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作者最重要的代表作，它对留日时代“初期鲁迅”的阐释和对《狂人日记》的解读，作为。“伊藤鲁迅”的本体论，具有着一个出色的学术模型所具有的优点。其对“竹内鲁迅”框架的继承与突破，其把鲁迅放在明治三十年代背景下的问题提起，其对鲁迅与尼采关系的微宏兼备的阐释，对《狂人日记》的处理，均是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道人之所未道，体现着学术的继承性、独创性、开放性和可能性——在作者看来，“鲁迅研究”非但不是一个过去的课题，而更是一个具有现实性和未来性的课题。作者所用“终末论”，非预告世界末日的流行语，而是指哲学意义上的“终末论意义的个的自觉”。“所谓终末，并不是预想当中这个世界走向最后的事件，而是这个世界本身，在根柢上就是终末的。”“终末论”实际是要“确保乃至诙复历史，以作为主体的‘个’去爱和决断的场所”，因此“终末论是希望之学”。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旗手、现代文学的开拓者、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要了解中国的新文化和新文学，必须阅读鲁迅，认识鲁迅，否则就无从入手。正因为鲁迅与现代中国的文化思潮联系紧密，所以围绕着他的论争也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但对于他，却常常有无意的误读或有意的曲解，这就离开了真实的鲁迅。本书不盲从现成的结论，不追随流行的观念，而以事实为根据，将传主的经历、行状、思想、作品都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思潮中加以考察，力图写出真实的鲁迅。鲁迅是一个顽强的战士，具有不屈不挠的性格，但却不是终日“横眉冷对”的无情者，他有自己的生活爱好、私人感情和家庭生活，是一个完整的人。本书从多角度进行观照，对于传主的各个生活侧面都作了充分的描述。

郑丰是被誉为香港“女金庸”的国民党前副总统陈诚的孙女陈宇慧，她以80万字的《多情浪子痴情侠》而蜚声海内外。本书从陈宇慧的传奇故事出发，对国民党的重要人物陈诚的家事进行了揭秘，从而让人们了解了一个更加真实的陈诚，主要内容包括：陈诚的二次婚姻揭秘，“不可思议”的遗嘱，被称为“国民党四大公子”的陈诚之子陈履安的从政经历……书中并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生动地再现了民国政坛风云变幻的历史，相信对广大读者了解民国史及当今台湾政坛的历史大有裨益。

张爱玲写过无数妙言警句，她说西湖水是“妓女的洗脸水”，说一个女人嗓子粗哑，“仿佛吃糠长大的”，说婆媳像“猫与老鼠一样，是一对天敌”。关于服装，她这样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的贴身环境一一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张爱玲还说：再没有心肝的女人，说起她“去年夏天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一句话说到女人骨子里，再没有心肝的女人，对穿过的衣裳，也有一份发自内心的依恋——“依”字应该将人字旁去掉，改成“衣”，依恋在张爱玲眼中就是衣恋，恋衣。

何新先生系我国著名学者、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国际知名政论家、战略问题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东方美术交流协会理事；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涉研领域宽广、学境立意高远、观点坦豁新锐、见解独到达观。《何新国学经典新考丛书》精选了他的14部国学著作，本书是《圣（孔子年谱）》卷，供相关读者阅读参考。

我们生活在祖父的大家庭里，全家二三十口人，大锅饭只供给主食和一般的副食——如炒白菜，腌萝卜这类，别的吃食由各房自理。母亲自己腌鸡蛋，每天早晨煮一个由我和弟弟景兰分食。景兰喜欢吃蛋白，我就吃蛋黄。沅君能吃饭了，但不吃鸡蛋。我们三个小孩，倒各得其所。母亲不忍，百般劝诱，也没生效果。1907年，父亲在湖北崇阳县做知县，我们这三个小孩都跟着到崇阳。父亲给我们请来个教书先生，设了一间书房。我们这三个孩子分成两班。我和景兰为一班，沅君六岁，一个人一班。功课只有国文、算学两门。父亲认为这两门是一切学问的根本，必须在小的时候把根基打好。先生教算学要用黑板、粉笔。粉笔在崇阳买不到，就写信托在汉口的亲友去买。当时粉笔称为粉条，汉口的人托人捎回来一大包，打开一看，原来是吃的粉丝，粉丝也叫粉条。

孟浩然是第一个将山水诗与田园诗合而为一并进行大力创作的诗人，孟浩然此举，不仅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形成与确立作出了臣大贡献，而被文学史家们称誉为这一诗派的领军人物，并且还成为千年襄阳历史上以诗歌大力宣传家乡自然山水的第一人。　本辞典由“正编”与“附编”两大类组成。“正编”包括“诗人生平”、“孟诗提要”、“孟诗人名”、“孟诗语词”、“孟诗地名”、“孟诗名句”、“孟集版本”、“研究著作”、“研究学者”、“孟集文本”十部分，共有词目2000余条。除“孟诗提要”与“孟集文本”外，其余基本上是按照笔画次序的标准进行编写的，极便于检索。“附编”为“汉语拼音索引”、“孟浩然研究资料索引”、“孟浩然年表”、“孟浩然研究论文选粹”、“中国孟浩然研究会理事会名单”五个部分，这样的安排，主要在于为读者提供一批详尽而可靠的“研孟数据”。二者的结合，使得本辞典是具学术优势与资料特点。但需加说明的是，本辞典无论是“正编”还是“附编”，凡涉及到有关学术争论方面的问题，大都是以中性意见待之的，或者于词条的正文之末，附上“一说为”的说明，而不强加撰写者的观点于其中。

《说杜甫》是上海辞书与上视纪实频道“文化中国”栏目合作推出的“文化中国”书系之一。全书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杜甫一生”，全面讲述了杜甫丰富多彩的一生。第二部分包括杜甫评说、杜甫诗存、杜甫名言和杜甫生平扫描等。作者从杜甫的作品和后人的辑录中精心挑选了这些内容，加以注释和评析，以便读者全面了解杜甫全书既叙述了杜甫的生平遭际以及同情人民的苦难，又剖析了真性格上的弱点是个人不断遭到挫折的主要原因，对杜甫性格形成的原因，对房琯事件，对杜甫与严武的关系，都有与一般史家不同的观点；其中对杜甫与李白、苏轼进行的比较，更为发人深思。

第一，无论是作为一位成功的报人查良镛，还是作为小说家的金庸，从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的今天，他在中国文化生活中所起到的巨大影响，确实可以用“传奇”两个字来形容。我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接触到金庸的小说的，由喜爱进而思考金庸的小说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这种思考引导我跳出五四时期形成的那一套所谓的新文学观念，而发现一个更广阔的文学世界，尤其是发现了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以及民间文学之间，一直暗藏着巨大的源流，一脉相承。1993年，我曾经写过一本很不成样子的谈论金庸生平和作品的小书。如果说在那个时候，所面对的问题是资料的匮乏，那么，在今天，问题已经变成了：如何从庞杂的资料中去寻找到金庸真正的身影？对我而言，一本真正的深入金庸内心世界的传记，还是一个不可及的理想。因此，我采用了最平实的办法，就是用了编年体的写法，尽可能展现原始的材料，避免主观的描述，让材料自己去说话，让读者自己去判断。通过几个关键的年代，把金庸生平中的重要时刻予以展现。之所以把具体的年代作为线索，是想提醒读者，如果把金庸个人的生活经历与大的时代背景相联系，也许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能够写出那样的作品，以及那样的作品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受到如此广泛的欢迎。第二，关于金庸，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人们一直在如何评价他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在我看来，金庸是否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或者是否是一位经典的作家，不是某个人或某个群体能够裁定的，只有时间可以证明：100年或更多年后，我们这个时代流传下去的是什么作品。目前，我们能够面对的只是一些已经存在的事实：比如金庸小说的巨大发行量，以及被广泛而反复地改编成影视剧，更令人惊奇的是，金庸小说还不断地被作为网络游戏的资源。当代没有一位作家的作品，能够像金庸的作品那样超越了媒介的限制，以报纸连载、图书、影视、网络游戏的方式得到如此多元而广泛的传播。第三，因此，金庸作品在当代的实际影响力是值得我们去仔细探究的，或者说，20世纪60年代以来，金庸小说对于华人的精神世界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以及为什么在华人世界受到如此欢迎，是值得探究的问题。我个人的基本看法是，在中国社会和文化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深刻变化过程里，金庸以武侠小说向古典中国作了一次深情的回眸。当20世纪60年代，与中国内地隔绝的香港的读者以及海外的读者，读到金庸小说时，一定恍惚之间回到了古典中国，回到了那梦中的神州大地。到80年代，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初读金庸的小说，也是突然发现了一个瑰丽的古典中国。因此，金庸的武侠小说，超越了武侠，甚至小说的范畴，成为一种“文化的乡愁”，是大家已经永远失去了的“家园”。金庸用文字，用奇异的故事，把这个“家园”永远定格，成为我们不朽的记忆。

《李白精讲》对李白及其诗歌作了全面与较为深入细致的分析。全书共分六篇。第一篇介绍李白一生各时期的经历和思想概况；第二、三、四篇具体分析李白诗歌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和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第五、六篇探讨李白诗歌对唐前诗歌的继承和创新。过去不少研究者往往片面地认为李白是“诗仙”，是一位超脱尘世的诗人，《李白精讲》指出：指导李白一生的思想纲领是“功成身退”，即前提是建功立业，功成后方能安心退隐，因而他一生关心国事民生，期望有所作为。书中各篇围绕这一纲领展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