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丛书其中有对古代经典的全新诠释和简明而又博赡的考注，有自由思想家的独立思考和可贵创见。摒弃媚俗，拒绝平庸，振聋发聩，石破天惊，是何新先生所有文字的一贯宗旨，本丛书亦莫能外。如果读者可以在本丛书中领略中国古代经典的千古真谛，感悟中华民族的深邃智慧。本书对汉武帝一朝政治史事中若干历来难解之疑谜给予了解析。

6元本中华国学百部。在中国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皇帝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封建专制统治的象征与代表。中国古代皇帝很多，《中国皇帝传（全2册）》限于篇幅，只能从中选择一部分有代表性的人物，其中大多数是在历史上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有的皇帝，特别是开国之君，在建立新王朝之后，为了巩固刚刚取得的政权，实施了一系列稳定政局和发展经济的政策，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的皇帝在国家、民族出现危机时，坚持统一、反对分裂，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热忱；有的皇帝在国家、民族遭到侵略时，为了维护祖国的主权和独立，果敢地率领广大人民进行英勇抵抗，体现了为国献身的精神。

历史人物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历史的产物。历史人物的功业实际也是许多人的共业。为尽可能对汉武帝的历史面目和活动作出全面的勾勒，更好地揭示其历史地位、作用与价值，并希望通过这个勾勒能提供刻上汉武帝烙印的一代的时代和文化状貌，本稿把汉武帝这一个人放到他所处的时代，所处的历史文化大背景大系统中去展现。因此撰述中，时间拉长了，面铺开了。就是说，对与汉武帝有关的各重要制度，重要学术思想，尽己所能，追溯渊源，纵横铺叙，有的还略作考证，有关重要人物也有所交代。 汉武帝刘彻，是我国古代最有作为的君王之一。他执政54年，在思想上终结了“子学时代”，而造就了“经学时代”；在政治上，他建立起将权力集中于一人的政治体制，并以其武功，开辟了广大的疆域，奠立了其后两千余年的中华版图的基础。 这是笔者治秦汉史的一篇习作。笔者尽可能对汉武帝的历史面目和活动作出全面的勾勒，更好地揭示其历史地位、作用与价值，并希望通过这个勾勒能提供刻上汉武帝烙印的一代的时代和文化状貌。

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一大批皇权体制下的名臣们如八仙过海一样，各显神通，演绎了一幕幕人生活剧。他们是如何来扮演自己的人生角色，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究竟有着怎样的地位？他们的沉浮进退究竟对中国历史有着怎样的影响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随着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密切关注，越来越受到大众的瞩目。为此，《宦海悲歌》选出一部分在中国历史上很有代表性的名臣，结集成书，映照历史。这些名臣的人生归宿虽然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封建社会群臣的全貌，但却足以让人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中国历史风云的变迁和人性的善恶，更能让人体会到中国历史是如何被打造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个人的命运其实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时代特征。 在这些名臣中，有忠臣和奸臣之别。忠臣们鞠躬尽瘁，恪尽职守，为辅佐君王、造福天下而青史留名，但他们的善行不见得有好报，往往命运多舛；奸臣们或是狐假虎威，或是助纣为虐，干尽了荼毒天下的坏事，从而落得个骂名千载。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好人遭殃，坏人当道的现象屡有发生，暴露了中国封建体制的极大弊端。 正因为中国封建体制的极大弊端，历朝历代的名臣们往往不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权。他们伴君如伴虎，如履薄冰，稍有不甚就可能有杀头的危险，真的是高处不胜寒；君与臣之间总是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君权在握的时候，是如上光景，臣子们命薄如纸，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但反过来，如果君权旁落，手握重权的权臣往往玩君王于股掌之中，臣子杀掉君主的事也屡有发生。 但总的来说，臣子毕竟是君王治理天下的活"工具"，他们在治理天下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每一个朝代的兴亡，都跟当时的名臣息息相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推动或阻碍着封建社会的向前发展。他们的命运往往同封建王朝血肉相连，他们的人生悲剧其实也注定了封建王朝的悲剧结局。 读史可以明智，这些历史上的明臣，他们演绎的一幕幕人生活剧，在今天看来，对我们有很深的启示作用。虽然时空变幻，那些久远的事情蒙上了太多历史的烟尘，但人性之善恶，人情之冷暖，人欲之膨胀，今人比之古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历史这面镜子里我们往往可以看到现实的影像，而在现实的滚滚红尘中，我们又何尝感受不到一些历史的影像！说到底，今天是过去的延伸，我们关注历史，其实也是在关注现实。茶余饭后，捧起此书，你会感受到古代的名臣们就在你的身边，他们其实并没有走远！

清咸丰六年（1856年）的天京事变中，石达开因责备北王韦昌辉滥杀而遭韦昌辉杀死留在天京的家属，石逃出城外后召集军队讨伐韦昌辉。在韦昌辉被杀后，石达开在天京奉洪秀全命辅政。洪秀全此时开始提防石达开，任用其兄洪仁发和洪仁达牵制他。石达开日益不安，于1857年从天京出走到安庆，一路上太平军相从者如云。洪秀全这时曾经撤去洪氏兄弟王爵以挽留石达开，不为石接受。后来石达开领兵到江西，1858年经浙江到福建，再到江西，1859年入湖南，攻宝庆府（今邵阳市）不克，南下广西。石达开虽然不再听从天京当局的命令，不过天京当局把他的出走视为远征而不是分裂。石达开被认为是太平天国将领中最富有谋略的人。曾国藩说“查贼渠以石为最悍，其诳煽莠民，张大声势，亦以石为最谲”，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则赞其为“绝代英物”。左宗棠说“石逆狡悍着闻，素得羣贼之心，其才智出诸贼之上，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附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所畏忌也”。

作为成吉思汗的嫡孙，世界有史以来疆域最辽阔帝国的缔造者，忽必烈不但继承了成吉思汗的雄才大略，更完成了祖父号令天下的目标。他半生戎马，率领蒙古军骑长驱直入，踏破了南宋江山，征服了中国的剩余地区，还扬威海外，两次侵入日本。与成吉思汗以武功震撼世界不同，忽必烈更以文治著称于天下。为统治多民族、多宗教并存的帝国，他和幕僚们一起，建立了一个以汉法为基础又不为传统中国理念所束缚的政府，为元朝的百年江山奠定了基础。作为天下共主，他以一种空前的开阔胸怀，聚拢各族精英，广泛吸收各种文化中的先进部分。他既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拥护者，也是热心的佛教徒，还许诺他的许多臣民将皈依基督教，更是穆斯林的保护者。他试图在多种文化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并取得了令人敬佩的成功。在执政初期，忽必烈大量豁免、减免税赋，鼓励农业生产；给予商人相当高的地位，促使国内、对外贸易异常繁荣；允许艺术家自由创作，给予帝国工匠充分发挥想象力的空间，并激励科学家更大胆的创新。他所统治的帝国，代表着当时世界范围内最先进、最富庶的东方文化。这种文化通过畅通的丝绸之路，无保留地被传播到南洋、印度洋，直至欧洲腹地，使西方人对东方文明产生向往和倾慕，并刺激了哥伦布远航寻找新大陆。远征的惨败、无度的财政需索、个人健康的衰退，使得忽必烈建立世界帝国的梦想最终未能实现，但这无损于他的荣光。他的先辈们不曾有过他那种统一并统治整个已知世界的梦想，后继者中再也没有人有过这样的眼光。本书是西方第一部全面叙述忽必烈生平的传记，再现了忽必烈从藩王到蒙古大汗、直至元帝国君主的波澜壮阔的一生。作者力图剔除各种史料中的偏见，“颠覆”人们对忽必烈和蒙古人的传统看法。该书资料翔实，观点新颖，影响相当大，被许多欧美大学列为亚洲史课程必读参考书。

如果说对梁武帝作为帝王的行为还存有争议的话，那么对他在文化学术方面的作为则肯定的比较多。确实，据《梁书·武帝纪》和《隋书·经籍志》等记载，梁武帝一生在儒学、佛学、道学、经学、文学、史学等方面都有著述，还主持编撰了儒家经典的注疏，曾著有《孔子正言》、《老子讲疏》、《中庸讲疏》、《通史》、《周易讲疏》、《尚书大义》、《礼记大义》等诸多著作，“尤长释典，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听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②。对于梁武帝这样一位在历史上曾留下过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海内外学术界的研究却很不充分，系统全面研究其思想的著作更没有出现。可喜的是，李晓虹的博士论文以魏晋南北朝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背景对梁武帝的思想作了较为全面的深入研究，弥补了学术界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郑州这块热土曾经诞生了无数历史名人，从帝王将相到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再到著名商人、社会名流，从人文始祖黄帝到春秋首霸郑庄公、先秦思想家列子、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以及唐宋著名诗人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科学家李诫、一行等，他们或诞育，或成名立业，或宅居，或安息于郑州的山山水水，其光辉业绩已经载人中华民族的史册，成为民族的骄傲，郑州的骄傲！《郑州古代名人》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力求全面准确，对近五十位郑州古代历史名人的生平、功绩、思想文化特点、地位和作用等进行了系统的收集、整理。入选《郑州古代名人》的郑州古代历史名人都是在我国历史上有口皆碑或知名度很高的人物。这些历史名人，多数籍于郑州，根在郑州，有的是相当一段时间流寓在外，但在思想行为方面，仍然具有较多的郑州地域文化特征；有少数虽然祖籍不在郑州，但一生长期在郑州地域活动并留下了大量的活动遗迹，他们的思想行为与郑州结下了更多的文化情结。他们的英雄伟业共同照耀了郑州浩瀚的历史文化天空，其嘉言朗行足以垂范千秋、彰表万世，其中很多遗迹已成为地方知名的文化标志与象征。

《中华始祖太吴伏羲》系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研究员杨复竣先生30余年潜心研究太吴伏羲及其文化遗产的集大成之作，洋洋洒洒百余万言，分中华始祖太吴伏羲、太吴伏羲物质文化遗产、太吴伏羲非物质文化遗产三卷。该著引经据典，纵横古今，从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多角度多侧面，论证以太吴伏羲为首的中国古史帝王世系的形成史；论证太吴伏羲是“中国、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五方之民”的共祖，是位居炎帝、黄帝之前的中国人祖、中华民族始祖，论证中华龙的起源与龙的形成史，伏羲是中国龙的鼻祖；论证伏羲结束了中国远古狩猎时代，开辟了中国远古畜牧时代，伏羲所创造的吴吴王业与灿烂的本源文化，打开了中国远古文明的大门；论证中华民族的形成史，中华民族56个民族同归一源，万姓同根；论证中国的本源文化——伏羲八卦与《易经》是保证中华民族大统一、民族大团结、天下大和谐的理论基石；论证国祭伏羲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值当今探究中华古文明与海内外华人勃兴寻根问祖热潮之际，该著对于寻访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了解太吴伏羲时代的中国先人生活，大有裨益。

当我们追溯宁夏的历史时，这些曾经与宁夏历史进程相关的历代帝王，就如同一座座雕像伴随着时代走进丰富多彩的宁夏地方历史文化时空，走进我们绵延不绝的视野中：人文始祖黄帝，战国时期秦国的秦惠文王、秦昭襄王，统一天下的秦始皇，两汉时期的汉武帝刘彻、光武帝刘秀，第二次统一全国的隋文帝，唐太宗李世民、唐肃宗李亨，蒙元时期的成吉思汗、忽必烈，亲征噶尔丹在宁夏的康熙皇帝，等等。这些帝王们的活动经历跨越了数千年的时空，折射的是丰富多彩的大历史和大文化的来龙去脉。宁夏的历史地理位置特殊，这些帝王们在宁夏的经历，其过程并非仅仅和宁夏，更和当时中原政权的整个社会大背景密切相关。因而，展示这些有作为的帝王们在宁夏的经历，不但是对宁夏历史文化走向的直接而深层次的了解，在某种程度上对当时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特殊经历同样有着解读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