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记述了作者大半生中的重大经历：在国内外16次危及生命的险境，短到瞬间即逝，留下的却是后怕；长到持续两个月之久，60天时时处在煎熬之中，但这种经历使作者倍感生命的可贵，倍加珍惜人生。在国内外10次重大机遇中所做的或对或错的10次重大抉择，甚至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这种经历使作者更加坚定信念，不能信天由命，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和眷顾不断努力的人。在国内外经历的10次重大考试，每一次的超水平发挥都增强了作者人生的自信。在国内外12次重大的创新，每一次都使人民有所获益，这使作者更加感受到什么是人生的价值。这本书也记述了作者六十六年在中国和世界看到的主要的人和事。所幸因为懂英、法、俄语，可以阅读日文，可以不借助陪同、翻译和导游，能与高官富贾交流，也能与穷得只剩一身衣服的贫苦农民、印度孟买街上被众人蔑视的贱民和意大利罗马市郊食宿无着的乞丐交谈。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了解人，了解人性，了解世界人民对自由、幸福、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博爱、科学、技术、环境和生态的认识，这是关在书斋里查遍古今中外文献都得不到的，也是从国内外大家和权威的讲述以及有媒体特权的人的倾诉中得不到的。要想求得真理，就要在自然生态系统的实地考察中感悟规律；要想求得真理，就要在与世界人民的交流中理解真谛。

《费孝通：一位影响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吴江人》共五篇、十九章，主要内容包括：学科发展、民族研究、经济社会发展、民主政治等。

中国文学犹如一株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它以数千年的文明史为养分，吮吸各种文化精华，结出了累累果实，孕育出千千万万心怀天下、成就非凡的文坛大师，其杰出代表有屈原、司马迁、李白、鲁迅，徐志靡、巴金等，如群星灿拦，光照九州。

弘一大师（1880——1942），俗名李叔同，晚号晚晴老人。在中国近百年文化发展史中，他是学术界公认的通才和奇才，他擅书法、工诗词、通丹青、达音律、精金石、善演艺，在多个领域开中华灿烂文化艺术之先河。出家后，他虔心向佛，过午不食，精研律学，弘扬佛法，28年来，衣服只一领衲衣，补丁24处，青灰相间、褴楼不堪，后被佛门弟子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

程砚秋，初名程菊侬，后改艳秋，再改砚秋，字御霜。京剧大师，程派创始人，与梅兰芳、荀慧生、尚小云并誉为“四大名旦”。其唱腔幽咽婉转、若断若续、深邃含蓄、亢坠绵延，于凄楚哀怨、缠绵悱恻中蕴藏刚劲，被公认为“程腔”；其舞台形象典雅娴静，如霜天白菊，别具清俊之美；其表演于眼神、身段、步法、批法、水袖、剑术多有创新，独创一派风格；其人格高洁坦荡、襟怀洒落，郭沫若评价他：一生不迷茫、不自欺、不虚伪；其气质儒雅，温厚宽和，恂恂如书生，世人总结：梅兰芳有富贵气，程砚秋是书卷气，一个得于天赋，一个纯恃人功，各臻极致；其品行方正、浩气凛然，周恩来自1927年介绍贺龙入党后三十年来，只为程砚秋亲任入党介绍人，另一个介绍人恰为贺龙，传为佳话；其代表剧目经典传世，有《锁麟囊》、《荒山泪》、《青霜剑》、《春闺梦》、《打渔杀家》、《文姬归汉》、《窦娥冤》等经久不衰。

《我的光荣与信仰：大律师丹诺回忆录》是丹诺在晚年写下的回忆录，回顾他戏剧性的传奇一生。这位充满智慧与人道主义的大律师讲述的每个故事都发人深省，他从真实的案件中探讨法律、社会、宗教、政治的种种问题与矛盾，字里行间透露出精辟观点，同时向世人展示了他的答辩技巧、犀利风格，以及20世纪早期美国的司法历史。

他少年崇尚“武学”，长大后学习军事，三十年代初叶闯入文坛，他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学者型文人——他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承上启下者，是“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他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被誉为世界反法西斯“抗战文学的一面旗帜”——鲁迅亲自作序并称其“是一部很好的书。”作为鲁迅先生的学生和战友，他是“鲁迅精神”最坚定的贯彻者和承继者之一，他断言：　“只要人类有将来，纪念鲁迅的意义也就永在。”全国抗战时期，他两次到延安，是共产党刚正不阿的朋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首先做《对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的发言，倡导“为了人类竞取第一”的新英雄主义，毛泽东称他是“极坦白豪爽的人”。他主编《文化报》，创办“鲁迅文化出版社”为提高广大民众的觉悟和繁荣东北解放区文化做出贡献。他讴歌工人阶级的无私奉献精神，抨击官僚主义作风，因而成为“矿工的知音人”。为了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翻身和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而奋斗终生，他无怨无悔。他将九百余万字的文学作品展示给读者，请人民去检验。　为了真理的实现，他曾被国民党特务绑架，也曾被“革命的扒手”们诬陷诋毁，苦难贫病没有压垮他的勇气，鞭抽棍打不曾使他有丝毫的动摇……他是一个真正的人。

“中央大学”1968年迁至现在校址，经过全校教职员生的努力，尤其是在刘兆汉校长任期中蓬勃发展，成为一所教研并重的研究型大学，尔后的刘全生校长推动重视大一，以及接任之李罗权校长重视学术拔尖，以及推动核心通识，使中大已成为台湾最重视大学教学且研究成效卓越之重要研究型大学。“中央大学”为了感念罗校长的贡献与风范，在1986年创立管理学院时，在这栋全校最高的教学大楼上，以罗校长的号——志希为名，取名“志希馆”，以资纪念；由此很可看出全体师生对他的景仰与怀念。罗家伦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前后担任中大校长十年，功在中华民族，培养了无数人才，贡献既多且大。其中最为大家公认的功业，就是在日军轰炸的残破校园中，仍然雄赳赳、气昂昂的发表了十六次讲演，激励民心士气奋发图强，后来集成《新人生观》，成为全民共同抗日的最佳精神动力，不但一直高居畅销书第一名，至今仍然公认为民族精神教育的最佳典范！相信今后也必会在历史上永远发光发热，永恒不朽！冯沪祥教授因为深深钦佩罗校长的奋斗精神与爱国风范，所以特别根据《新人生观》及其背后的民族精神，撰写《罗家伦论人生》一书，做为中大核心课程“人生与哲学”的重要教材，盼能据此提振目前青年学生的奋斗意志与人生智慧，其精神与心志，都很值得肯定。冯教授原来修习化学，后来转攻哲学，从1986年担任“中央大学”文学院长，就很注重人文教育，在任内创设了“哲学研究所”、“历史研究所”以及“艺术研究所”，并且增设中文所博士班，均以复兴中华文化为己任，堪称用行动传承罗校长所强调的中大使命——“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我因为很认同这项使命，并且心向往之，也很盼望中大师生同学，能够共同振兴民族文化，再创中大光荣传统，所以很乐意为此书作序，敬请各界高明多给中大指导，以便今后中大师生，能够共同“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共同完成振兴民族的使命！

季羡林先生的讲演有一些是既无稿子，也无提纲，只是考虑长时间形成腹稿，到时候滔滔不绝地讲出来，有心人则根据当时的录音整理出来。《季羡林的一生》收入的讲演，有的已经在其他著作中看到过，有的是第一次发表。第一次发表的讲演，大多是根据当时的记录整理的，本来是准备请季老过目的，但是季老因为驾鹤西去，终于不可能了。这是永远的遗憾。讲演稿的编辑是根据时间先后排列的。

1840年以降，拥有辉煌灿烂历史的中华文明开始罹患“亘古未有之奇变”，在英、法等列强的武力侵夺之下，一向自诩为“世界中心”、视其他国家为“蛮夷”的老大中国，在工业革命产生的强大新生力量面前，显得异常腐弱和不堪一击，接踵而至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又是割地赔款，又是协商关税，又是领事裁判权，又是自由传教……这不仅肆意践踏了中国国家主权，而且使传统的政治架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裂变，延续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也处于空前的“失范”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