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同外传》先于1982年间在上海《新民晚报》上连载，后由上海文化出版社1983年出版。学林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徐铸成传记三种》，将两传收入。哈同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上海滩上的“闻人”。徐铸成先生为他立传，既是普及历史知识，也是拨开迷雾，重述史实。“外传”则是以史实为基础，“加了一点‘浪漫主义’的手法”，“添上一点夸张的描述”。这也是作者的探索和尝试。

梁启超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从一个人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四十年，这样的人物无论如何都应该被重视和铭记。本书从李鸿章的早年落拓，写到他镇压太平天国，继而办洋务运动使其声望达到顶点，再到甲午战争撞碎其强国梦，迅速由盛而衰，最后只能周旋于列强间直至死去。甲午年洋务运动的破产，让人感到“以一人而战一国”的无望与悲恸，梁启超也由此发出“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的感叹。梁先生把李鸿章与曾国藩、张之洞、俾斯麦、加富尔、伊藤博文等人做了比较，指出李鸿章是怀着忍辱负重、死而后已之心为清政府“修修补补”的，只不过他缺少长远的政治眼光，不懂得为后世立百年大计。李鸿章不懂得现代民主政治的特点和国民的地位、国民在现代国际竞争中的作用、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因此在国际竞争中处处落于下风、处处受制。他的失败也就是晚清政府的失败，是晚清政府不了解世界大势、不懂得民主政治的必然结局。

贝多芬的人生充满传奇。他既是世界音乐史上鲜有的天才，也是历史上罕见的受难者！德国作家费里克斯·胡赫在这部传记小说中，以文学的方式对主人公的人生进行刻画，深入他的内心世界，既描摹他外部的人生经历，也追寻他灵魂成长的足迹，表现出一个音乐伟人不甘屈服、勇于掌握自我命运的顽强精神。 文笔细腻，构思巧妙，情节曲折起伏，描述了乐圣贝多芬从出生到辞世充满悲剧性的同时亦辉煌无比的一生，塑造出一个非同一般的栩栩如生的艺术家形象。

《张伯驹传》全面记述著名诗词家、收藏鉴赏家、戏剧家、书画家张伯驹的杰出贡献，准确刻画其博大精深的精神世界。 本书记录了张伯驹苦乐兼备的人生轨迹，横评其守望文化的真性情；展现张伯驹卓荦不凡的艺术之道，纵论其求真求善求美的真风度。既有对张伯驹风雨兼程之旅的精彩描摹，又有对其文化贡献的客观评介，是一部较为全面、详实、严谨的张伯驹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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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吴晗先生在1948年写定。当时作者思想自由，文思活泼，语言生动，正当盛年。在他笔下，一个历经艰辛磨难、乞讨度日的小流氓，一个英勇睿智、气度恢宏的统帅，一个勤政爱民、夙兴夜寐又猜忌心极重、杀戮成性的帝王，这些复杂矛盾的形象活灵活现，共同构成了朱元璋的多面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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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虽文章闻名天下，仕途却历尽艰辛，屡遭迫害，但他终不改乐观的天性。他一生融儒、释、道于一体，诗、文、词、书、画俱在才俊辈出的宋代登峰造极。他政绩卓著，爱民如子，文韬武略兼备，发展慈善事业，创办公立医院，堪比和煦春阳，带给世界无尽生机和温暖。他襟怀苍生，却无奈生活寄于风雨，岁月失于道路，命运困于党争。他波澜壮阔的一生早已没入历史的尘埃，而他所表现出的伟大人格与社会良心，直至今天仍熠熠生辉。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性格鲜明，形象饱满，可亲可敬，堪称人世间完美的理想人格。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转型时期的一位大思想家。他治学的主要目的就是经世致用，并留下颇具影响的两部著作：《明夷待访录》和《明儒学案》。本书从黄宗羲的生平时代入手，通过解读研究他的心学主张，进而挖掘出他的思想对文学和经世之道所产生的作用。以此为视角，既可以探究黄宗羲学术思想之整体意蕴，亦有助于理解明清之际儒学思想转型的特质。

张居正是明朝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之一。他从荆州的一个普通家庭起步，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成为万历首辅、神宗皇帝老师以及明朝中兴的奠基人。张居正对明朝的弊政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颇有建树。但是，为了推行改革措施，张居正也曾经使用过不光彩的手段，其个人生活也难说检点。生前，他位高权重，一言九鼎；死后，却被剥夺谥号，查抄家产，祸及子孙。而否定了张居正改革成果的大明帝国，也走向了灭亡之路。阅读本书，读者会对张居正这位专制王朝的著名改革家有更深刻的理解与同情，对传主所置身的那个时代有更清醒的认识与反思。本书不仅有突出的学术成就与研究价值，也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与实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