，包括著名右翼思想家施米特、施特劳斯和哈耶克，自由派哲学家罗尔斯、哈贝马斯和博比奥，以及左翼文化中的重要人物，如历史学家汤普森、布伦纳和霍布斯鲍姆，古典学者廷帕纳罗、社会学家瑟伯恩和小说家马尔克斯等。《思想的谱系》适用于：对政治、历史、哲学等领域思想理论感兴趣的学者、研究者和学生，受过良好教育的普通读者。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导读本）》以震聋发聩的奇异灼见和横空出世的警世格言宣讲“超人哲学”和“权力意志”：横扫了基督教所造成的精神奴性的方方面面，谱写了一曲自由主义的人性壮歌。尼采用诗歌修辞的方式完美地表达了自己的哲学观点，平静的语言带来思想的风暴，和平的鸽子之脚引导思想世界前行。于是，近代人类思想的天空中有了一道光耀千年的奇异彩虹。

《沉思录》是自己写给自己的隐秘手书，《箴言录》开始也只是在沙龙里口耳流传，直到出现了多有错误的盗印本，作者才不得不自己将其整理付梓。这两部书都不是为出版而作，不意却成为经典之作，甚至有一本还成为今天中国的畅销书．虽然说它不仅留传、而且也流行总归是一件好事——和时下坊间许多畅销书相比，“与其你流行，还不如我流行”呢！但是，它的流行的确和作者、也许我还可以说和译者没有多少关系。它们的确不是那种好读又实用的畅销书，读它们是很要费些力气的，而且还可能让人感到不安——为什么我不能还有另一种生活，不能让我的生活还有更具精神性的一面？甚至还可能让人感到不快——难道我的内心真的还有这样多不洁的东西？但是，好书终究还是好书。对最好的一类书，我们要努力去配得上它，而不是由它来迁就我们。

《理解的真理及其限度：西方现代诠释学的艺术哲学向度的考察与批判》以艺术真理问题为线索，对以伽达默尔、利科为代表的西方现代诠释学及赫施、阿佩尔、哈贝马斯、德里达等人与伽达默尔展开的诠释学论争的艺术哲学内蕴，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与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将艺术作品的存在经验重释为“理解与创造的张力的存在”，进而把艺术的真理在存在论上思为意义与行动的真理——艺术的真理之途回荡着自由的召唤。

本书是英国哲学家罗素于1921年写成的一部著作，也是早期分析哲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1921年，罗素应邀来华讲学，其中在北京大学作了一系列关于“心的分析”的讲演。书中首次系统阐释了罗素的中立一元论思想，体现了罗素哲学思想的一次重要转变。

两千六百多年的西方哲学可谓“源远流长”。古代哲学的源头，在时问上可以追溯至希腊城邦时期到罗马帝国时期。奠定基础、塑造原型是在希腊阶段，史称“希腊哲学”；而罗马哲学只是它的后续发展而已。事实上，希腊哲学所设定的探讨方式，如思考题材与基本观点，直至今日对西方哲学界仍有可观的影响。就希腊哲学来说，苏格拉底是个分界线。在他之前的哲学家所留下的大都是断简残篇，见解也较为具体素朴；在他之后，出现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这对师徒，其著述丰富且体系完整，对人类理性所欲探讨的一切问题，几乎都有所涉及。本书让你一本书就读懂西方哲学史。

一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界都存在两种在我看来其实紧密勾连在一起的倾向：我们要么对各种思想和理论、特别是西方理论采取“非语境化”的处理和“前反思接受”的立场，并以这种“非语境化”的西方理论为判准对中国问题做“普罗克汝斯特斯之床”式的“裁剪”；要么采取我所谓的“讲故事”的方式进行毫无理论观照的研究，不仅无力洞见到其间有意义的理论问题，更无力进行较有深度的理论建构。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研究西学的成了“西化论者”（研究儒学的则成了“新儒家”）；另一方面，我们用西方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描述着“乡土中国”或“新乡土中国”（或“黄河边的中国”），试图发掘所谓的“本土资源”。显而易见，如果说第一种倾向“丢失了中国”，那么第二种倾向则为我们描绘了一个“非中国的中国”——因为它完全忽视了一百多年来（尤其是晚近30年来）的社会变迁及其对中国的冲击和影响，特别是遮蔽了“世界结构”、“贫富差距结构”和“城乡二元结构”等“结构丛”所型构的当下中国。

一般说来，“实践派”的理论探讨主要集中在两大领域：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思考；一是对社会生活实践的批判考察。前者是“实践派”的共同思想基础，后者是其理论观点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应用。本书、在编辑体例上分为“哲学、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政治和革命”、“文化、思想和宗教”以及“社会主义、官僚制度和自治”四大部分。 本书的哲学论文共计五篇，分别是《今天的辩证法》（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马克思哲学的意义》（米兰·坎格尔加）、《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种张力》（斯维托扎尔·斯托扬诺维奇）、《历史决定论的某些片面观点》（沃因·米利奇）、《历史科学与历史哲学》（约万·阿兰德耶洛维奇）。马尔科维奇在本书《导论》第四节“‘实践派’的基本哲学观点”中，对贯穿这些文章的基本观点作了集中而又鲜明的概括。他力图通过这些概括表明，在哲学的性质、出发点和方法论上，“实践派”都有一套与众不同的理论见解。

历史理性就其实质而言不过是在历史进程中生成的人的理性。因此，对历史理性的理解就必须从对人本身的理解进行。由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类自身发展的程度不同、人类的自我意识觉醒的程度不同，因而就会形成对历史理性的不同理解。真正把理性与人的本质联系起来，从人本身出发去阐释历史理性，是从德国古典哲学开始的。德国古典哲学对于历史理性的理解最终在黑格尔那里获得了统一，他把历史理性理解成理性与激情的统一，并以此阐明了人类历史的理性进程。只是黑格尔把理性仅仅理解为精神、理念，因而无法阐明现实的、具体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在面对德国现实的基础上，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继承，创立了以人之存在历史性为基础的历史生成论，从而开辟了阐释人类历史的全新的历史哲学道路。本书为《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丛书》之一。

在《必须保卫社会（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 1976）》中，福柯勾勒出“惩戒”权力的一般草图，即通过惩罚机关的监视技术、规范性的制裁等，个别地运用于肉体的权力，从而勾画出“生命权力”的轮廓。福柯随后对“政府性”进行了追问，这个权力通过国家理性和警察的装置与技术，从16世纪开始运转。《必须保卫社会（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 1976）》完全可以成为当时权力的政治问题和种族的历史问题的相交点、会合处和联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