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与时间》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代表著作，1926年写就，翌年出版。它也是本世纪Z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不仅影响了此后多种重要哲学流派和重要哲学家，而且在文学批评、社会学、神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学等多种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存在与时间》一书批判了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把哲学当成知识，把存在当作存在者来研究的传统。同时抛弃了近代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哲学研究中以认识为起点的方法。海德格尔哲学是从人的存在——此在入手，在对“存在”的追问中达到存在的意义的澄明。他在对人的存在状况的分析中为现代人的根本情绪提供了一种把非理性的东西理性化了的形而上学的解释。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所奠基的存在哲学无论在研究宗旨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意味着西方哲学的一次重大转变。

《摆渡在有-无之间的哲学》是作者近二十年有关第1哲学问题的持续思考与讨论的总结。所谓第1哲学问题，也就是哲学中 基础、 恒常，同时也是 困难的那些问题。这本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为“沉思篇”，是作者直接面对第1哲学问题展开的思考。下篇为“解释篇”，是在上篇基础上对哲学史上一些 重要的哲学家有关第1哲学问题的思考的分析、讨论与反思。

《亚里士多德的图书馆》主要分为几部分：一，亚里士多德的个人生平和成长经历，包括亚里士多德与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的关系，亚里士多德与其导师柏拉图的关系，亚里士多德与其监护人普罗克森努斯的关系。第二，亚里士多德的学习和教学，包括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学园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园的建构与发展。第三，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目录，其中涉及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列表，梅那日“无名之作”的列表，还有托勒密的列表等。第四，亚里士多德主要著作的内容和评注，其中包括开放性著作和内部著作，如逻辑学、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的评述。第五，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流传的曲折过程，其中涉及亚里士多德全集的真伪问题。涅琉斯、亚贝里康和大题兰尼奥对“全集”的传播建构中起到的作用。

《启示哲学导论》（1842—1843）为谢林晚期哲学的代表性作品。谢林晚期哲学十分重要的贡献在于区分 “肯定哲学”和“否定哲学”。通过对整个近代理性进行批判式的范围划定，考察其历史性处境和效用，谢林尝试为理性重新赋予合法性，极力克服形而上学自开端以来就包含在自身中、并在近代哲学中达至顶点的虚无主义倾向，从而通过回溯哲学的开端来拯救哲学自身。　本书的另外三个文本《对肯定哲学本原的另一种演绎》（1839）、《柏林首讲》（1841）、《论永恒真理的源泉》（1850）与《启示哲学导论》共同构成进入谢林晚期“启示哲学”的通道，并刻画其晚期的基本论题和思想剖面。从思想史层面来看，谢林的晚期哲学更起到从德国古典哲学向19世纪中晚期哲学、甚至20世纪哲学的过渡作用。

《蜜蜂的寓言》是近代英国思想史上非常有影响的学术名著。《蜜蜂的寓言》副标题为“私人的恶德，公共的利益”。这一说法后来被人们简便地解说为“私恶即公德”。其中“蜜蜂的寓言”描述了一个“蜜蜂的国度”，在那里，每只蜜蜂都在近乎疯狂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虚荣、伪善、欺诈、享乐、嫉妒、好色等恶德在每只蜜蜂身上表露无遗。令人惊异的是，当每只蜜蜂在疯狂追逐自己的利益时，整个蜂巢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后来，邪恶的蜜蜂突然觉悟了，向天神要求让他们变得善良、正直、诚实起来。然而整个蜜蜂的王国却由此一磅贬值为一文，昔日繁忙的酒店渺无人迹，不再有人订货，全国呈现出一片萧条景象。曼德维尔借助“蜜蜂的寓言”想要说明：私欲的“恶之花”结出的是公共利益的善果。这就是著名的“曼德维尔悖论”。从道德的角度看，以自利驱动的行为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如果想以“公共精神”的道德情怀来建立一种充满美德的繁荣社会，那只是一种“浪漫的奇想”，因为私欲和私欲支配的个人恶行恰恰是社会繁荣的能源，离开了这个能源，公共利益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公益心和道德感这样的善之花，都将结出贫困和伪善的恶之果。 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所表达的“私恶即公德”的主张启发了后来的休谟、斯密和二十世纪的哈耶克等思想家。可以说，曼德维尔的这一主张为后来斯密市场机制的思想奠定了基础，并且成为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和经济伦理的基本隐喻。在人类思想史方面，基督教等众多宗教长期宣扬人要一心向善，并认为这是整个社会最终走向至善与幸福的基础。而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则明显是对这样一种“善良意志论”的反动。可以说，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打破了人类“善良意志论”和“理性设计论”的迷梦，为人类大规模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考路径。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我们就不难理解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在人类思想史上的开创性贡献，也不难理解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发表后为什么受到了那么多人的非难与攻击了。

胡塞尔的思想发展可分为前期的静态现象学和后期的发生现象学。《胡塞尔发生现象学引论》是关于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的系统论述。它以现象学还原与先验构造之间的本质关联为切入点，引出关于发生现象学的引导动机的探讨。藉此，以发生的观念为贯穿线索，遵循发生现象学的问题性的层次结构逐层展开。作为“彻底的还原”，“发生性的回问”最终达到现象学反思的边界。因此，发生的问题性在基础层级上涉及先验现象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涉及一门“现象学的形而上学”。

从古希腊城邦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罗马共和国时期的西塞罗和帝国时期的圣奥古斯丁，再到中世纪的阿奎那……艾伦？伍德在《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公民到领主》中回望了那些在现代社会留下不可磨灭印记的思想家。她没有从政治文本的角度诠释他们的理念，而是将其解读为对社会和历史的创造性回应。 在她看来，从古代到中世纪，有产阶层、劳动阶层和国家之间的复杂互动以及私有财产权和国家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形塑了后世的政治理论，主导了西方政治的发展。伍德以社会史的创新视角重述了政治理论史。

在《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自由与财产》中，路德、加尔文、斯宾诺莎、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的思想不仅仅是抽象的哲学命题，更是对所处时代和环境的回应，在西方历史中留下了无与伦比的丰厚政治遗产。作者以比剑桥学派更加宽泛的语境主义研究路径，梳理了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间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脉络。

本书为叔本华的主要著作。叔本华是德国近代著名的唯意志论者，是黑格尔的对立面。他认为世界是意志、是表象，生命是痛苦的，为要摆脱痛苦，就要否定生命，走向虚无。他的思想渊源可追溯到柏拉图、康德、贝克莱，他对康德基本肯定，对黑格尔全盘否定。他的思想对中外哲学界、文学界都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而且经久不衰。 通过本书可对哲学史上的理性与反理性的斗争，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J.I.巴刻是清教徒研究的*重要权*之一。这本书是巴刻为九位清教徒伟人所画的“肖像”，由一组介绍他们生平和思想的评传构成。书中结合亨利·斯库格尔、斯蒂芬·查诺克、约翰·班扬、约翰·欧文、约翰·弗拉维尔、托马斯·波士顿、威廉·帕金斯、理查德·巴克斯特等清教徒牧者的生命见证和著作，很好地向读者展示了清教徒神学的丰富以及灵性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