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纪念拉兹洛·莫霍利-纳吉（Laszlo Moholy-Nagy，1895—1946）诞辰100周年而出版。它以全新手法展示了这位包豪斯艺术家、理论家的多面人生和创作——这种手法对传记写作的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在本书中，作者路易斯·卡普兰将“签名效应”的德里达解构主义模式应用到一位构成主义艺术家的思想传记中，解构了“莫霍利”的签名是如何在两个空间运作的——交织着能指和所指、自传和亲笔签名。通过对20多件艺术作品的解读，卡普兰非常形象地展现了莫霍利的签名效应。他向我们展示这种效应是如何在艺术原创性与抄袭、作者身份与匿名性等一系列关系中，以及在机械复制时代艺术作品的地位等方面发挥作用的。由此，本书揭示了莫霍利的艺术实践是如何预见后现代主义论争的诸多问题的，阐明了先锋构成主义和当代解构主义的关系。本书作者路易斯·卡普兰是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弗朗茨·罗森茨韦格研究中心的博士后研究员，从事德国犹太文学与文化历史的研究。他还著有《查尔斯·福特的奇异世界》，与人合著《甘姆比传：世上最受人喜爱的泥人》。

《国剧名伶轶事》中所谈的人与事，笔者都是本着多年对他们的观察、欣赏，和与他们的交往、过从，才敢动笔的。因此，所谈虽不是什么秘闻、内幕，却也有些是前人所未谈过的。同时，不能确知，或了解得不详细的，就不敢着一字。

爱德华·斯泰肯25岁时已誉满欧美两洲，30岁时仍孜孜砣砣，不断创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的摄影艺术作品成为军事航空侦察摄影中的武器，在他40岁时，一举成了战争英雄人物。他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名利场》和《时尚》两杂志的首席摄影师，创作出美国人在这两个多变的十年生活中的不朽图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他66岁高龄时，作为海军战争摄影团体的首要人物，他再次成了英雄。此后他手中的照相机成了捍卫和平的有力工具。爱德华·斯泰肯一直就是一个叛逆者，一个先驱，一个反叛的大师。他固执而大胆的反叛行为造就了超然于生活的艺术，他的杰出作品证实了他对于光和生活的热爱，他几千张摄影作品的每一张都是一种理想的复活，但他在1959年只简单地总结了一下他自己：　“我只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做了我要做而且也可以做的事。”“爱德华·斯泰肯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一个除了摄影之外还在其他方面也作出很多贡献的摄影家。就以绘画来说，整个文化生活都因为他把现代艺术介入美国而改变。”——保罗·斯特兰德爱德华·斯泰肯的世界观超越了时空和各种政治，既出奇的简洁又无比的复杂，正如在“人类家园”的文字中所引用的印第安人所说的一句话：天下万物一家亲。

比尔·布兰特是一个喜欢隐藏的人，而且他也需要这样的隐藏。他呈现给世人的，是一张英国绅士的面孔，人们很容易将之与英国爱斯科赛马场里的普通面孔混淆起来。这张面孔的背后，隐藏着他的深层自我。他拒绝谈论这个自我，千万百计地包裹起这个自我，甚至用各种各样的谎言转移大家对这个“自我”的窥探。现今社会里，很多人都渴望追本溯源，从中获得身份认同。布兰特恰恰相反：他将真实的出身掩埋，与生命中最开始的25年岁月彻底告别，开启一段截然不同的新人生。布兰特在1927年至1983年间拍摄的5000多幅摄影作品是构成这本传记的基础。我们可以从这些作品中看到拍摄对象、拍摄地点和拍摄时间，从这个角度而言，它们都是有力的证明物。然而，摄影作品不会“主动述说”；只能“被阅读”，并且需要考虑各种各样的风格特征。布兰特在摄影作品里积极回应了艺术流派和个人生活的变化，这无疑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究他的世界。此外，无论是在维也纳、巴黎还是伦敦，布兰特都能够敏锐地洞察到摄影艺术的发展流向。布兰特的性格中存在着性反常、否认德国出身以及隐匿自我的倾向，其中最后一项导致他走向了妄想症。作为艺术家，他的风格并不是一尘不变的，相反，他的摄影艺术经历了一连串的风格转变。有些转变，是因为图片新闻摄影在1935年至1957年间的英国大为流行；有些转变，是因为受到曼·雷、布拉塞等摄影家的新技巧的影响。但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却在于布兰特本人的独创性。他的摄影事业，始于20世纪20年代在维也纳照相馆拍照片，终于临死前用哈苏照相机拍裸体照和肖像，其间涉足多种风格迥异的摄影领域，探寻各种可能性的艺术创作。布兰特有一颗伤痕累累的心，却从不将自己的镜头演变成宣泄情绪的残酷媒介。他的一生给我们的最大启迪在于——疾病和痛苦可以被转化为艺术。

为留住北京，为留住一座经典的城市，梁思成付出了一生的代价，他本来可以不说话，让故都离他远去；也可以远走他乡，让故都留在梦中。但他实在放心不下，他太爱这座城市了。历史真是无情，当故都将倾的时候，想去扛住她的竟是一个瘦弱、还有些残疾的书生，他哪里来的勇气呢？文化？艺术？还是别的什么。他是梁启超的儿子，血脉里有中国知识分子最宝贵的东西。人格是一种操守，一种精神，是做人的灵魂。梁思成夫妇之所以被后人怀念、尊敬，人格的魅力最为重要。他们真诚无邪，爱国敬业，忘我奋斗，追求新知，从不屈从于权力、权威的压力，坚持他们认定的真知、真理，展现了现代知识分子少有的风骨。

柏辽兹（1803-1869）是法国杰出的浪漫派作曲家，曾写过《希腊草命》、《李尔王》序曲、《幻想交响曲》、《罗密欧与朱丽叶》、《罗马狂欢节》、《安魂曲》、《浮士德的沉沦》等很多作品。所著《配器法》一书已成为音乐技术理论的经典文献之一。《柏辽兹》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以文学的笔法，描写了柏辽兹的生平、爱情、婚姻以及他的主要创作等，为 读者展现了一个充满天赋、器宇不凡的音乐大师的形象。

丰子恺的幸运在于，他自幼习诗文书画，有传统文化的“童子功”，后来又师从李叔同学西洋画，掌握了扎实的素描技巧和西洋画理论知识，可以说具备了“融合东西”的条件，在东瀛游学又及时地遇上竹久梦二这股强劲的“东风”，把他的灵性之火点燃，原先各行其道的西洋画技巧与传统的艺术修养，于此时融为一体，从此踏上一条左右逢源的艺术之道。

哦，米勒，米勒，他多么感人地拥抱了人性，揭示某种伟大的事物，那么熟悉，又那么崇高；再想想，这个人动手作画之前总要掉泪；乔托和安吉利科双膝跪地而画，德拉克洛瓦则满怀悲痛，带着近乎是微笑的感觉……我渴望改变自己，为自己的画道歉，它们最终是些痛苦的呼喊。

透纳的绘画给中国画家和观众带来的审美享受不仅仅是富有浪漫激情的异国景色，如那些描绘历史的兴衰故事，在风浪和风雪中搏斗的渔夫和古代将士的绘画；更有中国人对风景的情有独钟以及赋予风景的道德和思想的内容；那些崇高的山脉和悠远的风景，人和环境融为一体的思想情感……使人们都能从透纳风景画中获得一份似曾相识的感情。而透纳自由挥洒的表现方式，会使有水墨写意传统的中国画家倍感亲切。

如果说安徒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童话作家，这话一点也不过分。翻译家顾均正说：“凡是全世界文明各国的老年、少年、儿童，没有一个不知道他的童话、不喜欢他的童话，他在文学上的位置，我们虽不敢夸说，竟能胜过荷马、莎士比亚……然而他作品（此处单就童话而言）的流布的势力，却要比荷马、沙士比亚大几百倍，他的童话，差不多每一种文字都有选译本。”虽然安徒生的童话早为众人熟悉，但是对于这位大师的一生，他的诗歌、绘画以及剪纸作品，知道的人恐怕并不多。本书集安徒生自传（关于童年以及如何踏上童话创作里程、他的爱情经历），安徒生诗歌、私房画、剪纸，安徒生童话艺术解读于一体，图文并茂，让读者在品味大师童话般的一生的同时，也能重温他为我们描绘的那些温馨美好的梦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