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为近现代商业美术梳理存盘，书稿体现出“民俗民间”的潮动和整个时代变革之间的交互因果，其中对图片变迁的剖析尤为难得。全书400多幅彩色图片且价值珍贵，填补了中国现代设计史的空白。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本内容丰富、通俗易懂、值得推荐的商业美术史读物。

唱响江西红色文化品牌，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把江西丰富的红色资源符号化、立体化、生动化，做成文化标记、精神标识，让广大读者在重温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中感受初心力量、激发使命担当，是撰写这部《红色文化》的初衷。《江西文化符号丛书：红色文化》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江西伟大的革命实践进行逻辑梳理，构建“掀起红色风暴的政治主舞台”“推进土地革命的军事主战场”“集聚领袖先驱的革命大本营”“预演文韬武略的治国试验田”“凝铸红色基因的精神孕育地”五个红色地标，还原一段段红色记忆、解读一个个红色经典，鼓舞一代代人的斗志。

《江西文化符号丛书-庐陵文化》为“江西文化符号”丛书中的—本，从“璀璨民俗”“古村风韵”“文章节义”等方面对庐陵文化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介绍，可以说是深入了解庐陵文化普及和入门的上佳读本。作为江西文化符号的庐陵文化，在生花妙笔之下，生动而立体起来，通过作者流畅的文笔，代领读者感知魅力非凡的江西厚重而璀璨的文化。

中国戏曲，历史悠久，它始终跟随中国社会的推进而成长和衍变，至今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戏曲历史上著名的“花雅争胜”，昆腔称“雅部”；弋阳腔及民间各类声腔统称“花部”。雅部多在城市，花部则长期在广大农村，从而构成中国戏曲文化生态齐头并进的态势。因此，江西号称“戏曲之乡”是实至名归，它为人们立体地反观中国戏曲发展的历程，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文化视角。《戏曲文化》的撰写是一种新的尝试。它要求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尤其是字数至简而精准。如何谋篇布局，花了不少时日，但也是一次很好的实践与学习的机会。图文并茂是“江西文化符号丛书”的一大特色，衷心感谢江西画报社、抚州地区宣传部、乐平市委宣传部、《中国戏曲志·江西卷》等所提供的图片，使本书更趋完美。

江西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重镇。就全国范围来看，古代江西书院数量非常多，影响非常深远，遗存保留非常丰富。探讨江西书院的著作与论文，可谓汗牛充栋，不胜枚举。然而，这些成果，或从历史纵向剖析，或从专题个案探究，鲜有从江西书院文化整体的横断面展开讨论与阐述。请看《江西文化符号丛书》。

《艺术为人民：延安美术史》内容立足于中国美术馆典藏延安美术藏品研究，结合延安美术新研究成果，以及本人赴延安鲁艺管理园区、延安革命纪念馆实际调研以及走访延安美术家后人所得资料，尽可能全面地将延安美术各个门类囊括其中，首先从作品意义上建构一个延安美术的完整序列。其次，通过对延安美术思想、美术创作和美术机制的整体考察揭示延安美术发生、发展的内在逻辑，还原延安美术的历史语境，梳理出延安美术的价值体系，其意义不仅是对红色革命文艺传统的传承和弘扬，同时通过对延安美术民族化、大众化的独特发展道路的阐释，也有助于增强当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何谓“延安美术”？《艺术为人民：延安美术史》将“延安美术”定义为在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至1945年抗战胜利这期间发生在延安及陕甘宁边区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美术的总称。在时间上，这一段正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时期，有特定的历史内涵和文化逻辑。以这段历史时期来界定延安美术，比较容易把握延安美术的整体性特征。在空间上，延安是有确定所指的地理概念，从文化场域意义上可以扩展为陕甘宁边区范围。1945年抗战胜利后，延安的美术家就开始分散到各解放区，解放区美术代替了延安美术。从性质而言，尽管延安地区本有原生状态的民间美术存在，但只作为延安美术资源，也不算《艺术为人民：延安美术史》所谓的中共领导的带有革命性质的延安美术。延安美术是在经历长征到达延安的苏区文艺工作者、上海左翼木刻家以及全国各地来延安的美术青年的共同努力下逐渐发展形成自身的特色的。在以往的有关延安美术的研究中，由于没有清晰界定时间、空间和主体等范畴，以致模糊混淆了延安美术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把延安美术与其他根据地美术、延安美术与解放区美术相混淆，简单把延安美术家其他时期的作品都视作延安美术，甚至出现把从未到过延安的美术家作品也归入延安美术这样明显的问题，错把延安美术影响下的美术等同延安美术本身，这都影响了我们对延安美术的认知，造成很多混乱，有必要在叙述延安美术之前首先廓清“延安”“陕甘宁边区”“解放区”等概念。“延安”在成为革命圣地之前首先是一个建制县，古已有“延安”“肤施”之名，最早称“高奴”“延州”，隋大业三年（607年）废延州，设延安郡，治肤施、临真、延安等11县。清设延安府，治肤施县。1913年，废延安府，肤施县隶属陕西省榆林道。1928年，废榆林道，肤施县直属陕西省。肤施古城始建于北宋庆历五年（1045年），城墙巍峨庄严，设东、北、南三门，西面蜿蜒向上连接凤凰山，为边塞要镇。1935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在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落脚陕北，同时国民党调集东北军配合西北军，部署肤施及各交通要地加紧对红军进行军事围剿。红军接连取得几战胜利并采用围城策略进行反封锁，并以通商交往为条件与东北军达成停战。西安事变后，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驻防肤施古城的东北军奉命南撤，与红军主力共同向西安附近的三原集结，相互配合防击国民党顽固派。东北军撤走后，红军和平接管肤施城，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于1937年1月从保安进驻肤施，由于之前中共地下党组织曾在此活动并设立过延安县，接管后中共将肤施改称“延安”。

“在某种程度上，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基于日本艺术……”——出自凡·高于1888年7月15日写给弟弟提奥的信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军舰驶入江户湾，强硬地打破了幕府闭关锁国的状态，也推动日本艺术沿着港口涌向了海洋的彼岸。陶瓷、珐琅、漆器、丝绸乃至浮世绘，这些充满东方风情的艺术品在西方的大型展览会上一经展出，便迸发出灿烂的光芒。 众所周知，凡·高一生都痴迷于收藏浮世绘，但他并不是唯一一位被日本艺术吸引的西方画家，劳特雷克和莫奈等人也为之深深着迷。虽然这些巨匠大多一生都未曾踏足日本，却在多幅作品中留下了对日本艺术的喜爱与致敬。 19世纪日本艺术究竟是如何飘洋过海，使印象派觉醒，甚至促成西方现代艺术的诞生？本书将为您介绍，艺术史上这段震撼人心的东西方艺术的永恒邂逅。

《江西文化符号丛书-临川文化》系统梳理与展现了从古至今产生于抚州和建昌地区的临川文化之显著特色。全书分为“教育之盛”“思想之光”“文学之显”“世家之采”“医药之灵”“造物之美”“‘非遗’之韵”七个篇章，对临川文化所涉及的不同重要领域之内容与特色进行了精要勾勒，以点带面，深入浅出，突出文化的符号性，并力求图文并茂，是本系统把握临川文化精髓的通俗读物。

景德镇享有“世界瓷都”的美誉，是中国非常早走向世界、走向全球的城市。然而，自古以来，创造了灿烂陶瓷文化的陶瓷匠人，受到文化水平的制约，无法著书立说。而文人也普遍将陶瓷艺术视为“君子不器”的工匠之作，很少将其提升到文化层面来审视。所以古代研究陶瓷文化的珍贵文献，数量之少，与中国陶瓷在历史上、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并不相称。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于景德镇陶瓷文化的研究，伴随着中国陶瓷的复兴，开始向系统性、学科性方向发展，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本套系列丛书，定义为大众读本，旨在以简洁通俗的语言，向大众介绍江西文化的精彩，陶瓷文化自然成为极其重要的一环。

在当今的欧洲，黄色在日常生活环境里登场的机会并不多，在符号象征领域里的作用也不大。但在历史上并非一直如此。在古代各民族的眼中，黄色代表光明、热量和繁荣，它几乎可以说是一种神圣的色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宗教仪式上，黄色占有重要的位置；而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则认为黄色代表黄金，拥有不朽不灭的特性。黄色地位的衰落始于中世纪，从那时起它具有了两面性：一方面象征谎言、吝啬、背叛，有时还与疾病和疯狂相联系；另一方面又能象征权力、欢乐和富裕。 从16世纪开始，黄色在世俗文化中的地位继续衰落。无论是新教改革派、天主教会还是晚些时候的“资本主义价值观”都对黄色评价很低。虽然在科学领域它位列三原色之一，但黄色的符号象征意义始终具有正反两面性。时至今日依然如此，偏绿的黄色在我们眼中总是显得很不舒服，甚至有些危险，因为它暗示着疾病和毒素；而偏橙的黄色却显得欢快、健康、滋补，正如橙子这种水果一样。 本书是“色彩列传”的最后一本。这套系列丛书从2000年起陆续出版，旨在建立起一门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直至今日的色彩历史学。该系列的前四部分别是《色彩列传：蓝色》、《色彩列传：黑色》、《色彩列传：绿色》和《色彩列传：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