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是中国最早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在中华文化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儒家尊之为“群经之首”，道家崇之为“三玄之一”。其探赜索隐、玄思宇宙的深奥哲学和象数图式，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令古今中外不少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术数家为之倾倒。《周易（名家注评本）》为《周易》最新注释本，配以注释，以飨广大读者。

《纪念林语堂诞辰120周年私藏本：生活的艺术》是林语堂旅美后的第一部书，感情平和充实、语言幽默风趣。他向西方人娓娓道出了一个可供效仿的“生活最高典型”的模式，将中国人的旷达生活态度和浪漫优雅的东方情调诉诸笔下，全方位地阐述了林语堂本人“思想和生活所得的经验”，是一本指引人们走向健康人生、享受快乐生活的佳作。

《大学中庸》本是《礼记》中的二篇，《大学》以人的修身为核心，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格物、致和、诚意、正心为修身的方法。强调人的修身养性不只是内省的过程，更是同外物相接触，穷究物理而获得知识，培养道德品性、完善人格的过程。修身的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认为，治国平天下应以德为本。《中庸》强调“诚”，认为“诚”是实现“中庸之道”的关键。

《论语》是一部语录体思想散文集。早在春秋后期孔子设坛讲学时期，其主体内容就已初始创成；孔子去世以后，他的辫子和再传弟子代代传授他的言论，并逐渐将这些口头记诵的语录言行记录下来，集腋成裘，最终在战国初年汇辑论纂成书，因此称“论”。《论语》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因此称为“语”。《论语（名家注译本）》系名家力作，杨逢彬先生在精研《论语》的基础上，对《论语》二十篇进行了精确细致的注释和翻译。

本书是我国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著名学者杨祖陶先生的毕生心血之作，书中对康德、黑格尔哲学产生的历史条件、思想脉络、基本范畴、核心内容以及二者之间的思想关系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在探索康德开创的德国哲学革命持续发展的内在规律和逻辑进程的基础上，对有关康德黑格尔哲学的体系和基石的关键性问题进行了探幽发微、务求其真、必得其新的学术研究，并在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历史上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德国古典哲学的现代价值和意义在于它把西方哲学传统的两大内在精神——“为理论而理论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这一观点已经得到国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评价。本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是学习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必不可少的读物。

法国作家加缪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对未来真正的慷慨，是把一切献给现在。”时间总是在我们不经意间匆匆而过，因此和时间的赛跑不再仅仅是一种提醒，更是一种行动。这种行动不是口号，而是想要做的事情就尽快地去做，不再蹉跎时光、不再空留悲叹。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遵从内心的召唤，认认真真地活着，让每一个日子都能看见欢喜。如此，生活也会少一些遗憾。每一个人的人生起点都一样，但是有的人的确走得快且稳，那是一天天的勤力与奋进，积跬步所以至千里。有远大志向在前方，路远也不会觉得累，只需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

《马克斯·韦伯的现代性理论研究》的“总基调”是：以“理性化”为核心框架，论述韦伯现代性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内在逻辑，并在现代性相关议题上，展开韦伯与马克思的对话。根据这一基本任务，《马克斯·韦伯的现代性理论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详细阐述：第一，“理性化”是韦伯全部理论的总命题。借助于理性化的两种逻辑来解释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宗教社会学被置于文化理性化框架之中，政治社会学被置于社会理性化框架之中。前者涉及到西方宗教的“祛魅”和现代文化的世俗化，后者涉及到现代权力政治和官僚制度。第二，“理性化”是韦伯切入到现代性问题域的基本范式。新教伦理命题的阐释与充实必须依赖于理性化两种逻辑之间的互动。韦伯通过“理性化的吊诡”来展开现代性批判，更为具体地论证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间的悖论，在文化理性化层面上表现为意义丧失，在社会理性化层面上表现为自由丧失。同马克思的劳动范式一样，韦伯的理性化范式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了批判性继承。第三，“理性化”是韦伯探讨中国社会结构和宗教的分析框架。在这样一个普遍概念的审视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伦理特性（“传统主义”）不断被呈现出来，进而，为什么传统中国没有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问题也在“理性化”框架中得到极好地解答。第四，审视韦伯现代性理论的意义。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有利于反击社会历史领域研究中的经济决定论倾向；韦伯的宗教理性化视角构建了关于现代性的文化理论，把马克思异化理论拓展到现代性的文化批判；分析现代社会的技术和官僚制弊端，为反思发达工业社会提供了思想资源。第六，揭示韦伯现代性理论在思想史中的性质。韦伯现代性理论接续了现代性的理性主义传统，但“坚持悖论”的理性化理论与黑格尔一马克思主义的理性主义传统背道而驰。

如果说辞格继续是语言学家关注的对象，却始终是在表达的狭小范围内，尽管这个范围正在向语用学领域开放，这些开放缩小了语法事实的细节。本著作不仅从一般修辞学的视野接触它们，也从语言学和言语哲学的视野接触它们，此举甚至提出了它们的定义问题。该定义建立在某种灵活的言语观的基础上，不再将其视为某种编码，而是视为某种接受模糊和近似现象的进程。辞格并非相对于某种找不到的规范构成可辨别的差异，而是语法事实的安排，它们从被安置的语境中获得自身的意义。这样我们就从辞格概念过渡到塑形概念，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术语问题。本著作无意提出第N份以智慧命名为特点的辞格清单，而是昭示记录在逻各斯里的组织游戏，它与说话者的特质和受话者的反馈因素贡献于有关某问题时个体之间距离的协调，米歇尔？梅耶认为这种协调是修辞学的根本所在。这是一种新的辞格理论：它远没有把它们变成相对于规范的种种距离，而是把它们记录在言语的日常运作中。

本书在“真理的话语理论的基础”的标题下论述了达米特、布兰顿和哈贝马斯的真理论。这三位哲学家在真理论上客观存在的关联是重要的，这种关联也许正是他们各自的真理论的独特性的一种最好的体现。达米特、布兰顿和哈贝马斯的真理论代表了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之后的真理论的一种特殊状况。在放弃了分析哲学传统的真理论之后，他们都希望通过规范语用学为真理概念建立话语的解释，而这种联系或努力却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和大部分的20世纪的实用主义者拒绝去做的。布兰顿和哈贝马斯希望进一步推进由达米特所发起的认知转向，通过把有效性条件与由论辩所表明的证明的主体间性条件相结合来做到这一点。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也是把言语行为中的以言行事的成分，当作是提出能够在话语推论中兑现的有效性要求的语言表达式来看待。

墨菲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她以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为研究对象，揭露了当代新自由主义民主思想的虚幻性。其中对“三斯”（哈贝马斯、吉登斯、罗尔斯）的批判非常严厉和深刻。墨菲认为，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民主的存在着不能克服的理论缺陷，这将会给人类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带来灾难，因此，需要一种新的民主政治建设，这个建设分为两个维度，一是激活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的民主思想，二是将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进行嫁接。墨菲最后提出的民主政治目标是“竞争性民主”。本书认为，竞争性民主模式，并非是一个完整的理论，而是一种思想灵感和方法论，其中包含着对新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强烈批判，以及蕴含着构建政治宽容哲学的美好愿景。本书将从两个方面对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并不是简单的多元民主，而是捕捉时代问题，对中国国情反映最为真实的民主机制；二是，中国当今社会，需要“政治”的回归，要在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基础上，引入一个系统的社会社会公平竞争机制，将社会治理模式导向一个公平、正义、民主、文明、包容的社会，一个政治伦理和社会治理能力高度提升的理想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