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韩寒》由韩寒的父亲所写，向读者介绍了韩寒的成长经历。《儿子韩寒》内容丰富，资料全面，有助于读者对“韩寒”这个特殊现象及韩寒这个人有一个较为全面客观的认识。"韩寒"这个名字，曾经引起整个社会的争论不休，"韩寒现象"是人们经常探讨的一个热门话题。

这是作者最重要的代表作，它对留日时代“初期鲁迅”的阐释和对《狂人日记》的解读，作为。“伊藤鲁迅”的本体论，具有着一个出色的学术模型所具有的优点。其对“竹内鲁迅”框架的继承与突破，其把鲁迅放在明治三十年代背景下的问题提起，其对鲁迅与尼采关系的微宏兼备的阐释，对《狂人日记》的处理，均是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道人之所未道，体现着学术的继承性、独创性、开放性和可能性——在作者看来，“鲁迅研究”非但不是一个过去的课题，而更是一个具有现实性和未来性的课题。作者所用“终末论”，非预告世界末日的流行语，而是指哲学意义上的“终末论意义的个的自觉”。“所谓终末，并不是预想当中这个世界走向最后的事件，而是这个世界本身，在根柢上就是终末的。”“终末论”实际是要“确保乃至诙复历史，以作为主体的‘个’去爱和决断的场所”，因此“终末论是希望之学”。

托尔斯泰，一位在俄罗斯妇孺皆知的文学泰斗和思想家，他开创了文学史上的三大高峰之一——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无论是他那传奇的人生经历，还是高山仰止的杰出成就，都会带给你心灵的震撼。拿起书来读一读，也许它会改变你一生的追求！

张爱玲写过无数妙言警句，她说西湖水是“妓女的洗脸水”，说一个女人嗓子粗哑，“仿佛吃糠长大的”，说婆媳像“猫与老鼠一样，是一对天敌”。关于服装，她这样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的贴身环境一一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张爱玲还说：再没有心肝的女人，说起她“去年夏天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一句话说到女人骨子里，再没有心肝的女人，对穿过的衣裳，也有一份发自内心的依恋——“依”字应该将人字旁去掉，改成“衣”，依恋在张爱玲眼中就是衣恋，恋衣。

六月里的一个夜晚，狂风暴雨肆虐，天气很凉。五位年轻人聚在温暖的狄沃达蒂别墅里，这是一座临着日内瓦湖南岸的避暑山庄，颇为豪华。当中的一位，拜伦勋爵，翻开了一卷译成英文的德国恐怖故事，开始大声朗读起来。除了闪电的光芒偶尔照亮窗子外，给屋里唯一带来亮光的，就是闪动的烛光和壁炉里燃烧的木头了。拜伦喜欢吓唬人，特别是当别人因为户外雷声隆隆狂风呼啸而惊悚万分的时候，他更是乐不可支。故事读完了，拜伦合上书，提议来一场比赛：每个人都来写一个鬼故事。他也许想像不到，他提出的这项挑战会催生一部注定比他自己的作品更有名的小说，也想像不到，玛丽·雪莱会是这部小说的作者……

《纵横论王维》虽然也从历史出发，忠实于史料文本，但更主要的特点则是积极运用西方近现代多种研究方法，从一种全新的角度来透视、解读王维。作者在解读、描述王维及其作品的同时，不断地与哲学、美学上的一些理论相互印证、发明，从而使这样的解读、描述既呈现出极为独特的研究风貌。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旗手、现代文学的开拓者、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要了解中国的新文化和新文学，必须阅读鲁迅，认识鲁迅，否则就无从入手。正因为鲁迅与现代中国的文化思潮联系紧密，所以围绕着他的论争也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但对于他，却常常有无意的误读或有意的曲解，这就离开了真实的鲁迅。本书不盲从现成的结论，不追随流行的观念，而以事实为根据，将传主的经历、行状、思想、作品都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思潮中加以考察，力图写出真实的鲁迅。鲁迅是一个顽强的战士，具有不屈不挠的性格，但却不是终日“横眉冷对”的无情者，他有自己的生活爱好、私人感情和家庭生活，是一个完整的人。本书从多角度进行观照，对于传主的各个生活侧面都作了充分的描述。

茶陵派之名，正式见于清乾隆年间。不过在此以前，提出过与茶陵派之名近似的称谓。明人徐泰《诗谈》即云：“庐陵杨士奇，格律清纯，实开西涯之派，文则弱矣。”“西涯”是李东阳的号，“西涯之派”实际上就相当于茶陵派了，只是遣词稍异而已。这可能是较早的承认茶陵派并予以命名的明人了。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又提出了“西涯一派”之说。其《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李少师东阳》曰：“吾友程梦阳读怀麓之诗，为之擿发其指意，洗刷其眉守，百五十年之后，西涯一派焕然复开生面，而空同之云雾，渐次解駮，孟阳之力也。”“西涯一派”与“西涯之派”，没有任何区别，都是指茶陵派。

本丛书由韬奋纪念馆主办，主要刊登新发现的韬奋佚文及手迹和照片，国内外作者研究韬奋的论文及研究动态，国内外已在其他报刊发表的有新观点、新思想、新材料的研究文章的摘要，有关韬奋纪念研究活动的大事记和活动照片等，是研究韬奋的年鉴性的资料书，不仅有研究价值，而且有保存价值。

《跨文化鲁迅论略》作者抓住认识鲁迅、继承鲁迅和发扬鲁迅精神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富于开拓性的研究，其中涉及的问题是作者经过长时间资料积累和深切思考所得，因而学术视野开阔，论据确凿可信。有些专题是以前鲁迅研究者较少关注而事实上极其重要的，例如，非暴力问题、爱的问题、宽容问题、忏悔问题、信念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或许是“五四”时期就应该大力关注的，然而，“五四”确实存在步履过于匆促，目标过于集中，甚至过于单一的倾向，以致于来不及在关注人心和人的灵魂的正面建设上做出更深广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