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史上一位承上启下的学者，他以其睿智诠释了自己对学科、对社会、对文化的认知；作为一位教师、导师，他严谨的治学态度、慈爱的目光、儒雅的风度，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学生；作为丈夫与父亲，他的温存永远滋润着家人长长的思念；作为儿子，虽然没有继承父亲对宗教的热忱，却将博爱与谦逊传延；作为一个平凡的入，他的生命历程与时代的脉搏紧紧相连……

《袁振英传》是系统介绍袁振英生平的著作，大致上描述了袁振英一生的经历。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袁振英，书中附录了袁振英的部分自述、近年来一些学者发表的研究文章、袁振英生平简表等资料。袁振英是广东东莞人，先后参加上海、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中作过重要贡献。

本书所展现的是一批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和成就的人物群体。法律援助机构，是中国政府为保障公民权利而专门设置的机构，并应运而生了具有大爱精神的法援工作者。他们为贫弱百姓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奉献了全部的真诚和爱。本书的出版，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法律援助工作者的奋斗经历和感人事迹，为广大的法律工作者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导向作用。

《富兰克林自传》收入《致富之路》一文，这是二十年前我为《美国的历史文献》一书翻译的。此文虽短，但在富兰克林的作品中，重要性不亚于《自传》，尤其在一些文选嫌《自传》篇幅太长时，《致富之路》就是首选。此文在《自传》中专门有记述。我相信从题目到内容读者一定会感兴趣的。

张荫麟先生是一位杰出的中国现代史学家，史才、史识、史学、史德兼备，对创建中国新史学极富热忱，倾力投入，以37岁英年早逝之身，留下一系列见解精警的文章及一部别开生面的《中国史纲》，广受名家赞誉。《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集纳了陈寅恪、钱锺书、钱穆、朱自清、熊十力、王芸生、吴晗、冯友兰、张岱年等追忆与其交友、论学、从教、同游的难忘经历，并选辑了国内外学者研究张荫麟先生的代表性专论，对展示其治学、为人、志趣、性情及高远追求，以及传奇般的人生经历，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生动的记述与多角度的评价，还原出一代学人的大师风范。

庄士敦这位中国末代皇帝曾经的“帝师”，英租威海卫最后一任行政长官，一位终生未婚的英国绅士，是个古怪而神秘的人。《回望庄士敦》以饱含深情的笔墨，勾勒了庄士敦奇特而富于传奇性的跌宕人生。而书中随附的大量图片．多为首度面世，为认识庄士敦与他所生活的时代提供了另一种解读。

本书是一部学术思想论集。全书共收文四篇。《季羡林与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季羡林与吐火罗语研究》是对季羡林先生在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研究领域的分析与评价，《季羡林教授学述》是对季羡林先生一生学术研究的整体评价，《陈寅恪与季羡林》是把研究领域相对接近的陈先生与季先生作一比较研究，以昭示我国两代学者在学术研究中的际遇与成就。季羡林先生是我国著名学者、中国东方学的奠基人。季先生的学术研究基础浓厚、视野广阔，其在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研究、佛教史、中印关系史、西北史地研究、敦煌学等众多领域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钱文忠作为季先生的学生，继承了季先生的衣钵，在青年研究者中已经是傲视同侪的佼佼者，由他来对季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作一个分析与评价，正是不二的人选。

韬奋先生是我国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政治家、出版家和新闻记者。在那腥风血雨的日子里，他的文章曾经唤起了多少人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的成长。《韬奋评传》通过介绍韬奋曲折的求学经历、艰辛的创业过程和为我国新闻出版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体现出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朴实无华的人格魅力和强烈的服务人民、报效祖国的爱国之心。他那种为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而顽强奋斗的可贵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不断进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自己的力量。

钱钟书是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中的关键人物，他前后生活在不同的两个时代，对中国传统学术、中国现代学术和西方现代学术都有深入理解，他在中国现代学术和中国现代文学方面的贡献是世所公认的。他的《谈艺录》、《管锥编》、《围城》已成为公认的现代学术和现代小说，他的学术成就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代表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人文学术的最高水平。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在钱钟书逝世10周年之际召开钱钟书学术研讨会，并将精辟的学术论文汇集成《钱钟书和他的时代》，存诸家之不同观点，反映了良好的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同时也为重振中国钱钟书学术研究做准备。

蒿目时艰，吴其昌炽热的救国情怀也在《粱启超》一书中展露无遗。在为梁启超登场所作的时事铺垫中，吴氏也特于结尾处设置了“暴日蓄志亡华的深心”一段论说，揭出早在明治之前，日本的维新志士即以吞并中国为日本强大的国策。而吴氏1942年发表的《粱任公先生别录拾遗》与《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无论是写作心境还是叙述思路，均与《启超》一传相通。二文所勾勒的梁氏日本观之转变，如何从“戊戌亡命日本时”“觉日人之可爱可敬”，到“护国一役以后，始惊讶发现日人之可畏可怖而可恨”（《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以及作者不断提示的梁对日本的警惕，放在抗日战争的特定背景下解读，才可以得到准确的理解。与吴其昌结交甚早的王蘧常描状其形象为“长身尩瘠，一目视不能寸，削颚，有文如龟裂，常自虞不寿，无所成名，以此学益奋”；又称其“长好辩论，卓诡出入意，然必以正；矜气不肯下人，然能服善；遇事激昂僵仆无所辟”（《吴子馨教授传》），可谓传神写照。关于最末一点，其女吴令华有一段记述可与之互相发明。吴其昌曾在家庭谈笑间评点陈源为“英国脾气”、徐志摩为“美国脾气”，而自许为“中国脾气”，后者由吴本人释义为：“替别人着想，牺牲自己，负责任。”（吴令华《冷月照诗魂》）证之以梁启超与吴其昌的师生情谊，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