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杏花落满头：中国古代十七位风尘才女传奇》描写了中国古代风尘才女的传奇人生及她们绝世的才情，人物从南齐苏小小到晚明的“秦淮八艳”中的顾媚等十七位风尘才女。这些风尘中的女子，人文并美，她们璀璨的才情如划破夜空的流星。《那年杏花落满头：中国古代十七位风尘才女传奇》让这些被尘封已久的才女及她们的作品走出历史，再现于当代，使千载之下的读者，可以领略其文采风流。语言轻松时尚，雅俗共赏，力图把历史与文学写得更好看。

今天，我们召开纪念郭钧同志逝世30周年座谈会，意义非常重大。郭钧同志是我国著名的版画家、出版家，也是我们的老社长。郭老离开我们已经30年了，假如我们追忆他战斗和工作的岁月，不难发现在他的身后，在他的画卷上，有一条印满了坚实足迹的道路。我们从他深深的足迹，看到他坚持革命信念，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国家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历尽艰辛。沿着郭老的足迹，会看到他坚持正确的办社方向，他提出办社要高水准，人员要高素质，工作要高效率，出书要高起点。大力弘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去号召全体员工艰苦创业，为广大工农兵服务。鼓励全体编辑要以鲁迅、韬奋为榜样，在追求先进文化的道路上奋然前行，为我社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沿着郭老的足迹，会看到他甘为人梯、求才心切的人才战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他能够惜才、护才、用才，他从不把人才与自己作比较，而把人才与事业作比较。事业需要人才，人才也需要事业，他也靠人才去发展党的出版事业。至今，他培养的人才已成为艺术界、出版界的栋梁。沿着郭老的足迹，会看到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高贵品质。他常用“不能正其身，如何正人？”作为接人待物的准则；有容德乃大，无欲志则刚。他积极倡导“杜绝奢侈，厉行节俭”的办社风气。他一身正气，一尘不染，始终坚持“利在一身而不谋，利在国家而谋之”的做人原则。假如我们继续沿着郭老的足迹走下去，就会发现已经通向了郭老平凡而伟大的世界。在那里，有他的战友和同事，有他的最美的画卷，有他的人生收获。郭老的足迹是用生命走出来的，一个普通的、鲜活的老人岿然屹立于我们眼前，唤起我们永恒的怀念。当前，举国上下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恰逢此时。我们纪念郭老逝世30周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其目的就是更好地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按照中央的部署，认真开展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并以百倍信心去战胜寒冬经济给出版业带来的困难，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津美人在郭老的精神鼓舞下，历届老领导、老同志都为出版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此，我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并祝愿老领导、老同志健康长寿。这次座谈会得到局领导高度重视，张副局长亲临会场指导，在此，我们表示深深的谢意。目前，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正处在爬坡较劲的关键历史阶段，特别希望各位领导、各位同仁一如既往地支持和帮助我们，以便在未来的市场搏击中，做出更大的贡献，以告慰郭老的在天之灵！

《西方建筑师的中国传奇》写了：我认识付瑞柯·斯克洛齐（Franco Scolozzi）已经有十年了。这十年中，每年付瑞柯都数次到中国，长则三四个月，短则一两个星期，无论在北京、大连，还是那些大大小小他到过的城市，付瑞柯独往独来、走街串巷，搭公交、乘地铁，俨然一个不会说中国话的“中国通”。

《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一书，出自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的遗孀林洙女士之手。她以女性特有叙述角度和方式，回顾了自己40年来所目睹的梁思成个人和家庭的各种遭遇，忠实记录了她与梁思成相识、相知、相恋并一同走过的苦难岁月的过程。在从学生、同事、助手到伴侣的角色转换中，作者也完成了从妻子到梁思成建筑思想坚定的捍卫者的飞跃。因为作者对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多年近距离的接触，因而，其笔下梁、林两位的形象真实、生动，使读者有机会了解到一个有别于荧屏、小说之外的梁思成、林徽因，极具可读性。 《梁思成、林徽因与我》行文流畅，饱湛情感，作者从自己与林徽因、梁思成的交往谈起，穿插着对梁、林关于中国古建筑史研究的理解，又在叙述自身经历的同时，记录下了“反右”、“文革”等特殊时期的点滴史实，跳出了狭小的家庭圈子，以自身的经历见证了宏大的历史变迁。因而，本书不是名人琐事的堆砌，更非关于名人的猎奇之作，而是如《往事并不如烟》一样以一人、一家经历见证历史的严肃作品。

沙汀是现代文学史上独具特色的川籍作家。吴福辉编著的《沙汀画传》将沙汀的生平和创作分为“启蒙与择路”、“作为文学新人”、“淘金者的旅程”、“魂归红石滩”四个时期，从沙汀的成长环境和独特的人生经历中，揭示出其文化性格和创作特色的形成轨迹。《沙汀画传》中还收录了沙汀生平活动和作品著述图片100余幅。

王先生和钱学森先生是上海交大前后届的同学，也曾赴美国留学。1955年钱学森先生冲破美国的重重阻力回到祖国，暑假期间到杭州祭祖，并由刘丹副校长、王仁东先生陪同到浙大来参观，我们有幸正好遇见他们。他们一行从第一宿舍出来（当时力学实验室在此宿舍一楼），我们暑期留校的学生在第三、第四宿舍之间看到他们当即迎上去热烈鼓掌，对钱学森先生表示敬意，钱先生也当场对我们讲了话，表示感谢，并简述了他回国的过程。

贝原益轩在博学学洽闻上是江户时代首屈一指的大儒，他以朱子全体大用的思想为根本研究实学，留下了划时代的业迹。他又继承了宋儒的万万物一体论，强调以仁孝为本的万物一体论，基于这种精神著述了许多实学害和启蒙畜，益轩可以说是将继承自中国的实学及伦理思想加以日本忆并推广发展。他以切至的伦理思想为基盘的实学研究必然能促成只知追求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于不党中忽祝了人性的现代学者的反省。《世界哲学家丛书：贝原益轩》二十三章中，一章到十一章寓的是益轩的经历，十二章到十五章是益轩的儒学思想，十六章到二十一章是益轩的实学及其背后的伦理思想二一十二章是在日本烩炙人口的养生训，二十三章说明了益轩的学闪所具有的现代意羲。附蛛申收有益轩全集未收的资料，是研究益轩的学术思想所不可缺少的东西。

《傅璇琮学术评传》成为古代文学研究另一个重要维度，而这之中，傅璇琮的倡导之功是不可磨灭的”：又谓“在编年文学史实践上，傅璇琮也起着学术带头的作用”。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些学术专著的有关论述也加以收辑，这里稍加选叙，提供线索，以能引起学者的注意。

《我心目中的好老师》是一本由复旦的学生和老师共同写的真实的书，全书共收录了34位老师的优秀事迹，对复旦更多优秀导师的风采予以展呈。在书中，学生根据他们的真切感受描摹着老师的形象，而老师又在学生的提问面前袒露心迹。复旦，正因所有优秀导师的存在和努力，复旦的精神才薪火相继，复旦的星空才璀璨生辉。巍巍学府承传世纪风雨，昭昭之心奉献百年复旦。

父亲杨铨，字杏佛，生于1893年。在美留学时参与创建中国科学社，后长期致力于科学事业，是中国科学社主要领导人之一。1918年学成归国，先由实业而教育，成为一个革命家后，因致力于民权保障工作，卒为“独夫”所不容，在1933年6月18日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于上海，距今已74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