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Stuart，1876-1962）是一位在近现代中美关系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2008年，司徒的骨灰安葬中国杭州并经媒体报导后，更增加了人们对这位曾经“别了”、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美国人的历史人物的探究兴趣。本书图文并茂，以图为主，其中包括司徒家人提供的从未公开过的照片，既有史料价值，也有收藏价值。本书是作者继《走近司徒雷登》之后的又一力作，较之前书更为全方位地介绍了司徒雷登的一生及其所处的时代，图片近300张，比《走近》增加200多张，着重撰写图片背后的故事。

《中国古代百名女杰》选取了中国从先秦到清末的杰出女性，介绍了她们的成就和事迹。她们当中有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几乎各个朝代各个行业都有人入选。

《中国榜样永远的雷锋大型丛书：当兵要当雷锋那样的兵》涵盖了雷锋的故事以及对雷锋精神的阐述，希望社会上出现更多雷锋式的好人，我们的生活将会更加美好。《中国榜样永远的雷锋大型丛书：当兵要当雷锋那样的兵》并不拘泥于雷锋事迹的宣传与介绍，而是把党中央提炼的雷锋精神放在当今社会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放在中国五千年历史的道德传承中研究，把雷锋精神上升到理论，以总结学雷锋经验，用理论指导学雷锋活动常态化。《当兵要当雷锋那样的兵》充分考虑可读性，权威性、理论性、高端性，全面反映中国50年学雷锋、研究雷锋的成果。丛书包装精美、内容详实，值得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图书馆、研究者、家庭珍藏。

《中国历史上的传奇女人》通过后宫女人的命运串起历史的脉络，令人印象深刻地重新解读了历史。那些后宫女人们或妖娆妩媚，或性感痴情，或专横霸道，她们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她们在历史的长河中苦苦挣扎，在历史转角处，在腾挪闪躲中，在辗转跌宕时，她们伤痕累累，甚至血肉模糊，但也留下了一些辉煌的篇章。细读她们的故事，是一个个将传奇解构的过程，读者由此深知：中国的历史并不完全是由男人写成的。

《解读秋瑾（下册）》作者在广泛占用资料的基础上，从思想解放和妇女运动的角度对秋瑾进行文化解读和资料整理，生动翔实地展现了秋瑾作为女性思想解放运动先驱者、杰出的革命家和女诗人的光辉形象。《解读秋瑾（下册）》为下册，包括：五、秋瑾年谱；六、秋瑾思想及其文学活动评述；七、秋瑾研究资料目录索引；八、附录几个部分。

郭明义是鞍钢矿业公司齐大山铁矿采场公路管理员，他始终以雷锋精神为指引，坚持三十多年帮助他人，奉献社会。2010年8月，胡锦涛总书记就郭明义事迹做出重要批示，2012年3月，郭明义被中央文明委授予“当代雷锋”荣誉称号。《当代雷锋：郭明义》以图片、文字形式讲述郭明义成长经历和事迹、精神，有益于读者更直观、形象地了解他的精神世界。为做好中宣部组织开展的郭明义精神“五进”活动，推动郭明义学习宣传工作，推出《当代雷锋：郭明义》，向机关、企业、社区、学校、部队广大干部群众发放。

《建筑家弗兰克·盖里》中这位果敢坚韧、充满睿智的老人不仅仅是一位举世无双的建筑家，更是一位纵情一生挑战创新极限的创意工作者。弗兰克·盖里被公认为是当代最具创新精神与影响力的建筑家之一，享有包括建筑界最高荣誉——普利兹克奖在内的无数肯定。他设计的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被美国建筑界“教父”菲利普·约翰逊誉为“这世代最伟大的建筑”，同时他也是沃尔特迪士尼音乐中心、布拉格“跳舞的房子”等地标性建筑的设计者，除此以外，他还设计过蒂凡尼珠宝、家具、灯饰以及他所感兴趣的一切。《建筑家弗兰克·盖里》是建筑家弗兰克·盖里的访谈传记，盖里在书中坦诚地与读者分享了他八十余年的人生经历，他少年时代的经历，他成长为建筑师的艰辛道路，他对建筑与创新的思考还有他的人生信念，他每一件作品背后或奇妙或心酸的故事以及那些对他影响至深的人事物……这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建筑和建筑师的书，也是一段在积累与沉淀中冲破困境的生命记录。

钱学森呼唤大师的世纪之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笞课题。《大学者》主要内容是享誉中外的大科学家——胡先辅、盂昭英、陈省身、黄万里、彭桓武、王元、丘成桐等人的传记。与一般的科学家传记不同，作者不单叙述这些科学家的学术成就与贡献，而且更侧重于他们的人文关怀和文史哲修养，并探讨这些因素在他们成为大师、在专业领域里作出重大贡献时所发挥的作用。《大学者》作者黄且圆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前后培养的学者与1952年我国大学院系调整以后培养的人才对照比较，发现我国理工科人才的培养模式受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影响很大，专注于理工科的专业教育，忽视人文社科理念的熏陶。这样的人才，虽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在专业领域的工作中或有优秀的表现，但是缺乏文史哲修养，难以形成系统的学术思想，很难成为大学者。这也就深刻地回答了上述的世纪之问——真正的大学者，不仅要有博大精深的学术修养和卓有建树的理论创新，更要有普世价值的人文关怀和献身真理的人格精神。

《金杨好人》是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杨街道成立15周年庆而汇编的一本文集，在此之前，金杨社区开展了一个“金杨好人”的评选活动，最后遴选出15位在社区家喻户晓的平凡又质朴的散发着温暖气息的“好人”。这15篇采访稿，采访者都是沪上知名的记者、作家，在他们的娓娓叙述中，15个好人的形象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无论是为舰艇维修事业贡献一生的林华卿、为老人无私维权的律师李东方、身残志坚开通免费心理热线的刘剑英、见义勇为的平民王志文，还是金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微笑的白衣天使陆晴……这15个好人的身上，无不散发着这样一种强大的“正能量”，社会需要这样的正能量。

《怀真集：朱维铮先生纪念文集》中对如我这样外行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任何一种历史研究，那第一步都只能用力于讨论对象‘是什么’，然后才可能追究‘为什么’。”静心想来，我们所有学科的研究的第一步不都是在用力于讨论对象的“真”吗？然而，对于经历过连牛顿、爱因斯坦等的名字都不许提及，对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物理原理都要猛烈批判的“文革”年代的中国人来说，都会深深体会到作为人文学者要做到这一点的特殊困难。还在“文革”的遗风仍相当盛行的年代，朱先生就大声疾呼：“不可以带着现在的感情，对历史做轻易的价值判断”，“有一种人习惯于红卫兵的思维方式，根本不看重学问，把学问当作一种工具，搞来搞去”，“我们现在有一批教授，就是当年的红卫兵，他们的思维还是当年的红卫兵思维”，……能够如此勇敢、不留情面地斥责学界的“红卫兵”，除了朱先生，恐怕很难找到同类。即便在今天，如此直抒胸臆的人文学者也不再多数。朱先生说的都是真话，“真话”无非就是把握和传达了实际情况的本质，并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对象（或事件）的属性及其内在的因果关系，但恰恰因为这个简简单单的“真”字的潜在力量，反而使得要想说出真话者面临巨大的压力！其实，真话的逻辑非常简单，许多都是常识性的；在连常识都被广泛忽视的情况下，说些常识性的真话都会被看作是“另类”。难怪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的断言会成为名言。因此，编者将纪念朱先生的文集取名为《怀真集：朱维铮先生纪念文集》是十分贴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