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宝研究全书》包括干宝生平与著作研究、干宝著作集注、历代名家论干宝、附录等四部分内容。

杜甫是最伟大的中国诗人。宇文所安说：在中国诗歌传统中，杜甫几乎超越了评判。一生多历动荡漂泊的杜甫，面对贫穷、饥饿、病危所唱出的痛歌、哀歌与浩歌，跨越茫茫时空而成为民族的文化瑰宝。他用诗歌表述的对战争、叛乱的深度厌恶与痛恨，以及他对安定与和谐生活的极度渴望，都显示了他对时代的巨大超越。晚年他在《蚕谷行》诗中勾勒的“无有一城无甲兵”“男谷女丝行复歌”的理想画图，不仅成为他抵达圣化与崇高的独特标识，同时也为一个歌者的史诗铸就了不朽。

郑振铎是中国新文化史上起过关键性作用的屈指可数的文学巨匠之一，但在长时期里，学术界对郑振铎的研究较少。陈福康潜心从事“郑学”研究20多年，已出版《郑振铎年谱》《郑振铎论》等著作。《郑振铎传》被列入“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全书近60万字，立体而全面地描述了郑振铎的一生。

民国初徐世昌编《晚晴籍诗汇》二百卷，纲罗清代诗人，都六千一百余家，收诗二万七千余首，每人详其生平仕履，并附诗话，持论务求平实，品评诗派，绝无门户之见，间采名家评语，则择其最著者，足备一朝之掌故，补史乘所未及，为清人传记与诗论之渊薮，足供后人要删。《晚晴縿诗汇》由徐氏退耕堂木刻刷印，线装八十册，卷首虽有姓氏韵编，取阅翻检仍苦繁难。昔钱谦益编《列朝诗集》，后人辑其小传为《列朝诗集小传》；朱彝尊编《明诗综》，姚祖恩辑其列传、诗话为《静志居诗话》，变断代诗歌之总集为考索一朝人物生平与诗论之工具书，读者称便。今遵其例，编校《晚晴籁诗话》，以精装两册之规模，备载六千清人之传记与诗歌评论资料，新编详细索引，附于卷末，凡诗人之名氏、字号，均可一检而得，不仅为治清代文学以及历史者案头所必备，其它文博研究与收藏人士亦可持此为查考入名之利器。今日通行之《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所收条目不过三千，试与此编相较，不免瞠乎后矣。

伟大从平凡中产生。没有平凡，也就没有伟大。伟人是伟大的，又都是平凡的。鲁迅是伟人，又是平凡的人。鲁迅和千千万万平凡的人一样，有自己的七情六欲，有自己的爱情、婚姻和日常的家庭生活。鲁迅说过：”其实，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我们试图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看鲁迅。《鲁迅与许广平》开始写于1998年，正是许广平诞辰100周年之际。这也是对这位不平凡的女性的纪念。

《张文虎日记》排日记述当时重大军政事件及官场秘幸、社会新闻，不仅是掌握晚清时代社会历史动态的最可征信的第一手资料，亦是人所罕知的珍贵的上海历史文献。文学爱好者尚可与《儒林外史》及其评点比照阅读，别有裨益。被曾国藩赞为“大江南北惟此一人”的张文虎是清季上海浦东人士，学问淹博，曾以评点《儒林外史》、校勘《史记》名噪一时。著述风行之外，不意还有一部日记留在世间而尘封百年，迄今始见真容。

《巴黎隐士（卡尔维诺自传）》由十九篇或长或短的文章辑成，题材有日记、回忆短文、访谈、短评等。尽管体例不统一，但毫无疑问的，乃是其中都充斥着卡尔维诺生命历程的内容。由卡尔维诺的妻子所写的前言，我们可以知道其中有十二篇早在卡尔维诺生前就已存放在自己列为“自传”的档案里。对于这些留存的资料，他计划怎么处理，我们并无法知悉。他可能根据这些重写一本自传，也可能只是增补剪辑。但这样的工作在卡尔维诺逝世后已永不可能，我们只好自己跳进这些生命痕迹的海洋里与他共泳，并以他的作品来和这些资料参照，重编出我们自己心目中的他的自传。《巴黎隐士》由三个主要阶段的文章组成。第一个阶段包括了他青少年时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下，经过参与地下抗德，加入意大利共产党，以及后来退出共产党的记录与省思。第二阶段则是一九五九至一九六零年间他首次访问美国时所写的信札式日记。第三阶段则是后来他多次接受访问的记录。这三个阶段的记录对理解他的生平及文学都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他早年参与政治的那些经验和反省，显示出他不受拘束以及非政治化的天性。

《北大的才女们》收录了北大现代以来的十余位在各自研究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女学者，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北大的才女们》图文并茂，十二篇文章配入照片八十余幅，时间跨度近百年。我们从中不仅可以看到才女们风华正茂的英姿、求学的勤勉、志趣的高远、家庭的美满，更能深切地感受她们对现代科学不懈的探索精神……《北大的才女们》选取了陈衡哲、冯沅君、赵萝蕤、池际尚、高小霞、王颖、喜勋、石青云、许志琴等在近百年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做出了程度不同的学术贡献的北大女性学人，旨在展示北大女性风华正茂的英姿、求学的勤勉、志趣的高远、家庭的美满以及她们对科学和学术的不懈求索精神。

一般人会觉得梁、叶两人，一为古典，一为浪漫。其实不确。凡第一流人物必皆两者兼备。若有不同，不过是畸重畸轻有别而已。实秋老师崇尚古典，尤其推崇白璧德，对浪漫主义不敢恭维。大概认为古典主义是“全”（“各种原质的特点之相当的配合”），是“艺术的健康”。而浪漫主义应该是“偏”（“一切感情过度的病态”）。后来我读了欧洲文化史大师巴尊的书，他说：“欧文·白璧德在墨索里尼身上看到诋毁卢梭著作的希望，这完全合乎逻辑，一点也不意外。何况这个独裁者对英雄主义的煽动从表面上可能使人想起浪漫主义对勇气和冒险精神的赞美。”巴尊又说：“如果有人查寻公认的关于浪漫主义的信息，他得到的答案很可能是以个人主义为最显著的特征。”我们知道实秋师最反对用“集体主义”来压抑、否定个人的价值。那么，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与对卢梭的非难岂不矛盾？其实白璧德与巴尊都是可敬的学者与思想家，他们的理论一样有价值。理性与感情是建构“健康”的思想不可偏废的两大支柱。回头看梁、叶两人，表面上似乎有古典与浪漫的不同，骨子里却都既古典又浪漫。其实，古典与浪漫，理性与感情，节制与放逸，人在种种不同时空与处境中，在野在朝，或藏或行，各因其性格与才具而造成不同的光华与业报。实秋老师后半生不问世事，努力写作，留给后代大量隽永的文字。我深信单凭雅舍小品已足千秋。

西蒙娜·德·波伏娃于1986年4月14日逝世。二十多年之后，虽然她的作品和她的个人生活始终备受争议，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她是20世纪法国作家中的大师级人物。她的显赫声名，缘于作为一位文学家和一名存在主义学者在文学界与思想界所拥有的卓著成就，而且，她又是让-保罗·萨特的终身伴侣。本书是一部全面的波伏娃传记作品，记录了波伏娃一生生活、感情、思想、创作等方面的种种历程，再现了她叛逆和传奇的一生。她和萨特“奇特的爱情”也是故事的重要主题之一。在二人的关系中，不断地有他或她的情人加入进来，在充满嫉妒、怨恨、厌倦的混乱状态中凸显了波伏娃-萨特组合的实质——思想高于爱情，对这些事情的讲述也揭示了波伏娃作为女性所具有的多情、细腻、敏感、脆弱的一面。这部作品也是波伏娃生前唯一认可的传记，资料分别来自传主的作品、与传主的访谈对话录，尤其是晚近发现的多达一千六百多页的与美国情人艾格林的通信。“在涉及具体的事实时，激动不是理由。”波伏娃对作者作如是说。由此，就内容的真实性和材料的新鲜感而言，本书有独特的优势，生动细微，真实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