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著名武侠小说·绘画本系列。宋朝末年，金兵南侵，天下大乱。岳飞手下名将杨再兴之后杨铁心与梁山泊郭盛之后郭啸天二位好友被官府与金兵追杀，郭啸天身亡，杨铁心夫妻失散。江南七怪和全真教丘处机道长约定分别寻找他们的儿子郭靖与杨康，教其武功，并于18年后比武。18年后，杨康投靠了金国赵王：：完颜洪烈，郭靖则在大漠草原长大，受多位高人指教，成了武艺高强，并具有正义感和爱国心之人，他在侠女黄蓉的帮助下，与邪恶势力拼杀，杀死了完颜洪烈，报了国辱家仇。全书歌颂了爱国、正义与光明，展示了当时的社会风情。本书是金庸先生著名三部曲，即《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之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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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之久的波黑内战称为“残酷”之最，堪称二十世纪继两次世界大战后惨绝人寰之典范。人类文明早已黯然失色，乃主人性都不复存在，亲朋反目，手足相残，邻里驱赶种族清洗，集体屠杀，乱坟岗，万人坑……为了巩固血染的成果，联合国决定成立波黑维和任务区，再次将成百上千的维和警察部署到了这片热土上，蓝色贝雷帽再次成为这片焦土上的亮点，为了和平，他们前赴后继，义无反顾……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决定在维护世界和平的重任中充分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2001年元月，在联合国的请求下，中国首次向波黑——这个世界战略咽喉派出了五名维和警察，五星红旗在这笼罩着狼烟的巴尔干半岛上为了和平飘扬……本书记述了这些中国维和警察不平凡的事迹。

每一个细腻且充满爱心的女人，都会把一大堆“破铜烂铁”当做宝贝收藏，因为每一件都有着特殊的故事。三毛也是这样的女人，这里有她珍爱的80余件“小东西”的图片，加上三毛娓娓道来的细语，成为一本绝佳的“枕边书”。重读三毛，读到的是浓情蜜意，读她对丈夫的情深意切，读她对父母的依依不舍，读她对友人眷眷情谊……《我的宝贝》在《俏》杂志以及《皇冠》杂志上连续刊登了一年多的时间。这本书的诞生，无非抱持着一贯的心态，那就是：把生活中的片段记录下来。其实，我的宝贝不止书上那么一点点，自从少年时代开始拣破烂以来，手边的东西总是相当多。随着时间的流逝加上个人环境的变迁，每隔五年左右，总有一些原因，使我的收藏大量流失。起初，对于宝贝的消失，尚有一些伤感，而今，物换星移，人海沧桑早已成为习惯，对于失去的种种，都视为一种当然，不会再难过了。《我的宝贝》在连载期间得到极大的回响。分析这个专栏之所以受欢迎的原因，可能在于它的图片和故事的同步刊登。我很喜欢读友们把这本书当成一本“床边故事。”看一个图片，听一个故事，然后愉快的安眠。事实上，很多做母亲的，已经把这种方式在连载时用在孩子入睡的时刻。我发觉，孩子们也很喜对听故事再看图片。也喜欢读友们把这本书当成礼物去送给好朋友，因为送的不止是故事同时也送了一大堆破铜烂铁般的所谓宝贝。这些经由四面八方而来的宝贝，并不是不再流动的，有些，在拍完了照片之后，就送了人，也有些，不断的被我在种种机缘中得来，却没有来得及收进这本书里去，很可惜的是，来的都是精品。这只有等待过几年再集合它们，另出一本书了。藉着一件一件物品，写出了背后的故事，也是另一种保存的方式，这么一来，东西不再只是它的物质基础，它们，加入了人的悲喜以及生活的轨迹，是一种文物了。总有一天，我的这些宝贝都将转手或流散，就如它们的来那么自然。如果后世的人，无意间得到了一两样，又同时发现，这些“古斑斓”曾经被一本书提到过，那份得来的心情可能不同。又如果，每一个人，都把身边的宝贝拍照记录下来，订成一本书，数百年之后，旧书摊上可能出现几十本《物谱》，会是多么有趣。我写这本书的快乐，就在于这份好比一个小学生写一篇篇历史作文一般的趣味和心情。

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学名著，面对提高文化素质的呼声，行色匆匆的现代人面临这样两个问题：读什么？怎么读？本书将给您提供最佳阅读方案。百余部中国文学名篇，涵盖了从古老《诗经》到最近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尘埃落定》。精当而简练的笔法，让您全面领略名著的内容和神韵；原汁原味的优美文笔，不仅使您体验到中国名著的优雅，更能增添您阅读的快感。

编辑推荐：少儿彩绘童话经典。童话大师安徒生用自己的心与梦穿起了一串串耀眼的珍珠，它们如宝石般晶莹，如星星般闪亮。《安徒生童话》是人类善与美的最真切的召唤，它将给予你最深刻的启迪与感动。

你是桑贝迷吗？春服桑贝是谁？最简洁的回答莫过于—绘本大师。提到绘本，有人会说台湾几米，然而谈及人文传统深厚的欧洲绘本，没有人敢忽略桑贝。桑贝是一个精圆半吐的概念，一种品味，一类格调（如果格调一词还没有被糟践彻底的话）。他的好处在似远忽近之间，在半梦半醒之间，在冷漠和悲悯之间，像一杯沉淀了许久又被轻轻搅动的水。从1960年为《小淘气尼古拉》画插图一举成名之后，到现在，他已有二十多部著作问世，全世界都有执著的桑贝迷，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交流和分享阅读桑贝的快乐。桑贝没有什么桑贝式的语言，这让桑贝迷缺少了其他迷们常用的切口，“桑贝”成了进入这一迷人世界的惟一密码。你很难一下说清桑贝关注什么，法国报刊说：“桑贝笔下的典型人物，身躯小得像鸟，却无法自由翱翔，是受到日常琐事牵拌的理想主义者—梦想着自由开阔的空间，却被牢牢地绑死在地上。”他很冷峭，《兰伯特先生》完全是一部法国艺术电影的作派，固定的场景，固定的人，翻来覆去的圣诞，一个总是缺席的人，却是全书的主角。政治、足球、女人成为男人掩盖内心荒凉的出口，咖啡馆里的人生是无出路的，每个人都滔滔不绝，但都一言未发。他很幽默，《航空信》里横冲直撞的文化和深厚悠闲但多少有些没落的文化冲突被演绎得令人捧腹。他很细腻，《我的另一半》是一幅各色人等的情感风情画，渴望、计算、付出、等待，每一个情感横断面都黏稠、荒诞，充满怀疑。他很犀利，《清晨》所描绘的是梦与醒的交界，那是意志和欲念、希望与失落共生的时间，那些意识流动的画面和晦暗的情调剥离出的人，也许离我们的灵魂更近。《一点巴黎》中的巴黎再大，不过是个道具，所有景致的背后，是个卑小的法国外省人。也许这样去理解渺小的人，要比了解一个伟大的城市有意思得多。桑贝的意境高深莫测，连法国人自己都无法完全了解他，也许这正是说明，桑贝不是法国的，甚至都不是欧洲的，他对这世界最大的贡献，是提供了一双桑贝的眼睛。当你看完桑贝的书，也许你会获得一种新的看世界的角度，像桑贝一样的幽默，冷峻，或者，如果你踏上欧洲，如果你用桑贝的气息重新覆盖你看到的一切，也许，一切都另有一番意味。

名人也是人，也有各自的喜、忧、愁、苦……启功，钟敬文，臧克家，袁世海，乔羽，丁聪，余秋雨，冯骥才，李维康，铁凝……都是名人。名人观世象，总会有些“标新立异”的视角……不聊不知道，“心”路真奇妙……“听”名人倾诉，既受教益也是享受。

《岁月》是吴尔夫的第八部长篇小说，也是她的倒数第二部小说。实际上，她的最后一部小说《幕间》写成后还没修改完，她就投水自尽了。因此，《岁月》这部经过她反复修改的作品，在她的长篇小说创作中便具有了非同一般的地位；它不仅体现了吴尔夫后期在小说理念上的成熟，也是她在长篇小说写作上不断创新、不断突破的成功实践之一……

没有别的事情会比生活在自己的时代，但敢于公开反对其时代并大声说‘不！’来得困难且需要个性。――图科尔斯基他所说的，即便是当他犯错误的时候，对我来说也几乎都是不可或缺的。让我换句话说：对我们――他的同时代人，都是不可或缺的。他激烈地经历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想、斗争和悲剧，而别人则激烈地过着紧张的私人生活。他是一种良心和一种热情……――奥塔维奥？帕斯……因为他们沉默，我才将之传达。――路德引言鲁迅死于二十世纪而活在二十一世纪。这是一个奇异的生命现象。然而，他并不像别的伟大人物那样，带给世间的惟是静止于历史的或一阶段的炫目的光辉；与其说，他带来的是“欣慰的纪念”，凯旋门，缤纷的花束，无宁说是围城的缺口，断裂的盾，漫天无花的蔷薇。作为现时代的一份精神遗产，它博大，沉重，燃烧般的富于刺激，使人因深刻而受伤，痛楚，觉醒，甘于带着流血的脚踵奋力前行。1881年鲁迅出生的年头，正好临近帝国的悬崖，是时间的断裂带。中国现代化，在民族的屈辱中蹒跚起步，许多陌生的事物，陆续出现在大队蠕动着的辫子和小脚之间。随着经济的萌动，政治改革的一次尝试――戊戍变法――旋起旋灭，蒙受血光之灾。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横亘在官员、士子和百姓面前的共同的问题。汉学家费正清用“沿海中国”和“内陆中国”的概念，阐述中国近代的两大传统。鲁迅的出生地，恰恰落在沿海中国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城镇：绍兴。它是古老的，又是年轻的；它是越王报仇雪耻的故地，又是新书报最早流布的地方。在它四周，毗连大小村落，具有明显的边缘色彩。鲁迅的大家庭过早败落，对应于古老中国的命运，很有点同构的意味。由于祖父下狱事件的牵连，他曾经在乡下度过一段短暂的“乞食者”生活。祖父被判“监斩候”，由最高统治者于顷刻间的“钦点”决定一个人的生与死，这是荒谬的，但是又是天经地义的。权力的这种不测之威，使他自小便为一种无法言说的焦虑，耻辱和仇恨所抓攫。父亲的长期卧病和后来的亡故，无疑加剧了他的精神创痛；而作为长男，又不得不从中担当沉重的责任。家庭的两次变故，把他无情地推落到社会底层；从小康而入困顿，终致自我放逐，远走异乡，“把灵魂卖给鬼子”。生活的巨大落差，构成了他日后反抗现存秩序的广阔而深刻的背景。可以说，鲁迅来自传统中国的黑暗的深部，来自现代的源头，来自东西方文化冲突的第一波，来自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粗糙的摩擦面。鲁迅及其时代的关系，就整个现代化进程来说，带有某种“原型”性质。由于改革的缓慢，在一个长时段内，前前后后会产生许多彼此类似甚至雷同的事件；也就是说，在无限张开的现实当中，将仍然不断遭逢以往的幽灵。这种“同义反复”的东西，是最本质的东西。鲁迅始终抓住这东西，对于这个前现代社会，则抓住其中的死结：“吃人”。所谓“吃人”，即作为个人的从生存到发展的各种权利，全然遭到剥夺；用马克思对专制社会的概括，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然而，人们已经习惯于奴隶的非人的处境，麻木，苟且，逃避自由。对于现实，一是不敢正视，二是善于遗忘。鲁迅所作的斗争，不但在于揭露黑暗的事实，还要暴露各种企图掩饰黑暗的行为。可怕的是，这其间，除了官方的布置，还有“同人”的合谋，以及民众的参与。鲁迅天生敏感，激烈，不能容忍有害的事物。他极力使司空见惯的东西陌生化，使隐蔽的东西公开化，使稳定均衡的东西极端化和尖锐化，总之，他要使“黑暗的动物”现形，使“铁屋子”里的人们无法昏睡和假寐，使大家看见事实的实在性，使真理自明。鲁迅的全部努力，几乎都在于揭示时代的真相。所以，当我们重温鲁迅的文本时，就会诧异地发现：被揭露出来的一个又一个未曾改变――鲁迅倾其一生都在促进其改变――的事实，已然包涵了一种猫头鹰式的洞见，犹如先知的预言。我们是谁？人还是奴隶？我们是否具备自由的意志和权利？鲁迅的存在，对于活着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这不仅仅因为他揭露了为人们所不乐于接受的世界的真实，而且还在于他总是以一种与人们相悖的态度和方式对待这真实。无需斗争，或者简直厌恶斗争，应当算得上是幸福的罢？可惜事实上并非如此，无视斗争的存在，往往出于奴隶的自欺。鲁迅终其一生，确实不曾背弃青年时期构筑的“人国”乌托邦；但是在现实中，除了确信自己做为奴隶以致奴隶的奴隶的经验之外，他怀疑一切。他把几千年的“东方文明”等同于僵尸，不相信一直为统治者编修的中国历史，说是“家谱”，不相信正统意识形态控制下的霸权话语。那些故作激烈，左得可怕的革命者，也是他所憎恶的。他反对蒙昧主义，而对中国的学者又往往抱不信任的态度，大约在他看来，其中多是“假知识阶级”，是喜欢给权势者帮忙或帮闲的。对于底层阶级，虽然一直是精神皈依的对象，却同样反对“迎合”，作“大众的新帮闲”。他承认自己的“多疑”，而且为多疑作过辩护。然而，这丝毫无改于斗争的确定不移的目标。准确一点说，鲁迅的敌人，都不是迎面而来的，而是来自上层，背后，内部，来自周围，带有“围剿”性质。所以，鲁迅的斗争也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斗争，而是反叛，反抗，突围。他反叛社会，反叛所在的阶级，反叛集体，直至反叛自已。他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每一个人，既被吃也曾吃人；而他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做“醉虾”的帮手。因此，他不断地使自己从权力和罪恶中分裂出来，脱离出来，成为相对于权力系统的密集网络的一个活跃的反抗点。自从为革命的梦境所放逐，鲁迅选择了上海作为斗争的最后一道壕堑。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兄弟阋于墙”，国共两党联合破裂。中央集权制度经过长期松弛以后迅速收紧，年轻的民国在一次大清洗中蜕变成为“一党专政”的“党国”；随着民族战争的临近，专制与奴役在国家主权的庇护之下进一步合法化。作为反抗者，鲁迅加盟了反对政府的争取自由和人权的各种组织，其中包括左联。然而，就在这组织内部，产生了新的权势集团。鲁迅从中意外地遭遇了“奴隶总管”，“自有一伙”的压迫，孤立和打击。对此，他曾使用“横站”一词，表达后来面临的复杂而艰难的处境。正如自命不凡的才子所嘲笑的那样，这时，他写作的惟是不能进“艺术之宫”――自然也不能进“学术殿堂”――的杂文。仅从鲁迅最后十年的杂文所取的材料，形式和风格的演变来看，斗争的情势，显然要比北京、厦门和广州时期更为严峻而急迫。这是一场绝望的抗战。那结果，鲁迅不但不曾丝毫动摇党国，反而成了党部呈请通缉之人；不但没有夺过“工头”的鞭子，“元帅”的军棍，这样的人物却照样挂帅，照样“以鸣鞭为唯一业绩”，他的几个较亲近的青年朋友，都是给“实际解决”了的。而且，还有不断纠缠他的文痞、文氓、文探，种子绵绵不绝。鲁迅一生傲然独立，却是遍体鳞伤，过早地耗尽了体内的全部燃料。斗争的无效性，不免使人们又多出另一种折磨，就是：――鲁迅的存在，其价值仅仅在于反抗本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