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学发展史上，孟子担当着“第二小提琴手”的重要角色。但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以及孟学内涵丰富而曲折，后人不仅对孟子生平事迹争论繁多，就是对孟子思想也多有歧解。面对孟学研究的这两大困难，《孟子评传》一方面尽量汲取前人的成果，对孟子生平事迹中诸如师承、生卒、游历、著作等重要问题，勇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尽可能澄清有关的争论；另一方面，又不局限于前人的注疏，努力返回本经，探求孟子思想的本意，尽可能消除对民本、经权、义利、人性、养气等问题的误解。此外，《孟子评传》将孟子思想列为王霸、经权、义利、舜跖、人性等五辨进行讨论，打破了一般从政治、经济、哲学等方面研究孟子的呆板模式，较好地把握了孟子思想的特色和原貌，体现了作者刻意求新、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读来有严谨有序、耳目一新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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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子》八篇，《汉书·艺文志》著录，说撰者“名御寇，先庄子，庄子称之”。但后一流传的《列子》八篇并非《汉志》著录的原书，自唐代起就陆续有人对它怀疑并做了不少辨伪的工作，现已肯定它绝非先秦古籍，而是后人所伪托。从书中常见的思想以及文风用语，当出于魏晋时人之手，当即最早为《列子》作注的晋人张湛之所伪选。但又有人发现张注对正文时有不解以至误解之处，认为作伪者别有其人。至于列子本人，在《庄子》、《吕氏春秋》及《战国策略》等书中都提到过，看来实用其人，当是生活在战国中前期的道家前辈学者。《列子》虽是伪书，不能代表先秦人的思想，但仍反映了魏晋时的某种思潮，是认识研究当时的思想观念的可贵资料。另外，这部书里还保存不少先秦古籍的片断佚文，其中或许也包括久不传的原本《列子》残卷。《列子》文字简炼，描写生动，很有文学色彩。其中还有一些富有哲理的寓言故事，久已脍炙人口，如《愚民公移山》，就出于此书，成为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队，坚忍不拔的精神象征。

高令印，男，1935年11月生，山西省阳谷县人。先后于1960、196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学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班。毕业后执教于厦门大学，现任该校教授。主要研究朱子学，讲授中国哲学等等。发表文章150多篇。出版专著《福建朱子学》、《朱熹事迹考》、《闽学概论》、《李退溪与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纲要》等，部分被国外译成外文，获韩国“第四届退溪学国际学术奖”。王廷相是明代中叶卓越的思想家。他在明代社会逐渐走向衰落、程朱理学一统天下、天守仁心学刚刚兴起之际，批判程朱理学和王守心学严重脱离社会实际，倡导“为有用之学”和“治已之学”，以成就“内圣外王之业”并且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气体系。本书全国系统地论述了王廷相的生平事迹和其元气体论、无神论、心性论、认识论、道德论以及政治经济、科学、历史、文不等思想，产对其历史地位作了评价。本书以王延相的信论和史实为依据，反映出王廷相研究的现时代水平，具有较高的学术文化价值。

邵雍是北宋时代著名思想家、易学家、史学家和诗人。隐居洛阳，创立“易外别传”的先天易学，影响深远。《皇极经世》是其代表作。《邵雍评传》是作者总结20世纪研究邵雍思想的学术成果，撰写的关于邵雍思想的综合性著作，对邵雍的生活时代、生平事迹、政治思想、人生哲学、先天易学、后天易学、认识论、思维方法诸方面作了客观评述，充分展示邵雍的思想风貌和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与成就。书中还有先天易学先驱者、隐士、道士、道教学者陈抟的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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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近智，男，1933年12月出生，江苏丹阳人。毕业于山东大学。曾任中国文化史研究室主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对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自史前至辛亥革命均进行较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有所开拓与发展；对明清学术文化，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对于明代“东林学派”的独创性研究，为国内外学界所重视；对中国古代实学的研究，中韩实学的比较研究，丰富了中国思想史研究内容；对16世纪朝鲜的“退溪学”研究，获韩国第4届退溪学国际学术奖。主要著作有《中国思想发展史》（秦汉至隋唐五代）、《宋明理学史》、《中华文明史》（“学术思想”学科合著），获’94国家五个一工程奖）、《顾宪成高攀龙评传》（合著）。先后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报纸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要有《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对“君权”的批判》、《春秋时代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明末东林学派的思想特征》、《晚明时期儒学的演变与影响》、《孔子与中华精神》、《退溪学与明代朱学》、《论中韩实学思潮之异同》、《论明清之际实学高潮中的“利用厚生”之学》等。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张安寄，女，1933年生，上海市人。1955年后曾就读于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历史系统。曾在上海博物馆从事上海史和文物研究。人民出版社高级编辑。著有《论明后期自然科学中的近代因素》、《略论中国古代儒家经济思想的演变》等学术论文15篇。本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动思想史和社会史相结合的治疗方法，将传主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和学术发展的历史条件，与传主的思想理论、行为实践紧密结合进行研究，使之既具有历史发展的清晰脉络，又能突现传主思想理论的特殊贡献和历史地位。在叙述和评论中展现了传主的思想渊源、学术见解、气节风貌和历史作用。作者从历史和时代条件出发，客观而严谨地分析史料，实事求是地评价传主，确定传主在学术史上的特殖地位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在对传主思想的反复和深入研究中，有所发现，有所突破，对于顾宪成、高攀龙和东林学派的研究，达到了新的水平。

翁同和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有凡晚清重大朝政活动，诸如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等无不参与。生平篇集中介绍了他在担任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和工部、刑部、户部尚书以及都察院左都御史、国子监祭酒等职务期间的重大施政活动；思想篇则对其政治军事、经济、法律、教育、人才、荒政、变法等思想进行归纳、阐述和评价，旨在揭示和反映他在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过程中，是如何追踪时代、与时俱进的；学术操守篇扼要介绍了他在文化艺术方面，尤其是诗、书、画三方面的造诣，以及他洁身自好、拒受贿路、扶正抑邪、乐善好施、清正廉介的可贵品格。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与王夫之、黄宗羲齐名的伟大的爱国学者，他在经学、史学、哲学、地理学、文学等学术领域均有很深的造诣，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屈指可数的“通儒”之一。他不仅学问大，而且人格高，其屈原式的民族气节，尤为后人所景仰。梁启超曾五体投地地称其“不仅是经师，而且是人师”。顾炎武的学问与其人格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使之在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和特殊的地位。然而，顾炎武名气虽大，迄今为止人们对他的研究，特别是对其思想的研究，却远未深入。与学术界对于王（夫之）、黄（宗羲）二人的研究盛况相比，他是太遭受冷落了。综观本世纪以来有关顾氏的研究情况，人们主要是把他当作一个政治活动家来加以研究的，尤其是建国以来，这种研究更是带有宣传的性质，与之相应，有关研究论著则强半带有通俗读物之色彩；至于其学术思想，尽管也有所研究，然其广度和深度却皆十分有限，有分量的力作寥寥无几。从研究队伍来看，长期从事顾氏之学研究的学者，仅赵俪生先生、沈嘉荣先生等极少的几位。这一切，与顾炎武的宏富的学术思想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显赫地位是极不相称的。鉴于上述情况，1988年，笔者过访方克立先生（我的研究生导师）时，方先生曾力主并勉励我认认真真地研究一下顾炎武。在导师的激励下，从1989年起，我开始留心学术界有关顾氏的研究情况，并注意收集这方面的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所研究的对象接触渐深，了解日多，遂服其学问之赅博、学德之高尚，而益肆力于顾学之研究。为使研究更加扎实，乃于1990年开始了顾氏年谱的写作。年谱是开创于宋代的一种人物传记体裁，所谓“叙一人之道德、学问、事业，纤悉无遗而系以年月者，谓之年谱”（朱士嘉《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序》）。从实质上讲，年谱就是记述某个人一生之特殊经历的编年史。从思想史角度看，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无非即是其特殊人生经历的反映。故研究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便必须首先了解其特殊的人生经历——这是“从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的唯物史观的应有态度。我之从年谱入手来研究顾炎武的思想，缘由即在于是。

从元丰八年岁末到元祜四年四月苏轼离京赴杭州任，黄庭坚度过了三年多与苏轼过从甚密的岁月，他有机会亲炙东坡的教诲，留下了许多唱和的诗篇。在此期间，他们相互唱和的诗据笔者统计有三十五题之多，如果加上别的相同题目的诗作，则多达四十题，此外庭坚还有几首题咏苏轼的诗，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有时一个题目不仅苏黄之间唱和，还会有其他人参与和诗，如苏轼作《武昌西山》诗，和者多达三十余人。庭坚和以《次韵子瞻武昌西山》，诗云：“平生四海苏太史，酒浇不下胸崔嵬。黄州副使坐闲散，谏疏无路通银台。鹦鹉洲前弄明月，江妃起舞袜生埃。次山醉魂招仿佛，步入寒溪金碧堆。洗湔尘痕饮嘉客，笑倚武昌江作罍。谁知文章照今古，野老争席渔争隈。”（《内集注》卷五）诗人以传神之笔写出了东坡遭遇贬谪后胸中磊块不平，忠悃无由上达天听，遂放浪山水，尚友古人，杂处于山野渔樵之民，襟怀旷达，毫无机心。东坡先生的放旷潇洒、风神飘逸几可捉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