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锦全文集》第九卷收入《岭海千年第*相——张九龄》和《海瑞评传》两部论著。张九龄是较早开发影响岭南文化的人物。但他不是书斋学者，而是千秋金鉴、一代名臣，明代海南人邱浚写有《寄题张丞相祠》诗二首：“岭海千年第*人，一时功业迥无伦。江南入相从公始，衮衮诸贤继后尘。”邱浚对张九龄的历史定位，称他为岭海千年第*人。张九龄是唐朝开元年间的宰相，也是历史上岭南籍的第*个宰相，不但时间*早，而且他的道德、文章、才识都为后来岭南的名臣所不及。所以邱浚的第二首诗，说“谁知岭表千年后，公向中州出一头”，这样定位看来还是可以的*如果从先秦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标准来衡量，张九龄都应当得到高分，他在朝臣中表现出的道德操守是无可非议的，至于用人亦有失误并非为他个人的私利，比之朝廷大政用人的争议，如导致牛仙客误国，李林甫祸国，以至安禄山叛国的灾祸，都是由于玄宗不听九龄的劝谏而自尝苦果的。玄宗在位时不听这位贤相对国家大事的谏议，到避乱入蜀时才想起九龄的“先觉”，在“褒赠”诏书中称九龄为“辅相之臣，生则保其荣名，殁乃称其盛德”，“谠言定其社稷，先觉合于蓍策，永怀贤弼，可谓大臣”。这种表扬当然于事无补。据说当时玄宗还写下两句：“蜀道铃声，此际念公真晚矣；曲江风度，他年卜相孰如之！”当年拒谏，后日追思，确实有点“真晚矣”，但人世间是没有后悔药的，后人张维屏写的诗作：“若使早依《金鉴录》，*尊何至《雨淋铃》。”这不过是对玄宗入蜀时的狼狈相，徒增追忆而已。其实张九龄并不是专职谏官，他的定位应该是外王方面的经世致用的名臣，是务实的治国人才，他在职期间，推行选贤任能的用人政策，提出革新吏治的政治主张，推行仁德治国的王道信念，实施发展生产、便利交通的经济举措。九龄治事取得的效益并非为他的功名成就和个人私利，而是如王维在《献始兴公》诗中所说：“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仇。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这里称赞他不计较个人恩仇，坚持按原则办事，一心为公，为人民谋利益，这才是大君子的形象。唐朝是个诗国，九龄也是个有成就的诗人。但由于他的政治家身份，匡时济世的政绩掩盖了诗名。他亦不以诗人自居，作诗只是副业。但他晚年提携王维、孟浩然两位诗人，所写诗作虽然不多，但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说：“今观《感遇》诸作，神味超轶，可与陈子昂方驾，文笔宏博典实，有垂绅正笏气象，亦具见大雅之遗。”清人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说：陈子昂、张九龄“独能超出一格，为李（白）杜（甫）开先”。这些评价，正说明九龄在开盛唐一代新风中的积极作用。笔者在书中对九龄在内圣外王之道的人生成就中做了评述，还写了“天人关系的哲学沉思”和“人生感遇的诗国心声”，对他的哲思和诗艺做了研讨，这对他被列入历史文化名人，应是更符合实际，并期望得到读者的关注。本文集收入了另一部著作《海瑞评传》。海瑞和张九龄近似，都是属于政治实干家一流，所以将两人合在这一卷文集中。海瑞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他与宋朝有名的清官包公相比，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声誉似稍逊于后者，但也享有“南包公”的称号。海瑞四岁丧父，母亲谢氏守节抚养，从小就对他灌输儒家的思想教育，口授《孝经》《大学》《中庸》等篇章，稍长大后还为他寻求明师，使他能成为明礼义的治国良臣，海瑞后来讲到母亲对他的影响，谓其“持家有纪法，教子有义方，律身以正义”。由于母亲的言传身教，海瑞在青少年时已很注意个人的身心修养。当他从私塾转到郡学读书，适逢郡学考试，他写了一篇《严师教戒》（也称《自警词》），自己在神前立誓，表明一辈子对人生的态度。他这篇《自警词》大意是：他认为人生在世上，不能白活着，而要按照圣人的教导来要求自己。人活着不需要中科举、做大官。比如做府、县官容易弄钱，还有华堂美女，对此是否动心？在金钱世界中，能否不受影响？做人是否言行一致，还是只说空话，不干实事？自己有没有趋炎附势或欺世盗名，有没有文过饰非和存在各种私心杂念？他认为人穷不值得羞愧，品德不好才是污点。上面那些只要沾上一条，既亏待自己，更有辱祖先。自己若是犯了任何一条，不如早死为好。像这种自说自话的神前发誓，有的人可能说过就忘了，但海瑞确是一生遵守这篇《自警词》。他不但自己不做坏事，还反对社会以至官场上的歪风邪气。他一生坚持正义，直道而行。如他初出仕任福建南平县教谕时，上司下来视察县学，两个训导在两边跪下迎接，但他却挺立在中间，只是拱手为礼。当时三个人中间站立，两旁跪下，很像个“山”字形的笔架，故世传“海笔架”先生。由于海瑞在接待视学官时不肯下跪，当场被责问行的是何等礼。他抗声答应说是“宪纲礼”。所谓“宪纲”，是《明会典》中定下的《学规》，有司官到儒学中，“学官无跪礼，惟揖请拜”。这一条规是明太祖洪武年间定下的，因为儒学是教官代表孔子施教的地方，应保有师道尊严，所以在明伦堂中，无论多大的官来视察，师生只是作揖迎接，并无跪礼。但这种规定在明中叶后，士风日坏，即使身为教职的学官，也是自贬士气，屈身随俗，也就是海瑞说的“舍礼以媚人”。海瑞这种刚直的作风，虽是有点惊世骇俗，由于他是一生按照儒家礼法行事的人，从不违背早前立下的誓言；但他又不是一个独善其身只求自保的人，他在少年时已立志“必为圣贤，不为乡原”。对这个污浊的世界要进行揭露和斗争，不做孟子所批评的那些“同乎流俗，合乎污世”的“德之贼”。他一生直道而行，在南平当教谕时不向视学官以至按院屈膝，任淳安知县却智斗权臣鄢懋卿，到京城当一个六品的主事官却敢于上书骂皇帝。在当时“自分必死”的情况下依然批评当时的朝政，说“今之医国者只一味甘草，处世者只两字乡愿，古治之盛，何由而见”。他认为当时朝臣中无人敢担当国政，只是随俗浮沉，而深表遗憾。由于海瑞不怕死，皇帝反而没有杀他，奏疏传出后，“一日而直声震天下”。他坐了10个月的监牢，老皇帝死了，新君将他释放复职，几年后当上应天巡抚御史。由于他为民请命，在摧折权贵的斗争中，因受到诬陷而被迫引退。海瑞居家候用16年，到72岁时才得以被起用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又转为吏部右侍郎。由于南京是陪都，所任官只是闲职，并无实权。但由于海瑞的声望办了一些善政，继续发挥爱民的作用。上面只是概括讲述海瑞一生的精神风貌，也就是说的为人。但是，他的一生行事总是有他思想的支配，书中再分章剖析他的政治、教育和哲学思想。如培养立身行教的致用人才，主张人法兼资的立国政策，重本培元的重民意识，求真求实的认识方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都构成海瑞思想的系列特色，读者看过全书后可以多加评议。

《李锦全文集》第八卷收入《陶潜评传》和《现代思想史家杨荣国》两部论著。 《陶潜评传》是匡亚明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的一部。匡老在该丛书序中说，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选取200余人作为传主，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显示出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该丛书凡200部，已经出齐。由于匡老对中国思想家的定性和定位与学术界流行的看法不同，入选的传主很多不是公认的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等书中的人物。而我选做《陶潜评传》和《海瑞评传》两个项目，有些人觉得不太好理解，说我在60岁高龄之后，为何放着驾轻就熟的“传主”不写，反而去捕捉两个“门外”人物。可能大家都知道我多年从事中国哲学思想史的教学研究工作，所谓“驾轻就熟”就是孔、孟、老、庄、程、朱、陆、王这些人，我不选做这些“传主”的评传，反而找个大诗人陶潜、大清官海瑞这种“门外”人物，可以说自讨苦吃了！我选这两位被认为是思想史中的“门外”人物，写起来确是有点费力不讨好，但反过来觉得比写“驾轻就熟”的思想家有意义，因为有“新”问题可以讨论。由于陶潜生活的年代佛、道二教思想十分流行，佛家力言形尽神不灭以明因果报应，道教则鼓吹人能长生久视而求做不死的神仙，而陶潜反对这些宗教神学思想。因此，陈寅恪认为陶潜的家世虽信仰天师道，但他反对“养此有形之生命，或别学神仙”的旧自然说，而提倡“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的新自然说，从而将陶潜定位为大思想家。陈老称陶潜为大思想家，似乎有点过誉。对“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的所谓新自然说，虽然否定当时流行的神仙道教旨意，但也只是复归于先秦道家的运化自然。当然也不能说他的思想全归于老庄，基于他对自然界事物和人的形体与精神关系的观察，在《形影神》一组诗中，他坚持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元气自然论观点。陈寅恪、梁启超、周勋初、逯钦立、郭维森、包景诚等对陶潜人生哲学的评价，虽然各人的着重点和具体论证不尽相同，但都说到他服膺自然、反对佛道迷信的玄学自然观的形成。我认为，陶潜的元气自然论更接近王充，具有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但是这并不能说明社会人事变化的科学原因，那么对人生的贫富贵贱、死生祸福，就很容易陷入自然命定论，也可以称为宿命论。人生的际遇冥冥中似受到司命之神所支配，唯心主义的宿命论从实质来说也就是通向了有神论。因陶潜的人生际遇，思想上存在这种局限，他不信佛道鬼神，但对人生际遇无力应对，只好乐天安命，度过一生。陶潜身处之乱世，是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世风日下的社会，那些“怀正志道之士”“洁己清操之人”当然难以立足。他是不合时宜才辞官归隐，只好顺应自然，“固穷守志”而终其一生。正因为陶潜为人真性情，并无伪饰之处，故元遗山《论诗绝句》评陶诗有“豪华落尽见真淳”之句，叶嘉莹为此写过专文，论他是诗如其人。我的这部《陶潜评传》属于思想家评传，重点是论其为人的思想，先知人论世才能了解其真情诗作，由人的思想表达创作出诗文，才是诗如其人。后世文士写下拟陶、和陶的诗不少，只能形合而神离，高才如苏东坡，他追和陶诗，总不能使人满意。因此，有议论说陶诗实质上是不可学，亦不能学。不了解陶潜为人的思想，是学不来陶诗的，试读我这部评传，不知能否有此体会。《陶潜评传》后面链接有三篇评论文章，可供读《陶潜评传》时对照参考，同时欢迎读者对《陶潜评传》发表评论意见。本卷还收入另一部著作《现代思想史家杨荣国》，这原是列入“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丛书”中的选题，写作要求和“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不同，无须对传主的学术思想做出研究性的评论意见，而是作为文化名人做通俗性的介绍。这里将杨荣国定位为现代思想史家，因他是生活在现代的学者，业务上是从事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书中主要介绍他这方面的情况。至于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成就和得失，书中还留有空间供读者评议。我这部著作是用传记式的写法，结合时代背景，比较客观地叙述杨荣国的生平活动，他从抗日战争后期开始在大学任教，对其生平活动的是非得失，我没有过多评论，读者可以各凭自己的认知再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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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锦全文集》第五卷主要收入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争议问题的文章，体量大，涉及面广。包括对中国古史的存疑、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哲学斗争与阶级斗争、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劳动人民有无独立的思想、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区别、中国的转型与现代化等困惑学界的问题的探讨；还别开生面地以笔记、小说为例来考察宋明理学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影响；对历史节点上的重要人物，如林则徐、魏源、洪秀全、丘逢甲等人物进行了专论；同时，在非常时期，迫于局势，被卷进历史的漩涡，但也正是通过作者的此些学术研究，读者不仅可以了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历史，亦可窥见中国学术的研究史。

《李锦全文集》是对李锦全先生学术成果的一次全面的总结。《李锦全文集》第四卷主要收入的是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研究论文。作者虽对三家分别有专文论述，但认为，在中国思想史上，三者并非各自孤立发展，而是矛盾、融和、并流发展，使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出现承传创新的局面。同时，与时俱进的三家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在当下也面临向现代化转型的问题，作者对此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供交流。本卷多为已发表的论文结集，每篇文章都带有那个时代的特征，有其自身的历史价值，并对今天的研究仍有借鉴意义。

《李通玄华严思想研究》主要内容包括绪论，李通玄的生平、著作及思想渊源，李通玄的判教论，李通玄的智体论，李通玄的缘起观，李通玄的解脱论，李通玄的解经观，李通玄华严思想的历史意义及影响，等。

本书汇集了钱逊先生研究《大学》《中庸》的学术成果，对《大学》《中庸》全文做了完整的翻译和系统的讲解。全书分为两部分，导读部分重点介绍了何谓《四书》，《大学》《中庸》的基本内容和研读方法、注意事项等。解读部分注释力求简要，译文紧贴经典原义，讲解深入浅出，在历代研究基础上精心疏解，结合新的时代精神做出作者自己的独到见解，为读者导正学习经典的方向。

本书旨在对《周易》经传不同版本之间的文字异同加以厘定，以便能够在了解古文《易》用字基础上，准确理解经文本义。所据文献主要是清代五位学者的校异成果，分别为李富孙《易经异文释》、王甗《周易校字》、翟均廉《周易章句证异》、宋翔凤《周易考异》、王树柟《费氏古易订文》。作者在参酌五家注释成果基础上，厘清文字演变源流，判断异同是非，构思新颖，有很大的学术参考价值。

《李锦全文集》第六卷收入的文章比较复杂，前半部分主要收入关于岭南文化的定性、定位及发生发展的讨论文章；后半部分主要收入关于爱国主义思想属性及是非争议的文章，还有一些随感、杂感杂文，也有学术自述和学友们写的学术评介、采访记录等。 讨论岭南文化部分收入文章26篇，链接学友写的评价文章2篇。开头《岭南文化的生成、发展与评价》《从传统到现代——从开放性与兼容性看岭南文化的发展历程》两篇是总论，讨论岭南文化的特点和发展历程。《也谈广东的“文化繁荣”》是谈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放时一度出现的“媚俗”文化，是负面的繁荣。《对客家文化的一点感言——在一次客家文化座谈会上的发言》，对客家文化正面的评价居多，但其也有负面影响。 《岭南古代的学术传播》《汉唐时期儒释道的传入和岭南思想的开发与发展》，这是在《岭南文化志》《岭南思想史》书中写下的有关章节。汉代有陈钦、陈元父子和士燮兄弟等人传入中原经学，汉末牟子用儒、道调和佛教思想，三国时康僧会用儒家“仁道”解释佛教经典。牟子和僧会早年都活动在岭南交州，到唐代，岭南南派禅宗的崛起，对儒家心性论都有启迪和影响。道教南传则以东晋时葛洪倡导的神仙道教为代表，但葛洪也有入世的儒法兼综思想，他驳难具有原始老庄无君思想的鲍生为异端。以上表明儒、佛、道三家思想南传后的相互影响。 唐宋到明清，虽然“三教”思想并行，但儒学还是居于主导地位。如被称为“岭海千年第*相”的张九龄，执政时主张仁德治国，旨在惠民。韩愈虽非岭南人，但他被贬潮州时兴办乡校，以“德礼”为教学内容，用儒学教化地方，起到相当作用。宋明时理学兴起，陈白沙创立江门学派，甘泉学派与王学齐驱，足以使岭南儒家生色。与此同时，发挥儒家经国济世外王之学的人物，如宋代的余靖，明代的丘濬、海瑞和提倡知本务实思想的陈建、黄佐等人，在发展岭南古代的思想流派中都占有一席之地。 近些年来开展研究岭南文化，开过多次有关岭南人物的研讨会，本卷收入的多是我参加研讨会的文章，涉及的人物有冼夫人、张九龄、惠能、崔与之、陈献章、湛甘泉、林光、陈建、海瑞、屈大均、熊飞、张家玉、陈邦彦、陈子壮、梁启超、黄节、杜国庠、伍庸伯、徐信符、冼玉清等人，他们的经历、成就等可能各不相同，但大都在岭南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岭南文化之后，有一组讨论爱国主义思想的文章。在今天讲爱国当然是指爱多民族统一的中国，在古代情况却有点不同，如通常说的岳飞抗金、文天祥抗元、史可法抗清能否说是爱国思想行为就有争议。因为他们爱的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宋、明王朝，而不是全中国，是将满、蒙民族建立的金、元、清排除在外，这就容易为后来搞民族分裂的人找借口，认为历史上他们被排除在中国之外，现在他们搞独立就有理由了；同样，帝国主义侵略边疆民族地区，也有借口了。为避免这些争议，有些博物馆在陈列介绍古代中国部分时，没有将抗金、抗元、抗清等战斗行为称为爱国主义。 至于近代中国被定位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抗外来侵略，如鸦片战争抗英被称为爱国思想行为，本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也有个别青年认为，当时英国是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而清朝是落后的封建王朝，人家进来可以先进带动落后，所以应该欢迎而不要反抗，还说三元里人民抗英是干了蠢事，又说香港割让给英国后比广州繁荣，这是当殖民地容易现代化的观点。所以，对鸦片战争抗英斗争，有的历史书称之为爱国思想行为，也有学者说这种“排外”使中国丧失现代化的机会，这是历史大转折关头难以挽回的迟滞和失误。这样说来，近代史上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斗争不是爱国而是误国了。这里几篇文章集中讨论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关注。

先秦黄老之学的研究是黄老之学研究中比较薄弱的环节，本书将研究重心放在黄老思想在先秦时期的形态及演变方面，力求从学术渊源的角度探讨黄老之学的发生，从战国时代社会发展和思想演进的角度探讨黄老之学的传承和发展，较具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