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这个题目，从谋划起，到动笔，至今也有十个年头了。在此期间，先后出版过两个版本，承蒙读者雅爱褒扬，有所鼓励，也得到不少同行匡正，获益匪浅，遂贾馀勇，陆续补写了若干篇章。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好意，郑重推出这本书的新版，不仅收集全部有关文字，还附以多幅难能可贵的精美插图，以飨读者。 趁这部书的插图增补版问世之际，关于文人之死，写上几句附言，聊表寸忱。 人总是要死的，对死者而言，死了死了，死即是了。对生者而言，便有着不同的盖棺论定。司马迁说过，或死得重如泰山，或死得轻如鸿毛。但时间推移，历史沉淀，会使当时比泰山重的死者，后来变得比鸿毛还轻；反过来，死时比鸿毛还轻，经过数朝数代以后，又变得比泰山还重了。所以，对一个文人的评价，有时很说不准，很难拿捏。因此，对旧时称之为“士”，后来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中国文人来说，最省事的办法，以其寿终正寝，日正常死亡，以其死于非命，曰非正常死亡，加以区分，也就免得一回儿泰山，一回儿鸿毛，来回折腾，缠夹不清的麻烦了。 中国文人有一种奇特的品质，无论其为大名人，还是小名人，无论其为好死者，还是赖死者，应该说百分之九十点九，都以维系数千年的中华文化自任，绝不敢让这一线香火断绝在自己手中。也许每个人的贡献有多少之别，努力有大小之分，但都能尽其绵薄，报效祖国母亲。尤其那些“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佼佼者，为主义献身，为真理舍命，为民族大义而洒尽热血，为家国存亡而肝脑涂地，以“头颅掷处血斑斑”的书生意气，与暴政，与侵略者，与非正义，与人吃人的制度，与一切倒退、堕落、邪恶、愚昧，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者，从来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 如果没有这些精英，以坚忍不拔、前仆后继的意志，继往开来，以历经厄难、矢志不坠的精神，发扬光大；没有他们在暴政的压迫下，在战乱的摧残下，在文字狱的恐怖下，在掌握权杖的帝王和不掌握权杖的人民大众联合起来以毁灭文化为乐事的无知愚昧统治下，还能够坚守文明，珍惜传统，还能存灭继绝，薪火相传，恐怕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华文化，早就像古埃及、古印度、胖尼基、两河文明，乃至玛亚文化一样，消失在历史的星空中，成为绝响了。 正因为一代又一代传承相继，中华民族才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始终葆有强大的生命活力。因此，功不可没的中国文人，无论其为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能够被人记住，载入史册；在有皇帝的年代里，甚至列入“天地君亲师”的最后一位，受到老百姓香烛纸马的供奉，顶礼膜拜，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 不过，话说回来，中国文人尽管在理论上地位很高，被供奉在香龛里，神气十足，可在这块国土中，上至王者，下至草民，并不真把文人当一回事的。千万不要以为“士农工商”的排序，就拥有优先权。因此，切切牢记这一条，谁要缺乏这最起码的清醒，就有碰一鼻子灰的可能。对统治者来讲，文人嘛，九儒十丐，上不了台盘，装装门面用得着，唱唱赞歌用得着，可到了开饭时间，那张桌子上肯定不会有你的座位。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咱们中国人算得上是最崇尚功利主义，最讲求现实精神的民族。数千年来，无论神州怎样天翻地覆，而不致陆沉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在这种物竞天择的大环境中，中国人为求得生存而养成独善其身，绝对自我，而罔顾其他的个人至上主义，因而生存能力和生命活力特别强大。在这些讲求实利的同胞眼里，文人在牌位上受到敬奉，享得清名，属于精神层面的虚荣，不影响谁的实际所得，自然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因此，中国文人的祖师爷孔夫子，还加冕一个“百代素王”的盛名，历代帝王专门跑到山东曲阜去祭孔，搞一番形式主义的崇敬；说穿了，这与《西游记》中玉皇大帝封孙悟空一个“齐天大圣”的番号，是差不多的意思，不过给后来的圣人之徒一种虚幻的满足罢了。 一旦哪位舞文弄墨者不安于位，从“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上：走下来，偏要食人间烟火。乃至于插手政治，染指权力，干预现实，觊觎利益，以为在统治者的权力盛宴中，有分一杯羹的资格，那就可能要给自己找麻烦了。且不说台面上的九五之尊，和簇拥在身边的人，对你持何种态度，仅桌子下的那群虎视眈眈的狗，也会脸飞六月之霜，给你颜色看。因为这些食肉类动物，自以为跷起一条腿，也要比文人高半头，哪能把桌上扔下来的肉骨头，施舍给一不识相，二不知趣，三不晓得自己吃几碗干饭的文人？ 这就明白封建社会中文人不走运的缘故了。中国一共三百多个帝王中间，简直找不出一个始终高看知识分子，友好对待文人的明君贤主。这些帝王，有文化者嫉妒文人，没文化者憎恨文人，半瓶子醋者刁难文人。因此，中国文人从来面临命悬一丝的华盖运，期望值是不能。也不必订得太高，否则只徒增烦恼，弄不好还要付出代价。鲁迅感慨过，“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华盖虽然很堂皇，但也可能像盖子一样压住，一生过着无可奈何的日子。 碰头，倒也无大碍，如果只是鼓个包，抹点碘酒，也就消肿化瘀了，可头碰掉了，什么接骨药也无济于事。因此，在这种无论如何笑不起来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岁月里，文人越位的结果，无非两道，一是春秋战国屈原跳进泪罗江的自杀，一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他杀，有史以来的中国文人非正常死亡的记录，好像就是从这里掀开第一页的。 于是，除了统治者的文字狱消灭不少文人外，许多文人跳不出自设的心狱，也自相残杀，这心狱，首先是自己杀自己，其次是同行杀同行，这两种非官方的杀，恐怕是相当一部分文人非正常死亡的悲剧来由。 休看那些大师、中师、小师，如何自视情高，“不为五斗米折腰”，如何标榜淡泊，“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灵魂中依附的劣根性，若是能在统治者的盛宴中，哪怕敬叨末座，也是屁颠屁颠，鞋都来不及穿，马上报到的。我就看到一些当代文人，对于权贵，横眉者少，俯首者多。对于权力，得之窃喜，失之弥痛。虽然私底下，食不知味，寝不安席、但在人前，作傲岸状，作不屑状，作“富贵于我如浮云”状，还是挺像样子的。说白了，不过是自欺欺人的障眼法而已。得和不得的冲击，上和不上的跌宕，有和没有的自虐，活和不活的折腾，很多文人就这样把自己结果了的。 知识分子这种自戕，有的时候胜过统治者对于文人的杀戮。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天性如此耳。从穿开裆裤的年纪，拜完至圣光师，塾师开蒙，开明宗义，“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开始编织的这个‘学而优则仕”的玫瑰色美梦。因之，对于权势的亲和力，对于官衙的趋附力，对于名利的向心力，童稚时期就耳濡目染，成天性，成本能，一辈子就幻想着状元及第，一步登天，金榜题名，衣锦还乡。这种原动力，驱使着中国文人，要挤进这个台面上去，要得到他认为应该得到的一切。 然而，想得到，能不能得到，得两说着；得到了，能不能长久地据为己有，还得两说着；这位文人想得到，那位文人未尝不想得到，鹿死谁手，尚未定局，就尤其得两说着；这一位为得到敢使出浑身解数，那一位为得到便无所不用其极，胜负未卜，难分难解，不两说着焉有他哉！于是乎，斯文扫地，恶性循环，凭借外力，屠灭同类，非善终的文人名单，便愈来愈长。 回过头去考量历史长河中的中国文人，他们对统治者压迫的生命抗争，击节赞赏，可因可点，但他们之间自相残杀，互为仇雠，则又十分地可哀可叹，不胜欷歔。也许因为骨鲠在喉，不吐不快，遂产生了文人之死的写作初衷。历史是河，谁也不可能重复跨越同一条河，然而，历史的教训，却可以令后人镜鉴。难道活着的后来人，不可以从这些非正常死亡的中国文人身上，悟到一些什么吗？

郑振铎（1898-1958）是我国著名文学史家、文物考古学家、作家，曾兼任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文学研究所所长，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本书收入他有关文学史研究、小说研究、戏曲和诸宫调研究、艺术史研究等领域的十八篇论文，如“话本的产生”、“三国志演义的演化”、“谈金瓶梅词话”、“论关流卿的杂剧”、“《中国版画史图录》自序”等，还附有郑振铎先生的详细生平年表和书目。

妈妈是一个非凡的人，却又是多么平凡的人。她的非凡在于她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在于她的光辉的业绩，在于她的坚毅顽强的性格；她的平凡在于她也有缺陷，在一些事情上也脱不开凡俗。在这本由丁玲长子、长媳写就的书里，不仅倾注了更多亲情关怀和深切怀念，也更加侧重于建国后丁玲坎坷境遇以及乐观态度的真实记录。在这一层面上，与丁玲自传重点在于“自说自话”所不同的是，《我的母亲丁玲》则是从另一个角度，更加客观和翔实地向广大读者提供了自解放区到建国后丁玲生活经历的第一手资料，其史料价值是其它回忆文章、评传所无法比拟的。“妈妈是一个非凡的人，却又是多么平凡的人。她的非凡在于她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在于她的光辉业绩，在于她的坚毅顽强的性格；她的平凡在于她也有缺陷，在一些事情上也脱不开凡俗”，这就是作者蒋祖林、李灵源对于母亲的评价。非常朴实的语言中透露着对母亲的敬爱，同时也毫不掩饰地表露出客观、公正的一面。或许这也正是《我的母亲丁玲》的难能可贵之处。

孙犁是主流作家中极少的能同时为艺术论者和政治功利论者都接受的作家，也是主流作家中少有的艺术生命能超越“解放区”和主流政治文化、并能在新时期继续与当代读者对话的作家。这既是孙犁的幸运，然而庶几也正是他的不幸。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代大诗人。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隋末其先祖因罪徒居中亚碎叶，李白即出生于此。幼年随父迁居绵州昌隆青莲乡。少年时李白即咏诗人赋，博学多才，仗义行侠。天宝初年奉诏入京，任翰林供奉。仅一年余就因受权贵谗毁自请离开长安。天宝三年（744）在洛阳与杜甫结交。安史之乱中，怀着平乱的志愿，曾作了永王李的幕僚，后永王起兵反叛朝廷，李白因此受牵连，被流放夜郎。途中遇赦东还，依附当涂县令李阳冰。晚年飘泊困苦，卒于当涂。李白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与杜甫齐名，并称“李杜”。其诗表现出蔑视封建权贵的傲岸精神，对人民的疾苦寄予深切的同情，讴歌了维护国家统一的正义战争，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祖国山河的壮丽景色。诗歌风格宏伟豪放，情感炽烈，笔力雄健，具有丰富的想象力。诗歌语言达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完美境界，对后世诗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蜀道难》、《静夜思》、《早发白帝城》等诗广为传诵。著有《李太白文集》三十卷。本套书还包括《中国十大文豪：杜甫》、《中国十大文豪：屈原》、《中国十大文豪：白居易》等。

胡适思想是主渐进的，重具体的，反教条的，个人本位的，存疑的，重实证的，与启蒙的。这种思想，既不堂皇壮观，又非玄不可及。这种思想，就是开放的社会里开放的自我所具有的思想。大致说来，整个西文的社会，大致生活在胡适的思想中。或者说：胡适思想大致是从整个西文社会的实际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由于历史的负去际会，胡先生在中国文化思想界很早就处于领导地位，他自己思想的尴尬与混淆，也自然影响到“五四”以来文化思想界一些层面的品质。胡适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重要历史人物之一。他在勤奋的一生中，扮演了无数的角色：“五四”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白话文运动的理论奠基者、中国现代化高等教育与高深研究的倡导者、二三十年代因发表《人权论集》而遭受国民党政府通缉的自由斗十、史学家、考证学者、外交家、文化明得等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胡适把科学、民主、平等、自由等先进思想介绍到中国来，这是对中国思想界、文化界的一大贡献，但是，他主张“全盘西化”，否定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思想和言论，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尽管胡适的学术文字多已成明日黄花，而政论文字也时过境迁，但在“五四”一代人的精神影响之下，那么，胡适的文字无疑是同时代人精神产品的一种体现。

覆盖鲁迅遗体的旗帜上，绣着“民族魂”三个字，这三个字最概括地阐释了鲁买空卖空与他的多灾多难的民族从血肉到娄魂的深切联系。出殡的时间安排在下午两点，可是从早晨就开始拥赛进来群众，围绕着遗体，几乎连出殡的走路都没有的。谁也没有下过命令，没有做过邀请，也没有预先约好，而送葬的行列，却有六千人光景大众，而且差不多全是青年的男人和少年。旗子挽联，都是棉布的；拿花圈也罢，拿旗子的也罢，全都是送葬的人。而且，除了主治医生一个人外，一辆自备汽车也没有，仅仅由“治丧委员会”租来九辆汽车（按时间计算租金）。一个僧侣也没有，一个牧师也没有，一切都由八个治丧委员办了。这等等，毫无遗憾地发挥着被葬者的人格。作为“中国近代影响最大无与伦比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李泽厚语），鲁迅的创作和思想几十年来一直得到人们的关注和阐释。尽管他经常受到误解、歪曲乃至得用，但是他的精神魅力、对于国人前途的深刻关怀和忧虑、对于生存痛苦的强烈体验和率真表达而博得了一个代又一代读者的认同和倾倒。他的写作和思考深刻介入了民族精神生活的许多方面，给中华民族的文化更新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本书以李白自24岁出蜀到62岁去世这38年间的坎坷人生经历为主线，以他在湖北安陆的活动为重点，用介绍李白在其间创作的90余首诗作的形式向读者展示了李白的政治抱负、人生理想。

1899年7月21日，诞生于美国芝加哥的效区小镇“橡树园”的海明威，孩童时代就表现出非凡的文学天赋及与众不同的性格。六岁时，进入霍姆斯方法学校开始了他的学生时代。在学校里，以他的多才多艺以及争强好胜成为学校的“名人”。毕业后，在堪萨斯城任《堪萨斯星报》记者。在这里，年轻的记者看到了真正的社会。1918年4月，应召入伍，使他有了一段永远也抹不去的战争伤痕。从此开始了他的小说创作，《初升的太阳》、《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老人与海》伴随着他独特而传奇的经历应运而生。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位战士，他开创了“迷惘的一代”文学流派，记录下了一个时代的历史。1961年6月30日，这位坚强的老人的在自己家中，用那支心爱的镶银双筒猎枪自杀了。“作家的工作是告诉人们真理。他忠于真理的标准应当达到这样的高度：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创造出来的作品应比任何实际事物更加真实。”

他是个自由主义者，有自己独特的学养、阅历、情性和气度，他总是心平气和，随遇而安，节制情感，发掘理趣，玩味生活中的各种动人的情趣，自得其乐，并把纯粹的生活体验转化为人生的审美，即使是痛苦的经验也常能进入审美的视野。“雅舍最农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出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志，微闻犬吠，坐客无下，地上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直到兴阑人散，归房就寝，月光仍然逼进窗来，助我凄凉。”梁实秋是个颇有建树的学者，这一学者气质在其散文创作中有明显的表露，从而使他的散文具有学者的手笔。他的行文晓畅自如，其间常点缀着作者引经据典的巧妙，间或笑谈、趣事、俚语，星星点点，从从容容，自然大度，作家的情思在其中，出入自如，出神入化。梁实秋则仿佛书斋中不谙人生苦难的高雅绅士，基学院式的书生之语，很快便被窗外的风声雨声所掩盖。倒是鲁迅的热力，在广阔的空间散发着，弥漫着，将梁氏的低语淹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