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波普浪潮作为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出现的一种特殊意义的文化现象，为打通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屏障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特殊贡献，在艺术历史的研究上也成为一个无法绕过的课题。今天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也就是对于中国社会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人的精神状态、社会转型、文化演变历史的研究。在这个特殊的艺术浪潮中，后波普艺术家的创作呈现出很多种不同的艺术形式，而绝大多数艺术家都是运用具有中国典型意识形态符号的形象与标识来进行创作，譬如运用毛泽东形象和天安门建筑群等。而沈敬东的作品则是呈现了一种特殊的样式，他利用军人形象，通过将这个无个性的集体形象木偶化、幽默化的方式概括性地创造出具有鲜明“沈敬东风格”的典型图式。这种图式在视觉上具有明确的指认性，其特征与他同时期其他“后波普”艺术家的作品有着显著的区别，这些作品大多成熟于2000年之后，在这段时期的中国艺术现象中可以作为一种典型来阐述，用以研究中国消费主义时期文化的转型和发展。

肖峰，教授、画家、美术教育家。其代表作品有油画《辞江南》、《六三罢工》、《创业的年代》、《拂晓》等。在国内外几十种学术刊物、报纸、杂志发表论文近百篇。作品先，后在苏、美、日、法、意、澳、奥地利、新加坡等国家及中国台湾地区参展，在国内各地举办联展和参加数十次全国性及地方性美术大展，并多次获奖。在书法与国画方面也颇具造诣。其画作立意鲜明，意境深邃，画风隽秀，优美抒情，以银灰色调见长，别具一格。善于将中国的写意手法与西方油画丰富色调和谐地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风格。其作品大多取材于亲身经历与感受，善写人物、风景，神形兼备，富有诗情画意。本书图文并茂地介绍了肖峰的人生经历及其艺术作品。

《米开朗基罗画传》详细介绍了米开朗基罗的生平及卓越的艺术成就，包括“少年时代”、“漂泊的青年时代”、“辉煌年代的开始”、“磨难的岁月”、“碌碌无为的中年时代”、“战火洗礼的三年”、“枯木逢春的老年时代”，中间穿插多幅精美插图，图文并茂。米开朗基罗一生的成就是无人可比拟的，每一件雕刻作品，都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瑰宝，在欧洲广为流传。一生中，米开朗基罗完成了4件壁画，这4件壁画足以震撼西方画坛，傲视西方几百年。他还是一位诗人，留下来的诗歌，有300多首，汇成10余本诗集。他在晚年焚烧了许多保留在自己身边的素描，不愿让后人看到他为制作雕刻而付出的艰辛。但即使这样，还有500多幅素描在欧洲许多大的博物馆里保存着。米开朗基罗是世界艺术史上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

在季羡林的光环下，若干年来，笔者每年都要参加几次学术会餐，那基本上是东语系的同学、师友的盛宴，会场内，放眼一望，皆是我熟悉的老面孔矣！季羡林是一面不倒的旗帜。一个曹雪芹，一部《红楼梦》，激发了后世多少红尘客。一个季羡林，一代学术宗师，聚拢了门下多少弟子。在物欲横流，卷得人人都手忙脚乱、抬不起头、直不了腰、喘不过气来的今天，能有这样一种无功利的、轻松而兼怀旧的聚会，确实是吾辈之福，是托季老爷子之福。所以，即使在这个意义上，吾辈也祈祷季老爷子长寿，长寿，再长寿。然而，聚会多了，老面孔看足了，看够了——红衰翠减，毕竟不是赏心怡目的风景；一个感慨禁不住油然而生：怎么就只有一个季羡林？季羡林之后谁是大树？唉，总不能一辈子都吃季羡林的饭！　在笔者出席的上述东语系盛宴上，主持者最为自豪的话题，就是在北大所有的系中，东语系出的官员最多。据说这是一位北大的老领导发现的，季羡林在讲话中也引用过，因为，“东语系的人听了，都很高兴。”

冼星海，广东番禺人，中国现代音乐史上杰出的作曲家。他短暂的一生创作了包括《黄河大合唱》、《太行山上》、《二月里来》等500多首脍炙人口的革命歌曲，为中国的新音乐运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毛泽东赞誉他为“人民的音乐家”。《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结合冼星海的书信、日记以及学生、故旧的追忆评述，以生动的文字、翔实的史料呈现出冼星海执着于音乐和理想的一生。

关于《傅抱石的青少年时代》这本书的产生，可以说的话很多。首先是它的作者。本书的作者沈左尧是我父亲的学生。他在上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期间拜我父亲为师，潜心学习篆刻。从那时起，他就经常在我父亲身边，为他做事。1942年我父亲在重庆举办个人画展，轰动画界。沈左尧不但帮助张罗，连画展的会标也是他亲自绘就的。尤其是画展上应酬接待欧美来宾，父亲也离不了沈左尧，因为我父亲不通欧美语言，而沈左尧通晓英语、德语等语言，故便成了我父亲的义务翻译。那时重庆成了“陪都”，外国人多，而欧美人又特别欣赏我父亲的画，故常邀请我父亲去会面交谈，有时还成群结队地到我们家所在的赖家桥金刚坡来拜访我父亲，而沈左尧每次必到。他的能干与热情不仅得到了父亲的欣赏，而且博得了我们全家的喜欢。抗战结束后，这种关系一直延续下去。1947年他帮助操办父亲在上海举办的个人画展。第二年我们全家由南京迁回江西老家，也是由他一路护送。建国后我父亲在南京工作，但常去北京开会或作画。沈左尧在科协工作，每次父亲到北京，便搁下其他的事到父亲身边帮忙，例如：1959年父亲为人民大会堂创作《江山如此多娇》，画上那六个毛主席写的大字就是由沈左尧亲手摹到画上去的。父亲和沈左尧之间的师生情，充分体现在沈左尧创作的诗集《悼师集》中。那情感之真挚动人确实令人动容。除了赋诗悼念老师以外，沈左尧还应《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要求，以连载的方式写了《傅抱石的青少年时代》，连载50期始告结束。由于读者对连载内容十分感兴趣，报社建议出版单行本，这就是这本书的来历。沈左尧为写这本书下了很大工夫。他曾用录音机录下我母亲的谈话，共有八十多盘录音带。沈左尧原先还打算在写完青少年时代之后，再接着往下写，最后写成传记，可惜由于身体的原因未能完成写传记的计划。对我们傅氏家人来说，这已完成的“青少年时代”，就成了极珍贵的、有史料价值的资料了。由于沈左尧与我们家的特殊关系，本书的资料性和文学性应同样被看重。一般的文学性的传记往往在真实可靠这一点上有所不足，而要靠文学性的想象和描写来弥补，而沈左尧的这本传记则可以说是并无此遗憾的。我父亲是一位有着非凡的才华和非凡的经历而又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的艺术家，人们对了解他的真实的生活环境和成长过程必然是十分感兴趣的。谈起我父亲如何从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孩子居然能成长为遐迩闻名的一代艺术巨匠，人们不免会充满疑问。常有人说，傅抱石是一棵从石缝中成长起来的参天大树，这是十分准确的说法。沈左尧的这本字数不多的传记，正是提供了我父亲青少年时代生活环境的真实描写。人们可以从中了解，一粒种子想在石缝中成长为一株大树，需要冲破多少障碍，要克服多少困难。人们不仅会惊叹于这棵树种的生命力的无比强大，更会思考：这棵“抱石而生”的树种，为何一来到这个世界上便注定了要为艺术而献身？今年是我父亲诞辰一百零五周年，我们重版这本有特殊价值的书，算是对我父亲的一份怀念。而同时，就本书的作者沈左尧先生来说，他去世也快一年了，这本书的再版也是对他老人家的纪念。要知道，沈老（这是人们对沈左尧的称呼）临走之前留下的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未能完成我父亲的传记——一本完整的传记，而不仅仅是青少年时代。对此，我们也同样感到莫大的遗憾，而这倒更令我们珍视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傅抱石的青少年时代》。

林木先生所著《傅抱石评传》即将问世了。这是第一本正式的傅抱石的评传，可能也是林木先生的第一部正式的画家评传。之所以有这种“巧合”，是因为我在读了林木先生以往的著述之后，觉得林木先生最适合担当此任。恰好林木先生对我父亲也很感兴趣。他“纵观20世纪整个画坛和若干大师，发现傅抱石先生在其中的确颇具特色，贡献也独到”，因此他“欣然同意”为傅抱石写评传。之后，他便从繁忙的日程中挤出时间，以满腔热情与惊人的速度写成此书。而在即将完稿之时正赶上过春节，林木先生是在书案上与傅抱石“共度”羊年春节的。

莎多拉？邓肯（1877—1927），美国现代舞创始人。1877年5月26日生于圣弗朗西斯科，1927年9月14日因一场交通事故卒于法国尼斯。她从小受到良好的音乐教育，排斥僵化、刻板的古典芭蕾，认为技巧会玷污人体的自然美，只有在自然中才能寻找到最美的形体并发现能表现这些形体内在精神的动作。她从古代雕塑、绘画中找到了她认为理想的舞蹈表现方式，用自己的舞蹈去演绎音乐家的作品，创立了独具风格的舞蹈模式，成为现代舞的先驱。这位伟大的舞者一生崇尚爱和自由，她曾先后和多位世界著名的艺术家和成功人士相恋，也曾和苏联著名诗人叶赛宁有过婚约，但所有的恋情都以爱人的离去告终。最让她痛心的是，爱的结晶——她的三个子女都在幼时意外离开人世，使她饱受骨肉分离之苦，直至离世。许多年来，邓肯一直计划写一部自传，并最终于1927年的初夏，也就是她悲剧性死亡的前几个月完成了写作。由于她的意外离世，使这部作品没有机会修改，现在呈现给读者的就和她的手稿一模一样。邓肯的一生都在经历着舞神与爱神的碰撞，或者爱情激活了艺术，或者艺术毁灭了爱情。她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但每一次磨难都让她仿佛凤凰涅槃，在绝望中又重生。她不但成就了一个时代的舞蹈神话，更是完成了一个女人的完美蜕变，也给世人留下了一部人类历史上最迷人的女性回忆录。

濒临东海之滨的上海浦东是人才辈出的一方热土，在这里出过革命英烈、社会贤达、宗教领袖，乃至文化名人。20世纪90年代，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开发开放浦东，浦东成为经济发展的龙头。这是一个日新月异、创造奇迹的地方，也是一个造就各类人才的地方。《石梦丹青》传主余石先生虽未进过正式美术大学科班学习，但他对艺术的投入与追求在上海范围内已小有名气。他1957年8月出生于浦东川沙县洋泾乡，一个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1979年7月，因为所在生产队土地被征用，而被安置到县房管局当装卸工，后改做房屋修缮预决算工作，1983年调到团县委工作，期间报考了中央电视大学“现代工业企业管理专业”，三年苦读，终于拿到了电大的专业文凭。改革开放为年轻人开辟了实现理想抱负的道路。余石把握住了时机，表现出积极进取的“历史主动性”。他服从组织安排，干一行爱一行，工作成绩出色。

这辈子，我没什么爱好，就只一件，唱戏。粗略说来是唱了65年的戏，精确地算一算，共有23725天，假定每天12个小时是白天，而每个白天我有10个小时的时间干着与戏沾边的事，那么我这一辈子应该有237250个小时在做戏：背词、吊嗓、练功、排演、登台、思考与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