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他注定是用烈火重新塑造世界的骑士，他的喋喋不休，他的狂躁不安，甚至他的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热切呼唤，都是一种艺术，是属于他自己的艺术。本书是雅典娜·小小经典之萨特论艺术。本书讨论了四位艺术家——两位画家、一位画家兼雕塑家和一位雕塑家兼画家。因为每一位艺术家身上体现出许多矛盾和不可思议的情况，所以他们向萨特提出了挑战并给他提供机会阐明他的艺术理论。丁托列托是阶级矛盾的产物，他必须通过欺诈手段才能得以自我证明。贾科梅蒂迷恋于他在这万事万物中的孤独境遇，因而要去发现如何描绘这虚无世界。让-保尔·萨特（1905-1980）无疑是二十世纪法国思想文化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作为哲学家、思想家，他是战后风靡整个西方世界的存在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享有“世纪伟人”、“世纪的良心”之盛誉。他的学说对法国及整个欧美的思想文化界曾产生深刻影响，至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作为文学家，他针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提出了“介入文学”理论，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介入了当代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作为社会活动家，他勇敢地站在受奴役、受压迫的人民一边，不倦不怠地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歧视及专制暴政。他是战后法国知识界的一面旗帜，以整整一代甚至数代青年都产生过深刻影响。

本书从胡塞尔创立的现象学介入，在充分展示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对古典诠释学的本体论转换的基础上，以《真理与方法》为中心，重点讨论了加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基本问题，即理解与存在、历史、语言的内在关系，阐发了加达默尔诠释学的本真内涵及根本观念，揭示了这

内容简介：抱朴子内篇做为道教史和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资料，无疑是重要的。前人和近人先后做了不少校勘工作，这次把它们汇合起来，加上我个人一些校语和订正，算是首次的集校。至于注释，向来没有一个注本传世。据纪载，梁朝陶弘景的侄子陶翊在华阳隐居本起录里曾经提到陶弘景所著道书的名目中有抱朴子注二十卷（见宋张君房编云笈七籤卷一百七、宋贾嵩陶隐居内传中）。陶弘景抱朴子注二十卷，当係内篇的注解，但是这个注本早已亡佚，连影子都不见了。现在我将它粗作注释，聊供读者之一助。因为抱朴子内篇不是通俗读物，校释本既有校订文字，又有注释，内容已感繁重，故除个别地方，乘行文之便，聊寓批判之意外（如微旨篇谬称郭巨埋儿得金），对于一般宗教迷信以及封建伦理的说教，率不另加批语。抱朴子内篇原来单独成书，不与外篇相併。葛洪抱朴子内篇序云：“余所著子书之数，而别为此一部，名曰内篇，凡二十卷，与外篇各起次第也”。葛洪先撰外篇，后著内篇（见黄白）。抱朴子外篇自叙称：“凡著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则内篇为二十卷，应无可疑。唯隋书经籍志道家著录内篇二十一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内篇十卷为異。现在流传的抱朴子内篇二十卷，卷各一篇；则新唐志十卷本，可能是合两篇为一卷。我相信抱朴子内篇原来就是二十卷，可是卷各一篇，就不一定是原来的样子。因为晉书葛洪传说内篇和外篇凡一百一十六篇。现行本内篇二十篇，外篇五十二篇，内外篇合计仅有七十二篇，距一百一十六篇尚差四十四篇之谱。这四十四篇显然亡佚了。所以严可均铁桥漫稿六代继莲龛为抱朴子叙云：“今本仅内篇之十五六，外篇之十三四耳”。最后，这里需要声明的。

著者在书中首先从文化和社会的观点来审视思想，随后又从对思想世界的自治、附属的角度和对思想组织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2001年，是新世纪的开端之年。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全国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夺取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国运昌，文运兴。这一年，《思想纵横》取得丰收，在风格上坚持多样并存，在队伍上争取有所扩大，特别是在内容上增强了配合意识。在纪念建党八十周年的宣传中，连续发表《开天辟地铸辉煌》等十篇文章，发挥了思想评论的特殊优势；在学习贯彻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的宣传中，先后发表《与时俱进的道理所在》等近二十篇文章，围绕讲话的有关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行阐发，针对人们的一些思想认识问题解释惑；在贯彻落实十五届六中全会《决定》精神的宣传中，组织发表《作风·形象·战斗力》等多篇文章，深刻阐述《决定》特别是“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丰富内容和重要意义。应当说，《思想纵横》历经多年的探索和发展进入了稳步成长的阶段。当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思想纵横》还存在不足，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地加以改进。

谁要是想让哲学家出丑，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问他“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了。的确，这大概是哲学上的一个最难回答的问题。 当然，人们可以很容易地从哲学词典或哲学教科书上找出有关“哲学”的定义和界说，但当你对哲学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和领悟之后，就会感到在这个问题上最好是保持沉默。因为你一旦进入哲学，就会发现它原本是无法谈论的，正如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维特根斯坦也说过：“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然而，古今中外的哲学家仍然在那里喋喋不休地大谈何为哲学，这是不是缺乏智慧的表现呢？是不是徒劳无益的呢？当然不是。因为哲学的全部尴尬集中到一点，就是必须“说”“不可说”。倘若考虑到这一点，我似乎就有了—种“谈论”“哲学”的勇气。它足以使我在进入哲学话题的时候，能够获得某种自我辩护，从而变得心安理得。 严格地说，哲学不是一种知识，，尽管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指出若干“哲学知识”，如哲学家们所说的那些东西，以及历史上哲学思想的积累等等。但从根本上说，哲学是不能够被当作一种“知识’’来“看待”和“学习”的。因为在一定意义上，哲学不过是一种运思方式而已。据说康德当年就曾告诫他的听众：学生应该学的只是去进行哲学式的思考。就此而言，哲学是“做”而非“说”。因此，哲学是既不能“教”也无法“学”的，它只能参与，亦即在参与“思”的历程中领悟“思”的方式本身。雅斯贝尔斯说得好：“哲学是不能教的，只能靠自身的悟性去参悟人生与世界。”这实际上意味着哲学不能或不应被设置成一个对象性的规定，然后以—种知识论的态度去对其进行把握和揭示。因此，我的这本谈论“哲学”的书，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以免对于哲学采取—种纯粹“旁观者”的姿态。

这是一部系统评述文开祥生平思想的专著。《文天祥评传》把文开祥置于宋末元初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中予以审视，着重考察文天祥德祐元年勤王前后两个时期的思想及诗歌作品的变化，揭示了德祐以前作为普通封建官吏的文天祥，其诗歌作品只是一般封建士子的吟唱；德祐以后文天祥转而成为誓死不屈的抗元战士，他的诗歌也成为仁人志士的泣血篇。试图说明文天祥精神的实质是理想人格支撑下的气节，而气节的背后则是深层次的道德问题。《文天祥评传》采取人物传记的写法，把文天祥的生平与思想糅为一体，夹述夹议，评传结合，以保持传主形象的完整性。摒弃公式化、概念化，追求真实性、可信性。

编辑推荐：在这里想表达编者对哲学的思想，如果对哲学的总是都不能把握，我们还去思考什么哲学呢？不同的哲学家对哲学都有自己不同于别人的理解，我们有权利表达我们对哲学的看法。总之，我们相信询问世界的意义是什么是一种新的哲学思路，相信对传统的哲学问题进行新的阐释是有意义的，相信把进步作为研究对象来加以研究是必要的。鉴于此，编撰了此书。

孟子名轲，战国时邹人（今山东邹城市），大约生于公元前三八五年前后，卒于公元前三00年前后。孟子是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继承并发展了孔子思想，成为战国中期儒家学派最有权威的代表人物。在封建社会中，孟子被推崇为仅次于孔子的第二位圣人，号称“亚圣”。《孟子》一书是研究孟子思想最直接、最可靠的材料。从汉代开始，研究《孟子》、为之注疏者，代不乏人，尤其是宋神宗熙宁年间《孟子》被尊奉为经书之后，注疏者更是日见其众。在数以千计的《孟子》研究著作中，受到人们一致赞誉的主要有三种，即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南宋朱熹的《孟子集注》和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另外，宋孙爽的《孟子注疏》和清代宋翔凤的《孟子赵注补正》也是较有影响的注本。下面分别略作介绍：《孟子》成书之后，最初是作为诸子之书流传的。至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孟子派的儒生也惨遭横祸，但《孟子》书却没受到什么损害，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赵岐说：“孟子既没之后，大道遂绌。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其书号为诸子，故篇籍得不泯绝。”（《孟子题辞》）到了西汉时代，《孟子》的地位稍有提高。汉文帝时曾一度把《孟子》立于学官，设置博士，称为传记博士。传记是经书的附庸，在古籍中其地位列于经、子之间。可见《孟子》在西汉初年的地位比之秦代有所提高。汉武帝即位之后，由于实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政策，只立五经博士而废置传记博士。《孟子》于是乎又从传记退回到诸子地位，终两汉之世也没有什么变化。由于《孟子》在汉代基本上是作为诸子之书流传的，所以研治《孟子》的人数不多，不象经书那样热门。两汉研治《孟子》的著作见于著录的，计有扬雄《孟子注》、程曾《孟子章句》、郑玄《孟子注》、高诱《孟子章句》、刘熙《孟子注》和赵岐《孟子章句》凡六家。至今，除赵岐《章句》外，其余几种皆已散佚，只有在清代的辑佚书中纔能窥见一些一残缺的片段。赵岐《孟子章句》是汉代《孟子》研究之硕果仅存者，也是完璧流传至今的最早一部《孟子》注本，因此它是研究汉代孟子学的唯一可靠的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赵岐（一0八二0一），字分卿，东汉末年京兆长陵人，最初名嘉字台卿，后因避难而改名字。赵岐与当时中常侍唐衡之兄京兆虎牙都尉唐玹有矛盾。延熹元年，唐玹任京兆尹，赵岐乃其治下之民，于是避祸出逃。唐玹果然逮捕了赵岐的家属宗亲，陷以重法，全部杀掉。赵岐出逃后，隐姓埋名，四海为家。在北海郡卖饼为生时，遇到一位叫孙宾石的人，二人交了朋友，并把赵岐带回家藏于复壁之中。唐玹死后，赵岐纔又回到京师为官。相传他的《孟子章句》就是在流亡期间完成的。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刊记序》评论《孟子章句》说：“赵岐之学以较马、郑、许、服诸儒稍为固陋，然属书离辞，指事类情，于训诂无所戾。七篇之微言大义，籍是可推。”《四库总目提要》也评论说：“蓋其说虽不及后来之精密，而开辟荒芜，俾后来得循其途而深造，其功要不可泯也。”总起来看，这两家的评论大致还是符合实际、较为允当的。赵岐注的最大优点，是在名物训诂方面保存了不少古义，注释大体上也较为精到。大概因为赵岐离战国时代较近，对古代的成语、习语较为熟悉。后世的注家，因时代久远，对一些一古代的常用语较为生疏，因此往往容易望文生义，产生误解。例如《梁惠王上》：“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折枝一词在古代是指按摩、搔痒等一些解除身体疲乏的动作，因此赵岐说：“折枝，按摩，折手节解罢枝也。一罢枝，即疲肢。赵注准确地解释了“折枝”的含义。但唐人陆善经不明“折枝”的古义，解释成“折草木之枝”。表面上看起来陆说似乎很通俗，而实际上是望文生义。朱熹也不懂“折枝”之义，所以袭用了陆善经的错误。又清赵佑《四书温故录》说：“《文献通考》载陆筠解为声折腰枝，犹今拜揖也。”把“折枝”解释成弯腰拜揖，也是因不明古义而出现的望文生义。由此可见，赵岐注在保存古义方面功劳匪浅。

本书从国学经典中选取《周易》《论语》《孟子》《庄子》《史记》《世说新语》六部代表作，讲解我国传统文化精神。获中南地区大学出版社2001-2002优秀学术著作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