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及其当代发展研究》共分五章。第一章导论分析了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历史渊源与演绎路径，总结了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研究现状、理论成果和不足，阐明了《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及其当代发展研究》的研究目的和意义以及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第二章从马克思人的发展三形态理论人手，揭示了人的生存方式的历史变革，阐释了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深刻内涵。第三章着重考察了党的三代核心领导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第四章以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和“中国梦”为视角阐述了当代语境下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价值诉求。第五章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条件和途径。

中央苏区妇女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妇女运动的开端，写下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中央苏区所在地与赣闽粤客家民系的主要聚居区基本重合，因此参与妇女运动的主体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客家妇女。《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央苏区的实践研究/苏区与红色文化研究博士书系》从多学科的角度考察以客家妇女为主体的苏区妇女运动，采用史论结合的方法，通过考察苏区妇女运动的历史背景、理论依据、政策保障，挖掘客家妇女在革命作用下的地位之变迁等，对苏区妇女运动实践进行经验总结、历史定位与理论提升，以启迪当下。

本书以中兴煤矿公司（包括其前身中兴矿局）1878年以来半个多世纪中的生存、发展为经线，以中兴煤矿公司在近现代各个历史阶段的重大事件及其涉及到的重要人物事迹为纬线，揭秘中兴煤矿公司每一时期的生存发展与近现代历史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密切关系；揭秘中兴煤矿公司1878—1949年的风雨历程，特别是与李鸿章、刘铭传、周盛传、戴宗骞、张莲芬、徐世昌、黎元洪、朱启钤、张学良、钱新之等一大批历史人物的紧密联系为主线，全景式展现了中兴煤矿公司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如实映现了这一时期中国民族企业发展的自强精神和艰难历程。 本书史料翔实，内容丰富，结构严谨，在充分查阅相关历史档案基础上，揭秘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集近年来关于中兴公司历史研究之大成，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国民族企业发展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美国学者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孤军——满人一家三代与清帝国的终结》（Orphan Warriors）一书，是家族个案史与王朝兴衰史紧密结合的典范之作。全书以满洲军功贵族费英乐的直系子嗣，即苏完瓜尔佳氏观成（约1790-1843年）、凤瑞（1824-18906年）、金梁（1878-1962年）这一家三代人为主线，叙述了这一家族百余年的兴衰浮沉的“小历史”，并在此叙述过程中，适时而巧妙地牵引出清王朝兴盛衰亡的“大历史”。本书在个案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对“族群认同”等重大理论性问题作出回应。其强调，一切民族都渴望有前后一致的身份感，这种身份感可能在不同程度上由外在机构（比如国家、社会或社区）的行动来提供，或由个人对某一历史和文化的自觉认知、践行来达成。即如清朝而言，满洲人始终具有异于汉人的“满洲性”，其于身份的“外在形塑机制”瓦解的过程中，逐渐追寻“内在的自我认同”。 本书著者娴熟地运用多种文字资料，视野开阔，逻辑缜密，见解独到，是新清史研究系列中的一本扛鼎之作。

2020年是我国*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面建成小康社会艰巨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理论和现实的发展都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来审视我国的贫困治理实践，以此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分析理论为研究工具，以我国的贫困治理实践为研究对象，以探寻政府贫困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逻辑归宿，围绕我国城乡贫困治理的制度实践展开研究。*书共分为七章，前三章主要是理论分析，第四章至第六章为实践分析，第七章为对策分析。 本书大的特色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分析进路。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本书融合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贫困治理理论，建立贫困治理的制度分析框架，对我国的贫困治理实践开展研究，探寻我国贫困治理成绩斐然的内在机理，为推动贫困治理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马克思的财富思想及伦理意蕴》在作者薛冬雪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撰写而成，全书沿着“财富与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这一主线，将马克思的劳动财富论与人本财富论作为核心研究内容，从马克思哲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人学三大研究领域中挖掘出其中蕴含的财富思想。具体内容包括财富思想的历史流变以及马克思财富思想的形成轨迹；马克思财富来源的实质是劳动财富论；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经济运行环节中财富是如何实现循环与拓展的；财富主体性思想即“财富与人”的关系；财富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

《实践与时间：对马克思时间概念的历史性解读》循着时间概念的线索对马克思的重要文本进行了解读。作者认为，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对时间概念的理解水平显示出其哲学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出色分析中，他既揭示出时间之主体性的存在，也揭示出时间之客体维度的存在。通过辩证的分析，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对劳动时间的剥夺以及它吊诡的文明与野蛮的特征，指明了产生时间异化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永恒时间和异化时间向自由时间的转变，预示着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到来。马克思认为，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对资本日益膨胀的权力的限制和生产方式的革新是被束缚的时间之解放的关键。

理性与历史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从人类关于理性的认识史和人类的活动史两方面考察可以看出：它们的关系既不简单是理性服从历史，也不纯粹是历史服从理性，而是一个“理性”不断历史化和历史不断理性化的双向过程。前者是逻辑的历史，后者是历史的逻辑，逻辑与历史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历史理性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解答依赖于“理性”概念的实践论转换，即“理性”的彻底历史化。

《马克思的生命观探析》在环境危机、生态危机、人口膨胀、意义危机、幸福感不尽人意等现代性问题不仅与日俱增地侵蚀着人们的生存空间，而且还肆无忌惮地蚕食着人们的心灵的时代背景下，回答了“如何使人的生命更有意义和价值”，并深入地挖掘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的、系统的、有效回应这一问题的理论资源。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9）》选取了第九届浙江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讨会（宁波会议）的有限获奖论文30余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浙江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成果，今后仍将每年推出一期，及时地反映浙江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的进展情况，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做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