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石如墓志铭》原件藏故宫博物院，篆首书出自曾国藩之手，李兆洛撰文。该作品为何绍基缅怀前贤故友所写，作品为楷书，将颜真卿宽博的结体与欧阳通挺峻的笔势相结合，又融入北碑的笔法，点画遒劲浑厚，何绍基特有的回腕执笔法使线条有轻微颤动，更显苍劲的意趣。

张季直的《西湖载鹤图序》书于光绪三十四年，内容是序文，行笔中带有明显的楷书笔法，用笔精到，字与字之间的笔势若相连属，结体俊秀，有柳公权碑刻般的骨力。而作于民国四年的《渡海亭记》则是张氏碑版楷书的代表作，用笔绝无一丝偏侧，结体横平竖直，能窥见唐人楷法的法度。雄强洞达，沉稳大气的风格在晚清的书坛亦能占一席之地。

《常用7000字（行楷）/名师经典》博众家之所长，具有字体规范、笔画匀称、笔顺标准、结构平稳等优点。本帖结合初学者的写字实际，精心选取了生活中常用的7000字，从汉字的基本笔画、汉字的偏旁部首入手，让学习者能够掌握每一笔、每一画，为写好汉字打下坚实的基础。

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说：“伊秉绶是隶家正宗，康有为说他集分书之成，很对。其实，他的作品，无体不佳，一落笔就和别人家分出仙凡的界限来。”伊秉绶行书的奇逸浑厚与方正重拙的隶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伊氏行书于颜真卿《祭侄文稿》《送刘太冲序》用功zui深，并于行笔中融入隶书的韵味，书风独具特色。《壬申初草册》作于嘉庆十七年，伊氏时年五十九岁，距其离世仅三年，算是极晚年的书作了。书法楷、行、草相间，结体略修长，不仅有颜真卿的筋骨，线条上更见韧性，笔、划间显露浓重的章草、隶书意味，古意盎然，确属晚年作品中的佳构。

谭延闿四十岁后遍临历代名家法帖，书风大变，形成了谭氏宽博温厚、含蕴性灵、雄健开阔的行书面貌，受到时人推崇。《谭延闿庐山纪游墨迹》书于民国十九年六月，而其卒于同年九月，可谓是他极晚年的作品。是册书法笔法灵巧多变，藏锋力透，丰满圆润，挥洒从容，神理上与刘石庵有共通之处，而浑健大气方面又有钱南园意味，可算是谭氏晚年书作中的佳作。

《张迁碑》系列图书是河南美术出版社在新时期将书法与新媒体结合的全新尝试。《张迁碑》是东汉中晚期隶书方整雄浑的代表作品，不仅给金石、文字学、历史学研究留下了丰富的史料，而且它的书法艺术也成为书史上的煌煌经典。《张迁碑》入门是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霍超进行讲解，对张迁进行全面剖析，让大家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张迁碑》。对隶书的发展以及书写工具、执笔姿势等进行简单介绍，让大家对书法常识进行简单了解。第二，从笔画、偏旁、结构等方面对单字逐一讲解并行书写示范，深入浅出，使初学者不但听懂，而且很容易把握其书写要点，跟着博士进入别样的“张迁世界”

邓石如篆书《阴符经》原作为四条屏，与平日所见流美整饬的篆书不同，主要表现在方笔和圆笔并用，笔方显刚则浑朴厚重，笔圆显柔则清秀洒脱，有一种对比的美。尤其长脚曳尾的处理上颇有特色，使字在不齐中见齐，参差中见平稳。整幅作品端庄中有洒脱，遒劲又婀娜，间以金文大篆穿插别有生趣，既有古法的传承，又不乏自身新意，笔法和结体的变幻深得《三公山碑》《天发神谶碑》的神髓。李兆洛云：“完白翁之《阴符经》，乃仅见之作，意取参古文小篆而用之。行笔则一以猎碣为法，可为后来作籀者轨范。”可见此类独特风格之作，为邓石如存世作品所仅见，殊为珍贵。

《梵文书法字帖（梵文 藏文）》是古代梵文“兰札体”和“乌尔都”两种字体的字帖，是甘肃拉卜楞寺的关却加措大师传承而来，由字母、词语和句子范例组成，书写时以传统藏文梵文书写方式为基础，简明的将梵文，梵文转写，藏文对照列出，是一部实用的梵文习体贴。

赵之谦三十五岁之前作品大都为行书，大抵是颜体范畴，温雅洒脱，与何绍基有相通处。《南唐四百九十六字》写于同治四年，赵之谦时年三十七岁。颜体的面貌已经不见，字形易长为扁，点画明显带有北魏碑志恣肆紧结的特点。虽不如晚年作品的浑厚与畅快，但雄强刚劲的碑体特点已经彰显，确实是他书风转变期的佳作。

本书收录的弘一法师手书《妙法莲华经》系为性常法师掩室而作。掩室即是关门，于佛教中可解释为闭关、禅定之意。大师不仅写经相赠，更有著名的“为性常法师掩关笔示法则”传世，掩关之窍要在文中一一列明，殊为细致。《佛说阿弥陀经》书于一九三六年，这一年的春天弘一法师卧病草庵，数月方愈，病后移居鼓浪屿日光岩（即跋中所言之古浪日光别院）。两件作品都写于福建泉州，时间仅相距一年，此时写经面貌与中年时期的挺硬魏碑体有明显不同。用笔上强调了魏碑与帖学的融合，笔画间的疏密对比也进一步加强，并配以修长的字形，构成了清癯中见活泼的书法特色，确是弘一法师晚期书法中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