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穆勒自传》作者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06-1873年）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也是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有《逻辑学体系》（1843年）、《论政治经济学中若干未解决的问题》（1844年）、《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论自由》（1859年）、《论述和讨论》四卷（1859-1875年）、《代议政治论》（1861年）、《功利主义》（1863年）及《论妇女的从属地位》（1869年）等。本书是他的最后一本著作。书中，他详细地记录了自己童年时期的独特的学习方式和自己思想学说的形成过程，同时重点介绍了自己的写作和宣传活动，并对一些颇具争议的问题提出自己精辟独到的见解。总之，《约翰·穆勒自传》如实地叙述了穆勒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英国社会和政治的历史，对于研究穆勒的学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汪穰卿先生传记》为汪康年年谱，其弟汪诒年编纂。汪康年（1860—1911），浙江钱塘人。光绪二十年进士，是清末资产阶级著名人士。早年在张之洞幕府，执教两湖书院。1896年，与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创办《时务报》，宣传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力言中国宜伸民权、重公理，尚创作而贱安闲，尚改革而贱守常。1898年，创办《时务日报》，旋易名《中外日报》，以记载中外大事，评议时政得失为主旨，拥护清政府实行“新政”。《时务》《中外》两报均为戊戌变法期间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重要报纸。1907年又创办《京报》，1910年又创办《刍言报》，意在匡正时弊，以供朝廷“听采之益”。汪康年是清末主张维新变法重要人物之一，其主要活动是办报、兴学、传播新思想。《传记》收录原始电文颇多，对研究汪康年其人及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报刊史，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所录1907年丁巳政潮前后经过，及袁世凯致端方秘札，袁世凯勾结奕劻把持朝政等，均有可参考之处。

一个深深感动所有中国人的男孩儿，他的心灵和作为，给生活中所有面对成长和生存的青少年提供了充满健康力量的人性的阳光。他，1982年出生于豫东平原。12岁时父亲疯了，母亲走了，弟弟也消失了，年幼的妹妹嗷嗷待哺。他用自己弱小的肩膀，毅然扛起了自己风雨飘摇的家。责任、友善、勇敢、坚强、忍耐、执着、质朴、平凡，对生活的热情，对命运的坚守，他是一个生命力极强的人，也是一个文弱而内心强大的人。 本书作者以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方式，再现了他艰苦而又幸福的人生经历。

周南，曾用名高庆琏、高庆琮。祖籍山东省曲阜县。1927年11月生于吉林省长春市。1944年至1948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文学院哲学系，燕京大学经济系、西洋文学系。194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后在中共中央华北局、中央外事学校学习、任教。抗美援朝战争初期，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俘管团内勤组组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外国语学校（今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文部班主任、法文部级主任。1951年至1955年任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三等秘书、二等秘书。1955年起任外交部办公厅副科长、科长，西亚非洲司二科科长，驻坦噶尼喀使馆二等秘书、驻坦桑尼亚大使馆二等秘书、一等秘书。1967年起在外交部江西干校劳动。1971年8月在外交部西欧美澳司国际组临时协助工作。11月起在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任一等秘书、参赞，1980年10月任副代表（大使衔）。在任期间多次出席联合国大会及联合国有关机构会议。1981年11月起在外交部办公厅工作。1983年1月起任外交部部长助理。1982年2月，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中荷两国外交关系由代办级恢复为大使级的联合公报。1984年1月至9月，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和英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就解决香港问题举行了自第8轮至第22轮的会谈。1984年9月任外交部副部长，并于同月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草签了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85年5月代表政府与英国驻华大使互换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批准书。同年7—8月，先后访问圣马力诺和奥地利。1986年兼任外交学院院长。1986年6月随胡耀邦总书记出访英国、联邦德国、法国和意大利4国。1986年6月至10月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身份和葡萄牙政府代表团团长就解决澳门问题举行了3轮会谈。同年11月再次访问葡萄牙。1987年3月，与葡萄牙政府代表团团长草签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1987年9月和1988年9月，先后访问挪威、芬兰、希腊、马耳他、冰岛、丹麦、爱尔兰、瑞典、荷兰和列支敦士登等国家。1988年1月，和葡驻华大使代表各自政府交换了关于澳门问题《联合声明》的批准书，并在批准书的证书上签字。1989年2月，应港督邀请访问香港，双方就中英联合声明执行情况交换意见。同年3月，应澳门总督邀请访问澳门。其后出访英国、卢森堡、意大利和联邦德国。1990年1月至1997年7月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为第7、8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中共第14届中央委员。外交家周南是香港回归全过程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一书为著名传记文学作家宗道一先生采访周南的口述实录，以自传体的形式记载了周南八十年漫漫人生长路。从燕京大学的未名湖畔到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从卡拉奇的“外交学徒”到长达十年的联合国生涯；特别是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身负历史使命，亲自参与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折冲樽俎，唇枪舌剑，经历了中英谈判的艰难曲折的进程，四载辛勤铸九章，洗雪百年香港耻，最终代表中国政府草签了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本书所载多为口述者的亲身经历，资料翔实，特别是披露很多中英香港问题谈判过程中鲜为人知的细节，是了解新中国外交事业和香港回归全过程的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周南是一位既充满激情又温文尔雅，幽默诙谐而不失稳重的诗人外交家。《周南口述》中穿插引用了周南多首诗作，以及周南对古典诗词的赏析和点评，或可有助读者走入诗人的内心世界。有一次，周南在香港总商会发表演讲，有人当场发问：港人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称谓有些抵触，将来的驻港部队能否换个名字？周南莞尔一笑，随即用英语吟诵了一段莎士比亚戏剧中的道白作答，中文大意是：名字本身有什么意义？我们称之为玫瑰的花朵，换一个别的名字，它的香味还是同样芬芳。周南的机敏睿智和儒雅风度博得在场者的一片喝彩。

目录

钱穆自18岁时初登杏坛，先在苏南一带做了18年的中小学教师，然后走上大学讲台，作者于南北各大学，直到92岁在台北素书楼告别讲坛，从事教育工作长达七十多年，真正践行了他“上堂教书，是我正业”的诺言。特别是1949年南走香港，在“手空空，无一物”的艰难困境中创办新亚书院，为香港地区培养了大批弘扬中国文化的学术人才。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由学者出任大学校长，兴办教育卓有成就者不乏其人，但是像钱穆这样在赤手空拳的情况下白手起家来创办新亚书院，并使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却鲜有其人。就此而言，钱穆不仅是中国现代的杰出学者，还是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在20世纪的中国教育史上也写了辉煌的篇章。

“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曾经的红衣少年，如今的白发先生，留得十年寒窗苦，牛棚杂忆密辛多。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一代鸿儒季羡林先生的传奇一生，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缩影。这本书写的是一个人，但是二十世纪的大家几乎都囊括在内；每一个人可能就是几句话，一个侧面，但要拿捏到好处——这就是挑战，也是这本书的成功之处。给人作传，向来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而给活人作传，更无异于把自己放在火上烤，弄不好讨得读者和传主两头嫌。作者的这本书却把这件事做的非常圆满。传人纪事都力求客观公正，不捧不谀不讳，难能可贵。作者文笔畅达，烛幽发微，常于小事中写出季老的真性情、大智慧。与近年行世的关于季老的其他传记相比，此书的可读性和研究价值自然高出一筹。作者以自己擅长的散文笔调叙述了一代鸿儒季羡林先生的生平，挖掘并展现了季老在繁杂曲折的生活经历中所形成的特有的爱国精神，以及他以个人秉赋、文化素质、学识修养、个性品格所形成的精神力量。因作者与季先生为多年深交，故作者在书中得以用其细腻的笔触真实地勾勒出传主的人生轨迹，述说了不少季先生鲜为人知的秩事。

我是一只大喊大叫、宁死不屈的瘸鸭，即使知道死之将近，也要面向太阳。海子就这么死了，我们都瞎忙自己的事，都应该为天才的夭折负疚。一个战地记者采集的信息，未必就是以后写进历史的精确数字，也正因为如此，每个记者都誓死追求眼前的真实。满街公开办假证，是一个民族出大事了，基因坏了。“语像”不是读图，“读图”是被动的，单向的，灌输式的，静止的，有结论的。语像是主动的，交流的，互动的，不稳定的，跨界的，没有结论的。我知道沙龙手的胖瘦，尝试过他的肌肉、体温，坚信他牛仔般的体格和意志……“9·11”是人类共同的悲剧。一些精神超强的人，利用人类制造的机器，把人类建造的最坚强的建筑物撞翻了，人类的精神和肉体矛盾到了极点。人是地球上最自我、欲望最强的动物。如果有机会重新实现三个愿望，我准备再来一遍。本书节选唐师曾在高校、网络、电台的即兴演讲、聊天……只“说”不“写”，坐而论道，旨在好玩儿。老鸭凭借风雨人生，思维跳跃、浪语疯言、焦点散乱、离题万里，不经意下尽显老鸭哲学。中东海湾风起云涌，焦点不移，唐老鸭反复亲临其境，混迹江湖之间，妙语解读前因后果。在优胜劣汰的竞争年代，残废鸭从敦刻尔克败退，到诺曼底登陆。发明“语像”，纠集200挚友参加《一个人的远行》，再为陷入困境的摄影记者杀出一条血路。老鸭以其独有的幽默、率性、一针见血，指出科技主义造成人文精神的失落、军事强国的霸权、强势文化的渗透、底层民众的痛苦，并以图为证。细品、慢想，“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嬉笑怒骂中感受五昧人生。“铲平老鸭喉舌，共建大众语像！”

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处刑，是古希腊雅典城邦史，乃至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本书收录的四篇对话录，为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所著。通过记述苏格拉底之死这一历史事件，柏拉图发展了他的哲学。同时，也向世人展示了苏格拉底独特的生活、思想和人格魅力。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427年—347年），西方思想传统奠基人之一，同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齐名。柏拉图来自一个长期在雅典政界扮演重要角色的家庭，但由于厌恶政治圈内的暴力和腐败，他拒绝沿循这一家族传统。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 （他的朋友兼老师）被判死刑，更让他感到失望和恶心。受苏格拉底对道德标准的性质的种种讨论的启发，柏拉图想到要用哲学，而不是政治，来治疗社会的各种弊病。这最后成为了他的一个基本而持久的信念，即除非哲学家成为统治者或统治者成为哲学家，否则，社会的弊病永不息止。公元前4世纪初，他在雅典创立了柏拉图学院（Academy）。这是第一个专门从事哲学研究和教学的永久性机构，也是后来所有西方大学的雏形。柏拉图著述了超过20篇哲学对话录：他的文艺活动长达半个多世纪；很少有其他作家能像他那样把希腊散文的优雅、确凿、灵活和力量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

中国现代文学从来就是中外文化交汇撞击而催生成长的，翻译不仅对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着推动作用，而且它也承担了思想启蒙和文化构建等时代赋予的使命，其历史价值不可低估。 为了全面展示中国现代文学家的翻译成就，也让读者了解作家的另一个侧面，以及他们思想储备的重要来源，我们编辑出版这套《天火丛书》，选取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翻译的外国文学名著。在书目的选择上，我们兼顾了作品的文化价值、在当时的文学影响和作用以及当今读者的阅读要求与口味。 这些耳熟能详的曾经为几代作家提供滋养的名家名著或许你已经读过其他的译本，而这些现代作家的译笔也许生硬而拙朴，鲁迅便曾直言不讳自己的“硬译”，但他们绝不是简单的传声筒，这其中浸润的是执着和真诚，是移来他山之石的责任和使命。这些翻译著作是他们与外国作家心灵交流和对话的通道，是他们观察社会看取人生的窗口，也是他们文化价值取向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