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中华创世神话研究工程系列丛书”之一，丛书子系列“中华创世神话图像编”系列的一种。在我国创世神话长河中，帝尧神话已成为建立民族认同和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符号。为了深入剖析图像叙事内部特征，多维度多层面地考察帝尧神话图像，本书将谱系理论和神话图像的认同思想贯穿于写作始终，以帝尧神话语言文本叙事为基础，探讨帝尧神话图像的文化内涵和独特认同价值。对于数量颇丰的帝尧神话图像，将从时间谱系、空间谱系、神族名物谱系、内容谱系四个维度考察，并将其中的经典图像按考古文物、古代绘画、庙宇景观、现代创作四类予以展示和解读。

宋明理学中最重要的转折，莫过于从朱子学向阳明学的两大范式之间的转化。对此思想史巨变，传统的叙事的解释是：青年王阳明为效法程朱理学的格物穷理而去格竹子之理，七天后病倒，等到他谪居龙场时方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最终反求诸本心，确立心学的立场。事实上，朱子与阳明最大的分歧不在：理的来源是在内还是在外，而在于如何确证自己的道德信念为真、如何确认自己的道德动机是纯粹而无自欺的。最终是“诚意”的问题。因此，本书作者提出“诚意”中心说：以此中心重构这个范式转化的历史。 本书围绕《大学》的诚意章的诠释问题，揭示从朱熹到王阳明的哲学史过渡的内在逻辑，以贯穿朱熹晚年修改诚意章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的提出、致良知学说的提出等“思想史事件”，形成一个新的哲学史叙事，阐释王阳明哲学的核心关切是“诚意”如何可能的问题，以揭示和彰显中国传统儒家哲学“诚”范畴的道德思想理念的现代价值。

本书以《论语》中的学、友、君子、仁、义、礼、乐、知、信、忠、孝、政等12个概念为支撑点对儒学、《论语》进行了讲解，角度非常新颖，内容非常充实，对如何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自问世以来，《老子》已经成为了东方文化的主要底层支撑和重要标志之一，是成大学问、干大事业者不可不读的经典。作者在多年的《老子》研究过程中，以帛书《老子》甲乙本为主要底本，重点结合王弼本、郭店楚简《老子》和北大汉简《老子》，并参阅了其它老子文本近500家综合勘正校定而得到了本书的《老子》原文，并分为“德经”“道经”两篇共81章，诠释其中的内涵，去除千百年来被有意无意地强加于老聃其人和《老子》其书的讹误臆妄和故弄玄虚的迷障。

本书一方面将宋明儒学感应思想与先秦两汉的感应思想作纵向比较，另一方面将其与西方近代哲学一科学以因果关系为核心的世界图式作横向比较，确立了宋明儒学感应思想的大致坐标。在此基础上对宋明儒学主要思想家的感应思想进行梳理、归类，按照感应思想自身发展的理路，从气之感应、心之感应以及良知感应三个大的方面展开。在以三大板块来对感应思想作“共性”分析的同时，也极力考察不同思想家关于感应思想的“个性”认识，显示感应思想在宋明儒学内部的发展和演变。

该书稿集中体现了作者近年来对易学典籍、易学文化的新诠释、新认识，并论及中国历史文化的其他重要方面，包括诸子思想和子学典籍、传统灾害治理和社会保障、地方史志和地域文化、历史文化认同和中外文化交流等，力求从多元化的视角对中国易学发展和历史文化演变进行深度思考、精准解读，相信能够有助于易学、史学、哲学、文献学等领域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有助于相关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繁荣。

本书以对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四次启蒙的宏观把握为指导，以对上古神话、殷墟卜辞和周代古籍的扎实研究为依据，全面叙写了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启蒙时期的演变历程，有力揭示了周代创造了以“人的觉醒”为标志的“轴心文明”，成为后世中国取用不尽的思想渊薮。本书的突出创新之处表现为：一、针对张光直、葛兆光等人提出的殷周文化一体论，综合王国维、冯友兰、彭林等人的研究成果，以大量的实证研究揭示了周代以“人本”思想区别于上古至夏商“神本”思想的时代特征。二、针对侯外庐、顾颉刚、郭沫若、晁福林等人殷商无道德概念的观点，以三皇五帝、夏禹商王的历史传说和“立君为民”“天下为公”的大同学说为依据，揭示了道德观念在上古至夏商客观存在着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它们构成周代道德文明不可或缺的思想传统。三、针对李泽厚提出的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人的觉醒”时代的观点，揭示中国历史上“人的觉醒”时代应当上推到整个周代。四、针对原有先秦思想史局限于东周讲述百家争鸣成果的现状，将周代思想启蒙的上限囊括到整个西周。五、专章研究、评述范围穷尽并超越诸子，拓展到周代所有值得研究的经史典籍。六、对上古至三代的社会形态作出独特划分，从“封建”的政治分权角度剖析周代思想启蒙的生成原因。七、历史为经，逻辑为辅，以论导史，以史证论，致力打造“有思想的历史”。

《大学》《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礼记》又名《小戴礼记》《小戴记》，成书于汉代，相传为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选集，共二十卷四十九篇。《大学》提出了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还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因而具有由“内圣”而“外王”的重要意义。《中庸》强调“诚”，把“诚”视作思想体系的范畴，将对“诚”的追求作为“人道”的准则，同时提出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与认知方法。

近代中国哲学、思想和文化是在东西方哲学和思想两种传统接触、融合和转化中形成的，已有的旧关键词被重新审查和转化，外来的新关键词和主义话语大量涌入，既相互批评和相互竞争，又相互吸取和融合，开放包容，呈现出了多元性的思想文化空间，并对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近代中国“关键词”广义上属于新术语、新名词、观念和新思想的一部分，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或不同领域意义上的东西，它们在近代中国诞生又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政治等不同方面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主要“词汇”和“话语”，它们是影响中国百年的“大观念”、“大话语”。本书就是对此的一个专门研究和集中呈现。

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最重要的哲学家，朱熹建立了一套“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哲学体系，这一思想体系的形成离不开朱熹与同时代学者之间大量的学术交流。他的交流对象既包括师长、学友、门人，也包括官员士大夫甚至论敌和政敌；交流方式既有面对面的访问、同游，又有书信往来。在朱熹流传下来的将近三千封书信中，除了讨论具体的学术问题，朱熹对学术交流的方法与原则有自觉地思考。本书通过梳理这些以往被视为“边缘化”的内容，展现朱熹对学术交流方法论的自觉探索，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共同构筑中国古代学术交流的基本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