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一批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开国帝王，这些开国帝王无不具有一部非凡的传奇，如夜空中群星般璀璨夺目。他们开创了封建王朝的新纪元，荡涤着时代，演绎着历史：他们是一个朝代的先锋，挥舞着新政权的猎猎旗帜，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时光荏苒，却让这些开国帝王依然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朝代变更，他们的历史地位以及功过，也在史书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开国帝王在制定朝纲、驾驭群臣、发展经济，以及他们在政治谋略、军事手段、思想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所实行的一系列政策。都或多或少地推动着历史的进程。诚然，作为封建帝王，他们难免有其历史局限性，也无法在其当时的环境中有更惊人的举措，然而在当时。他们对社会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作为开国帝王，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们都是当时的成功人物。解读开国皇帝，剖析中国历史，还原其真实的面目，可以让我们从中学到宝贵的人生经验。 在本书中，笔者以局部特写和长镜头交相运用的方式。再现了他们走向帝王权力顶峰的历程。其中，有对历史大事件的细致刻画，也有金戈铁马的沙场素描；有对他们人生经历的精彩评论，也有对他们开创帝业之路的描述；有对他们作为英雄人物的“伟大”之处的探讨，也有对他们作为平常人的生活点滴的讲解。总之，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品读这些开国皇帝，聚焦历史，捕捉尘封的岁月，力求真实展现开国帝王的立体人生。 本书收录了中国主要朝代的24位开国帝王，这些开国帝王中既有深谋远虑、雄才大略的开拓者，也有锐意改革、举贤任能的领导者。比如，秦始皇开创了帝制，加强中央集权，从而避免了中国长期处于分割和战乱状态；汉高祖刘邦与民休养，以富民为根本；隋文帝杨坚创建了科举制度，结束了门阀贵族垄断官场的局面；唐高祖李渊运筹帷幄。治国安邦，统一中国……每个开国帝王都在治国方略上有着独特的一面。

这是张治中先生生前留下的一份自述。这份自述，记下了他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种种活动，反映了他热爱祖国、追求真理的生平。由于他长期置身于国民党最高决策之列，自述中留下很多重要史料，对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特别是国共关系问题是具有特殊意义的。这份自述侃侃而谈，娓娓动听。读了使我们看到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看到了他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由来和基础，也从一个侧面看到我们国家这一阶段的历史风云。张治中，原名本尧，字文白。二级陆军上将。他始终不渝地坚持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黄埔建军到共同建国，真诚维护国共两党的团结。本书是他生前留下的一份自述。这份自述，记下了他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种种活动，反映了他热爱祖国、追求真理的生平。由于他长期置身于国民党最高决策之列，自述中留下很多重要史料，对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特别是国共关系问题是具有特殊意义的。这份自述，侃侃而谈，娓娓动听，读了使我们看到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看到了他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由来和基础，也从一个侧面看到我们国家这一阶段的历史风云。

尽管心碎过千百遍，眼泪足以浇灌我的橄榄山果园，作者仍然像大凉山那只孤独、坚韧、顽强的山鹰一样，全身血淋淋的，蹲在寒冷、高不可攀的岩石上，双眼直视着太阳、一动不动，等着宝贵的重生，等待着脱胎换骨，等待着涅槃…… 她是四川大凉山彝族自治州走出的传奇女子，现拥有英美两国国籍，18年间，行走了一百多个国家。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只能用传奇来形容：1986年加入中国长江探险漂流队，成为世界上首次全程漂流长江的探险队中惟一的女主漂队员；1992年在巴黎出版以长漂为背景的纪实小说《扬子江的女儿》，成为当年法语地区最畅销图书之一；1992年，与美国男友凯文在著名的巴黎圣母院举行盛大的婚礼；1993年，在英国炒房，短短几年间，她就成了百万富翁；2001年，因为凯文的背叛，阿莎与凯文开始长达三年的离婚诉讼，阿莎损失了600万英镑的财产；2004年英国牛津博物馆收藏了以阿莎为模特儿并命名的人物画像，画下备注：“阿莎说：我要做我想做的一切！”现在，阿莎回到了生养她的大凉山，在橄榄山买下200亩的果园，并写下了自己20年来的传奇，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吉胡·阿莎》。她的生命如此丰富，有人把她比作三毛，也有人把她比作杨二车娜姆，然而，她就是她，独一无二的吉胡·阿莎。

为了追寻利玛窦传播中西文化的闪光踪迹，追忆他对肇庆历史文化、中华民族文化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彰扬他的学术成果，我们编写了《东土西儒》。《东土西儒》约20万字，以传记文学形式，加上专家的评价文章，真实记录了利玛窦在中国、主要是在肇庆6年的生活情况，生动反映了他的睿智才华和学术成果，全面介绍了他对沟通中西文化的做法和贡献，力求使读者对他有一个全面、正确的了解。这是一本探索研究中西文化交流规律的好书，值得一读。

用独特而公正的视角，剖析萨达姆非同寻常的一生。一部《萨达姆传》，就是一部伊拉克的现代史，甚至也是半部中东地区的现代史。既有的和未曾披露的大量资料构成了本书的主要素材。萨达姆的生活以及伊拉克现代史已引起人们太多的争议。作者没有回避那些最有争议的问题，而是把萨达姆一生中一些最重要的时刻放在伊拉克以及中东地区现代史的大背景下叙述，通过对各种事件和运动等众多历史片段的详尽描述，以及对萨达姆此前不为人知的诸多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细节的披露，用独特而公正的视角再现与剖析了萨达姆非同寻常的一生。施瓦·巴拉吉，美国纽约大学克沃尔肯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在该校教授中东历史课程，在伊朗文化历史、性别研究以及中东地区的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历史等领域造诣颇深。这位伊朗裔美国人，精通波斯语、阿拉伯语、法语以及土耳其语。在密歇根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曾是美国佛蒙特大学历史学副教授。其他影响较大的作品有《勾描伊朗：艺术、社会以及革命》和《中东地区的性别重建》等。

著者在全面掌握和充分吃透史料的基础上，生发合乎情境、合乎语境的联想，敷衍铺陈，细致描绘李煜值国家板荡、风雨仓皇之际，进退失据、辞受两难的境遇，对其浅斟低唱的词人情怀也娓娓道来。 全书没有烦琐的考证，没有任何引文和注释，并注重展示完整的故事情节及在错综复杂的历史场景中刻画人物的性格、心理，通俗易懂，雅俗共赏。

南宋名将韩世忠起自行伍，以军功而至将帅。其戎马倥偬的一生，与国势之兴衰、政局之变化息息相关。举凡关乎国祚存亡之大事，如苗刘之变、盗寇之平、宋金和战等，皆有韩世忠参与其间。一代名将岳飞赞叹他是“奇特之士”，彼此相重相惜。虽然韩世忠盛德丰功自足不朽，而南宋以来，其事迹却绝少为人铺叙。 本谱以传统史家手法，合史书编年体与纪传体为一，广采宋代诸史、方志、笔记、文集，诠次排比，考案缀辑。既有正史所载黄天荡大捷、夫人梁氏击鼓助战等抗金事迹，也注重网罗其遗事、叙述其性行，详尽书写了韩世忠的生平始末。作者以“年谱”为体例的考述方式，不仅使读者详见韩氏一生梗概，更让后学者由此得窥邓广铭先生治史门径。

北宋中期积弊至深、内忧外患扰攘之际，政治改革的领袖人物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就足恤”的精神，一身任天下之责，推动富国富民强兵为宗旨的变法革新运动。苏轼说：王安石才识“名高一时，学贯千载”，“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其魄力“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王安石“三不足”的境界，使他成为当时思想界的先进人物，同时也成为脱离了广大知识阶层的人物，加上政治风云的变幻，倾泻于王安石身上的污泥浊水，始自生前，至南宋则愈演愈烈，几近千年而未得涤清。邓广铭先生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始，倾注了巨大心力，历经半个世纪四写王安石，体现了一个史学家的时代眼光与严谨精神。本书铺展出颇具特色的熙宁变法改制图景，凸显出一个抖落掉污染、误解和扭曲的政治改革家形象，使王安石以其本来的风度和丰采，再现于读者面前。

《辛弃疾传》：辛弃疾（稼轩）不仅是学识博洽、才气磅礴的南宋词坛巨孽，也是具备多方面才智的英雄豪杰。早年投身抗金起义，归宋后力主恢复，为国家生民贡献出全部的智计韬略；仕宦所及，以兴利除弊为己任，有干才，有作为。然其虽有经世之才志，却多遭诽谤摈斥而不得不用，壮志难酬，贲志以殁。近千年来，他的果毅之资，刚大之气，他英伟磊落的强烈爱国情操，他以词作篇什传达的慷慨沉挚理念与盘旋激荡之意境，曾经激励过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对于这样一位在宋代政治史和文学史上均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历来不乏论述。然能采征多方面史料，辨析考证，撰成系统全面之研究性传记者，则首推这部《辛弃疾传》。《辛稼轩年谱》：辛弃疾（稼轩）生平事迹，由于其文集失传，缺乏行状碑铭之类的完整传记资料，故而多湮没不彰。作者遍查宋元史籍、文集、志乘、笔记，辗转访求辛氏宗谱，对有关辛稼轩生平行实的资料进行了广泛搜讨；经过长期不懈的钩稽积累、严密翔实的细致考证，厘清了几个世纪以来的纷纭参差，对于稼轩南渡后的出处大节、用舍行藏诸端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说。此谱还提纲挈领地阐论了南宋时期的诸多军国大事，置人物于时代波澜之中。全书分年隶事，亦兼用纪事本末之体，以综贯叙述，使读者得见诸多事件的原委。

本文是对中国和韩国有代表性的政治领导人孙中山与吕运亨的比较研究，特别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两个人晚年重要的政治行为，即在中国的国共合作和在韩国的左右合作及南北合作上。本文认为21世纪中国和韩国面临的时代课题是“统一”和“民主”，因为今天中韩两国正处于为了弥合外部势力侵略和理念对立的后遗症——“分裂”，还有急速的经济增长和贫富不均，以及市民权利要求的增加这样的时代情况。这种现实认识使笔者注目于在近代国家建立上发挥统合的指导力作用的孙中山和吕运亨。在绪论中论述了本研究的动机、意义、论文的结构、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本论总共由五个章节组成。第一章阐述本研究的基础方向设定，由两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对历史背景的理解，从宏观的视野简单回顾20世纪前半期的历史。第二部分首先简单查看了一下统一战线概念的历史。根据这些，笔者解释孙中山和吕运亨所推行的“合作”为：第一，是相互不同的政治势力之间的统一战线；第二，是为了国家（民族）的统一而持续下去的统一运动；第三，从今天克服国家的分裂和维护东亚的和平的观点来解释。第二章和第三章从“活动”的角度分别讨论孙中山和吕运亨的“合作”运动。首先是以诠释学理论阐明孙中山和吕运亨把他们所经历的多种多样的思想和经验统合在一起。同时以“后殖民主义”和“内在—批判”的方法论从他们自己的立场来理解孙中山和吕运亨。通过这样的方法论分析他们的“行动”，可以看出如下的特征：第一，两个人都受过传统的生活教育，后来受到基督教和西欧近代主义教育的影响，接触到西欧社会主义，这些多种多样的思想和经验相互没有隔绝，而是在自身当中统合了；第二，在接受新的思想和实践上，两个人都不是无条件的接受，而是结合国情和自己的观点重新解释后接受；第三，由于这些理由，他们能够成就合作并在推进合作上发挥灵活性，同时在合作上也能够拥有主导权；第四，尽管这样，其灵活性还不够坚固到可以克服国内外越来越激化的矛盾。由于这些理由，在他们去世后，合作只能走向决裂。第四章从“思想”的角度来讨论孙中山和吕运亨的政治思想。本文根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即民族、民主、民生主义及其亚洲观的分类方法来分析孙中山和吕运亨的政治思想，然后对于各个思想考察其思想渊源。通过这些方法分析他们的“思想”，可以看出如下特征：第一，积极接受西方政治思想并应用在当时情况当中；第二，没有无视传统思想，在当时情况中对其进行了再解释；第三，存在着对于自己的思想可以多样地甚至是相反解释的模糊性。第五章对孙中山和吕运亨各自从“活动”和“思想”的角度进行综合的比较分析。本文利用“向心力／离心力”的模型把孙中山和吕运亨从情况结构、关系结构、思想结构三个侧面进行比较分析，显示出了如下的共同的特征：第一，从情况结构侧面来看，两个人都在当时面临着为了统一分裂的国家（民族）而要增强力量的必要性。同时对外在苏联的出现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压迫这两个理念对立的影响下，他们在中国和韩国找到了自己的“合作者”。由于这样的国内外的条件，“合作”形成了，但是随着彼此间的目标没有通过合作相互调整达到统一，因而矛盾一直累积下去，最终合作还是破裂了；第二，从关系结构侧面来看，当时中国和韩国所经历的极度混乱又四分五裂的状态使民众和诸政治势力产生了对统一的渴望，孙中山和吕运亨拥有的政治领导力适合这样的时代要求而发挥作用了。但是由于外势和买办势力的顽强抵抗，孙中山和吕运亨的革命势力内部也发生了主导权争夺，合作遇到了很大的阻碍；第三，从思想结构方面看，两个人都借统合的中庸的思想跟多种多样的政治思想进行沟通，但是这一点随着强求两者择一的思想的硬直性的加速，失去了统合的调整力。另一方面，在孙中山和吕运亨的比较研究中出现差异点的最本质的原因是：第一，殖民地经验的有无；第二，苏联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对立程度。由于这两种原因，在自主的近代国家建设上吕运亨比孙中山处于更恶劣的环境中，吕运亨的被暗杀戏剧性地表现出了这一点。以上述的本论为基础，在结论中探讨了孙中山和吕运亨给我们当代带来的历史启示：第一，关于统一问题，孙中山和吕运亨进行的“合作”运动有很大的历史意义。带给我们的首先是自主，其次需要更加包容的态度而不是硬性的理念的教训；第二，关于政治民主问题，合作和统一的基础是“民”；第三，关于民生问题，孙中山和吕运亨都追求经济发展和财富分配的协调与均衡，其目标是人民的民生问题。这一点告诉我们，如今中国和韩国的经济发展和财富的分配不只是在于国家国力的成长或体制的安定，而是其追求的根本目标在于“人”；最后关于亚洲和世界和平问题，笔者认为孙中山称为“王道/霸道”的文化、道德模型，在文化和精神价值越来越重要的今天，立足于世界范围的普遍的文化价值上，对于重新发现亚洲的价值，有很好的洞察力（insight）。还有，吕运亨为了被压迫民族解放，积极参与中国革命，可以评价为留下了东亚地区为21世纪和平的国际关系要相互协力的很好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