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终归何处，是三百多年来的历史之谜。本书依据湖南石门县夹山的史料、文物及其他有关资料，融正史、秘史、野史于一炉，以李自成兵败禅隐、指挥余部联明抗清为主线，揭示主人公艰难的心路历程。跌宕起伏的情节、震撼心魄的警示、豪气贯虹的壮烈、生离死别的悲怆，联缀成一幅神秘多彩的历史画卷，为世人揭开那尘封三百余年的厚重的一页。

古今中外的学术史、艺术史等里面都提供了一些例证，证明大凡有天才的人，其言论行动，在平常人眼中都难免有点怪。怪者，和平常人不同也。中国的米颠拜石不是被传为千古佳话了吗？于道泉先生是一个有天才的人，他的行动也常常被人认为是“怪”。这一点，连他自己都有所感知。本书对著名学者于道泉进行研究，内容包括序言、著述、传略、年谱简编；纪念文章；书札选刊等。

思往抚今，留下了《离骚》、《九歌》等瑰丽诗篇，万古不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思往抚今，华夏有识之士，求索者众，或以文，或以画，或文画并进，皆人生行吟之痕迹也，为了留下这些深深浅浅的痕迹，我们编了这套图文并茂的丛书，其中很少有风花雪月，很少有悱恻缠绵，更没有矫情精饰，但有渴求，有沉思，有缅怀，有追忆……虽非黄钟大吕，鸿篇巨制，但，这些痕迹是真实的，是生命留下的真实痕迹。

石鲁（1919-1982）是20世纪中国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他传奇的人生早已为世人瞩目。他年仅十九岁，就从四川仁寿县文公乡松湾一个封建世家出走，历尽艰险到延安参加革命。他毕业追求艺术事业，具有“不屑为奴”的百折不回的艺术创新精神。他是长安画派的主持，也是探索中国画新途最具有创造性的代表人物。在“文革”中，他与“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进行了悲壮抗争，他在癫狂中百病缠身，面对被推上断头台的危险，仍威武不屈。《石鲁传》试图描绘石鲁曲折多难、求索不息的悲壮人生，展现他傲岸不羁的个性风采和人格力量，提示他对艺术不断追求和创新的超前意识，颂扬他特立独行的抗争精神。《石鲁传》是国内第一本全面介绍石鲁生平、思想和艺术创作的传记文学著作，全书近三十万字。

《蒋光慈传》是马德俊的一部传记作品，其文学性较浓，对传主的生活及心理描写有一份鲜活，并且还能传达出一些地域文化的色彩。蒋光慈是个十分勤奋的作家，他生前在中国文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在革命文学的创作实践中，他那时取和的成绩仅次于鲁迅和郭沫若，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表现社会性、真实性和向上性逐步和谐统一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蒋光慈都说得上是一位真正的开拓者。他于1931年8月31日不幸病逝后，在他生前形成的“蒋光慈热”也一直没有消退，直到五六十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史家和文学评论工作者还用鸿篇巨制来谈论蒋光慈的生平和他的创作。

本书站在新世纪的时代高度，以大量史料为依据，运用唯物史观，从政治、经济、军事、周边关系、君王个人特质等诸方面，以散文笔调，全方位描述了中国历史上二十九个亡国之君的所作所为，形象地再现了亡国因由及经过，进而引出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读者朋友若能抽暇一睹此书，或许将为您在修身、为人、立业、齐家，乃至为政、治国的社会实践中起一点促进作用。

本书是大话古名人丛书中的武则天分册。该书以轻松、调侃的笔调以今天的观点对武则天的个性、本质以及内在心理和心灵深处隐埋的悲凉、感伤、苦楚作了一次评点，使读者能清晰地看到历史上曾风风云一世的帝王也有着普通人的个性，给人们以新的启发让人去深思去联想并留下深刻印象。

本书以人物众多而使人望而却步，初步估计，《左传》中所提到的人名多达3400多个，相应的人物则有240多人，这些人物在《左传》中往往一人多名，少则二三个姓名，多则七八个甚至十余个；二是人物世系关系复杂，难以理清其社会背景。

柯尔贝尔是路易最有名的臣子。他是新式公务员的缩影：努力工作、全心奉献，秉持着对国王的忠诚而平步青云。在进入路易十四政府之前，他担任过红衣主教马萨林的家族总管，继而被马萨林亲自推荐给路易。他出生于1619年，而1661年首次被召唤担任国务会议成员时，他的年龄是路易的两倍。之后他在1664年成为国王所有宅邸的总管，接下来又担任财政大臣，到了1669年则是海军国务大臣。不过尽管他在政治生涯中曾任职于不同的领域，最重要的成就还是在于整顿王国的金融制度。在柯尔贝尔所接触过的政府领域中，说他用过激的观点处理事务是错误的。在财政方面，他采取的是节流政策来增加国库收入。前面已经提到，他在1667年主持了一项调查，揭发假称贵族以逃避税赋的人。这项行动达到了某种程度的成功，因为它不仅减少了贵族家庭的数量，也迫使那些想让自己的身份获得官方承认的贵族缴了不少钱给国库。同样在这种节流政策的考虑之下，柯尔贝尔收回了许多之前因出租、出售或其他因素而失去的王室土地和特权。他还大量废除自1630年以来政府为了出售求利而创造出来的无用官衔。当初一时的收益早就因为这些官职薪资的支出而消耗殆尽。柯尔贝尔对于国家公债的投资者也一样的冷酷无情。虽然投资者投人大量资金，但由于政府也必须付出可观的利息，所以这些资金对国库收入没什么助益。柯尔贝尔废除了近半数的年息支出，对于剩下的部分也大幅缩减付息的利率。除了节流之外，柯尔贝尔还从几个方面着手增加税收。他说服神职人员增加向国库缴纳的年贡（这种年贡称为“免费礼物”）。此外并调整直接人头税的税率：提高地主的税率并降低非地主的税率，因为地主有能力负担。在间接税部分，柯尔贝尔采取了一些措施使包税制度合理化，而在部分联合包税人（UnitedFarms）的带领下，这项政策的成效在1668年达到高峰。在包税制度下，国内关税和盐、酒、食物税等间接税都由单一的包税组织负责。这样的整顿立即让总税收迅速增加，使柯尔贝尔可以降低直接人头税的税率。所有这些财政措施都在1661—1671年间开始施行，也的确让国王的实际收入加倍。除了1667—1668年发生了小规模的权利转移战争之外，这段时间是法兰西王国相当稳定的时期。但是这种稳定的秩序和财政状况，很快就因为1672：1679年的荷兰战争以及路易十四统治末期不断恶化的国际冲突而消殆无遗。不过这并不表示柯尔贝尔是反对战争的。他了解战争对各国君王而言是常有的事。身为路易的忠臣，他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致力于增加君主的光荣声誉，并借此保护国家的安全。因此他在乎的不是战争会不会爆发，而是战争爆发后王国是否已做好准备。对于荷兰战争，他的焦虑程度和路易是不相上下的。这个贸易会议实际上在路易十四政府日渐茁壮的官僚体系中，代表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认为在路易十四衰落时期，王室政策的失败是因为缺乏强有力的大臣，这种看法并不正确。真正的事实是，政府组织已变得过于复杂、过于依赖专业官员，甚至连最有能力的个人，其行动自由都要由他们来批准。即使是路易十四自己都已陷入这个官僚体系纠缠不清的蜘蛛网。然而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爆发之后，政府又开始苦思如何不通过繁复的银行体系来筹募足够的财源。于是法国再次采取短期的权宜之计：出售官职、强迫向现有的官职持有人借款、控制货币流通、抵押王国未来的税收，然后大规模地向金融家和银行家贷款，王国内充斥着取代钱币的政府纸钞，造成大幅度的通货膨胀。路易十四去世之时，法国的国债超过20亿里弗，而且未来许多年的税收都已被抵押殆尽。1708—1715年他执政末期，财政大臣的职位再次由柯尔贝尔家族成员执掌。身为柯尔贝尔外甥的尼古拉·德马雷（NicholasDesmaretz）为了恢复国家财政平衡，铤而走险地采取了通货紧缩的方式。结果造成贸易和农业的萎缩，因为人们选择把钱存着而不敢冒险去投资。王国这样的情况让继位的财政大臣约翰·劳（JohnLaw）采取激进的方法重整经济，也就是通过国家银行的中介，促进资金的流通。在1668年的国王回忆录中，路易十四明确表示他已选择暂时控制一下自己的野心，以便再次赢得战争。他从权利转移战争结束那一刻起就开始计划荷兰战争，试图从亚琛条约中得到彻底胜利。荷兰人对路易来说是天生的敌人，他们的共和政治、喀尔文教派、贸易专长都是路易所厌恶的，因为这些都和法兰西君权神授的君主政体形成尖锐的对立。不过他要征服荷兰人倒也有个合理的策略上的理由：法国致力于强化难以防守的东北边境，必定会引起荷兰共和国（DutchRe—public）不友善的回应，因为荷兰担忧法国会得到西属尼德兰的控制权。由荷兰共和国、英格兰和瑞典所组成的三国联盟在权利转移战争中调解斡旋，让路易接受了温和政策，但是在荷兰战争中他完全背弃了这个原则。1672年法兰西军队经列日（Liege）的主教区越过莱茵河，进入荷兰共和国境内。他们轻易获得了胜利，荷兰议会立即要求和解。路易十四的要求是命令荷兰政府无条件投降，于是获得和平的机会就此消失。这时荷兰人已流离失所，散布在整个国家，统治最富庶省分——荷兰省（Holland）的奥兰治的威廉开始组织反抗的力量。当时法国主管战争事务的大臣是卢瓦侯爵，他取代了继任利奥纳职位后采取温和主张的蓬波纳。其他的欧洲政权震惊于卢瓦侯爵的残暴政策，于是开始准备联合对抗法国的威胁。1673年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勃兰登堡、洛林加入荷兰阵营，形成了一个对抗法国的联盟，路易早先费尽千辛万苦要防范的事还是发生了。而英国斯图亚特（Stuart）王朝国王查理二世在1670年与法国签订多佛密约（SecretTreatvofDover）作为交换加入了法国阵线，但1674年也因国内舆论的要求而撤军。法国与西班牙的战争持续了四年，其中获得几次重大的胜利，包括1674年并吞了东部边境的弗朗什孔泰。不过荷兰的持续顽抗则颇见成效，在1678年的奈梅亨和约中，法国归还了保卫荷兰共和国门户的重要边塞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并同意废除1667年柯尔贝尔订下的严苛关税法律。另一方面，路易十四则获得了法国和西属尼德兰交界处的弗朗什孔泰以及许多边防要塞，包括孔代、瓦朗谢讷（Valenciennes）、伊普尔和圣奥梅尔（Saint-Omer）。在奈梅亨和会中，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1679年2月签署了一份协议。协议中约定，路易仍保存莱茵河东边的重要战略城市弗莱堡（Freiburg），这座城市能保护法国的阿尔萨斯（Alsace）不受侵略。奈梅亨和约对路易十四而言代表着荷兰战争的成功结束，但并非是他在开战时想象的凯旋胜利。他知道在违反荷兰人意愿的情况下征服西属尼德兰是不可能的，而且这种采取激烈手段的战争会引起敌人极为顽强的反抗（到后来路易十四显露出胁迫到全欧洲的野心时，他的敌人更加坚决抵抗他的势力，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为了这个目的同样采取激烈手段，结果反而让路易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失败之后躲过最悲惨的后果）。路易也了解到，必须采取比较低调不引入注目的政策来确保国家的安全。国务会议是国王的主要委员会。它处理国家所有的重要议题，不过后来则逐渐倾向讨论外交事务。成员很少，介于3位至5位，是一些有必要发表看法的国务大臣。他们实际上都不任职，头衔则随国王诏令而改变，如果有某位成员突然不被国王传唤，他就在一夕之间失去阁员的身份。由于传统中历代先王都认同国王有接受忠告的义务，因此路易十四的绝对权威就被淡化了。他告诫孙子（1700年成为西班牙国王的腓力五世）要用两种相对的方式显示王权：要听取各会议的意见；然后亲自做出最后的裁夺。路易认为专业的意见必须认真看待，但他也相信具有神圣权力的国王天职，赋予他额外的智慧和洞见，使他有权做最后的决断。路易十四的阁员比前朝官员更要具备专业能力。他亲生的儿子们虽然贵为这个伟大贵族王朝的后裔，但他不会只因为这个理由就传唤他们担任政府职务。取代他们的是财政大臣（controller-generaloffinance），以及具备行政、外交、陆军、海军等不同专长的国务大臣。这些具备专业能力的官员有时会被误称为中产阶级，这种误解来自失去政治影响力的上层贵族，他们出于对这些得势的新兴人物的敌意，而故意贬低他们。路易对阶级和身份具有清醒的认识，从来不用非贵族阶级的人任职于政府高级部门。于是这些官员虽然出身于下层贵族，但一旦担任王室会议议员，就证明了他们在宫廷里的崇高地位。有了这样的地位，这些议员和阁员就能预期他们的家族在社会中的阶级将会迅速窜升。像路易十四的重要亲信阁员柯尔贝尔（Col-bert），他的父亲只是一个来自兰斯（Reims）地区非常微不足道的贵族，但是他的女儿则全都成了公爵夫人。自此之后，新教成为禁教，政府采取严苛的措施强制执行这项敕令，包括将反抗敕令的人处死。1685年后的数十年内，人数占法国总人口10％的胡格诺教徒中有1／10离开了法国。虽然移居国外不被准许，但是许多胡格诺教徒在他们的牧师遭到放逐时也偷偷逃出。留在法国的胡格诺教徒则秘密信仰自己的宗教，或是皈依了天主教，但明显缺乏热情。不过在“南特敕令”废除了17年之后，1702：1705年一场新教徒的叛乱——卡米撒派（Camisards）的起义在法国东南部的塞文山脉（Cevennes）爆发。这样危急的情况促使路易十四派遣他统治时期最著名的军官之一——维拉尔元帅（MarshalVillars）到该地区，以恩威并施的方式平定了这场暴乱。但是这次叛变之后，法国新教有了一点点复苏的活力，不过在1787年重新获得法律承认之前它一直都是被官方禁止的。……

本书主要包括：“汾湖之畔书香世家”、“宜室宜家伉俪之情”、“叶纨纨”、“叶小鸾”、“叶小纨”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