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共和国的生日。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我自己的生日。与共和国同龄，使我从特殊视角感受到人们对共和国的挚爱与眷恋之情。与共和国同龄，使我一生背负着一种强烈的责任与使命。同龄是责任。命运相连、生死相依；同龄是见证，亲历感受大写的中国。

从1995年相识、1996年出任伊利决策顾问，说起来与当时的牛副总、后来的牛总裁，相互之间确实有太多太多的鲜为人知。作为阶段性的启蒙老师和一直以来的兄长，我对根生的了解还算深刻——“牛头”虽鬼，但够不上诡计多端；“牛心”虽善，却谈不上善莫大焉。揣此平常心，“事”发之前始终将其视为纯粹的“人”，不予捧抬，更不予捧杀；“事”发之后努力将其视作典型的“商”，不予棒喝，更不予棒杀……头一眼看去，书名反向读来“牛者根生”，根生名讳含括其中，无论有怎样的巧合，有怎样的撞车，其实《生根者牛：闲话我与牛根生》只为天下“生根者”说。问题乳业弃旧图新，心态与负罪不同，状态与戴罪不同，欲要重整旗鼓，其实只需视自己为“会随时松懈的人”，视责任为“会随时转化的祸”。清醒源于昏热，成熟始自难堪。俗人之所以能够修成高僧，少不了佛在经常说，佛在经常劝，无缘参禅之我辈，有群众监督是福，无群众监督是祸……越浅白的概念越难解，越简单的事理越难缠。《生根者牛：闲话我与牛根生》既与牛相关，也与奶相关，但最终既非一味救牛，也非一味救奶，既非完全就人，也非完全就事。人学无纲，世事无常，有怎样的心灵固守，就可能有怎样的自以为是。因此，摸着石头过河，谁摆造型谁先死；守着烙饼挨饿，谁会转身谁先活。天苍苍，野茫茫，并非终日“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大地，需要脱贫致富，需要乳业兴农，需要更多的领头羊出类拔萃，需要更多的“牛根生”好自为之……

60个“建国”——60篇自述——60个人生故事。不同人生画卷在共和国60年沧桑巨变中展开。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惊天动地，朴实中袒露心底的真实，平凡里书写生命的传奇。共和国走过了60年，我们的人生也走过了60年。无论是风雨突袭的时刻，还是阳光灿烂的日子，60个“建国”、百万个“建国”，乃至亿万个“建国”与共和国牵手走过！当我们将自己的人生命运融入共和国的发展历程，当我们将共和国的日新月异纳入自己的人生观察，这其间有多少的沧桑与浩歌！

《邝秉仁先生与澳门教育》分上下两篇，上篇为邝秉仁先生的专访，共六篇，下篇为邝秉仁先生的著述。其分四辑，另附录邝先生生平大事记一篇。邝秉仁先生，广东台山人，1915年出生，在培正服务长逾五十年，先后出任该校教导主任、事务主任、副校长、校长等职，至1985年9月1日荣休。邝秉仁先生于1981年获葡萄牙总统颁授“公共教育文职功绩司令级勋章”，-为第一位获得该项殊荣的华人。澳门华务厅在《澳门政府公报》有如下的简介：“鉴于邝秉仁献身于教育事业达四十多年，对连续多代的青少年的培养，贡献良多。其中有些青年更以他为榜样，接续其伟大使命而从事于高尚的教师职业。承认这位杰出的教师具有竿有的高洁的公民品德，从而在其所属社会成为一位杰出的公民，备受爱戴和尊重。”培正在澳门兴学育才逾七十年，邝秉仁先生是名副其实的“培正人”。文集中的文字资料，都是从培正的校刊和通讯录等一手资料辑录出来的，至于六篇访问稿，更是难得的口述史料。从这些文字和口述的文献中，读者不但可以看到澳门培正的茁壮成长，还可以从培正的发展透视近百年来中国教育的发展。

从高山仰止的圣贤，到老一辈和中青年的名人名师，再到大教育视野中的新人，教育家概念的开放和“发散”也许是大势所趋，我们很难再像以前那样，只在传统学校教育的疆域中识别教育家。然而，要重新给“教育家”定义何其难耳。因此，在《新中国教育人物》中，我们宁可用“教育人物”来替代重新定义。我们认为，这并不是一种降低，而是一种包容，可以增加教育的体量和深度。我们相信，这会是一种拓展，可以丰富我们对“教育家”的思考和体认。

蒋赞初先生为历史系考古专业教授，主要从事考古学与历史研究。数十年的教学生涯，蒋先生桃李满天下。 本书编者们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共收集论文46篇，其中包括蒋先生及夫人张彬老师的近作6篇。

回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检察事业走过的光辉历程，我们清晰地触摸到了人民检察的发展脉络：它诞生于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形成了光荣优良的传统，服务于党和国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工作大局，为巩固国家政权、保护人民、打击犯罪、惩治腐败、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民检察的历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领导人民检察工作的历史；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与中国检察工作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是一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不断完善发展的历史。人民检察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权力监督制度走过的道路，承载了几代检察人的探索和艰辛、光荣与梦想。检察历史，对于我们检察人来说是财富，是人民检察制度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是检察事业的耕耘者们励精图治、甘于奉献的伟大气节，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懂得现在、懂得坚持，让我们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我的一生一世》内容包括真实真情真美（代序）、蒲缥时光、昆明欢聚、孝感天地、同窗共读、快乐日子、出征抗日、最后团聚、海晏求学、好友佩碹、出壳小鸟、痴迷话剧等。

季羡林，一位世纪老人，走过了风雨飘摇、朝代更迭、持续战争的动乱年代；经历了政治斗争、天灾人祸、狂热运动的动荡时期；风雨的历练，成就无悔的人生，晚年的季羡林被尊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几位大师级人物之一，学界的泰斗。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通古博今的学识，更因为他朴淳厚真的品格和山高水远的境界，还有既具大家风范又不失赤子之心的人格魅力。然而，季羡林只是一位从普通农民家庭走出的学者，他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家庭，六岁离家倚靠叔父求学，少年时期更是胸无大志、温和胆小的人。是什么让没有任何背景的季羡林先生，一步步成为一代学术大儒；又是什么让季羡林先生度过人生种种关坎，终见人生辉煌。解读季羡林，我们可以从中收获良多。季羡林先生在治学、立世、为人、处世上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洞察世事的睿智和博大深沉的情怀也带给我们无尽的启示。治学，季羡林先生主张勤奋、踏实、创新、交流。他推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考证方法。他说学者要有自己的学术良心，也要“广通声气，博采众长”，善于借鉴。立世，季羡林认为不完满才是人生。人不应该把生活的基点放在完满上，不必苦求自己无法实现的愿望，更不必希冀占有全部。一个充实的人生，应该是多姿多彩的，甚至也能包容不足与失败；只要真诚地面对生活，留点缺憾，人生才有追求的快乐和搏击的梦想，才能想尽办法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走向成熟。做人，季羡林先生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传承，在于承上启下。他曾说：“自己生存，也让别的动物生存，这就是善。”他热爱工作，重视交友，并以“真”为做人的原则。处世，季羡林先生要求自己“洞明世事，反求自躬”，常怀理解、宽容之心。同时对待别人的诋毁，不当糊涂的好人，而是“不重誉毁，荣辱不惊”，保持清醒的头脑。

土家是个生活在湘、鄂、川、黔边的古老民族。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民族政策促使田心桃的民族意识迅速觉醒。她以自己机敏大方、仁厚热情的风采，为早日实现土家是个单一民族的心愿，走出永顺，经湘西行署介绍，到湖南省民政厅、中南局，到处逢人“说土家”，受到各级领导的关照和友善接待。她是土家女，因她的外祖母是苗族，领导让她以苗族身份加入中南区少数民族代表团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