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来，媒体曾先后作过多次访谈。日前，根据李又顺先生的提议，从谈话记录中选编成一个集子，算是对自己已发表的文字的一种补充。内容浮泛得很，无非是知识分子、文化及艺文之类；由于属意当下，不免多少触及现实社会，体制，所谓“语境”问题。诗人周伦佑先生过访，才较多地谈到个人，诸如出身、职业、读书和写作等等，作为一代人的经历，这里面有不少容易被忽略、被遗忘的共同的东西。论观念，我是倾向于西方主义者的。在我看来，鲁迅就是一个西方主义者，我常常称引他的著作，甚至把他的观点当作现成的结论，直接用于自己对事物的判断之中。历史实在太接近了。但因此，也就不免为聪明的“批评家”者所讥，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我把世间的文字分为三种：独语的，对话的，宣讲的。独语在“自己的房间”里，宣讲在广场，对话大抵在客厅、旅馆，或是长廊一隅。宣讲于我是不相宜的，虽则喜欢独语，也不可能长期耽留在屋子里，何况患有幽闭症，心里害怕封闭和黑暗。这样，便免不了与人对话。访谈即其中之一种，介乎独语与宣讲之间，集子的命名无非也是这层意思。不过，“呼喊”并非如鲁迅式的启蒙主义者的呐喊，而是蒙克式的，源出于某种生存境遇的惊觉；至于“耳语”，我知道英国作家费杰斯著有《耳语者》一书，此处使用并无此意，仅指对话较为切近，如此而已。

《博雅文学论丛·嫩黄之忆：吴组缃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是纪念吴组缃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内容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吴组缃先生的诗抄、日记摘抄和集外文录。吴先生的诗作长久被他的小说成就的光芒所遮蔽，一经重新整理，即受到学界高度关注，被称为打开了新诗“荒原”批判意识的另一番视野，为新诗提供了“荒村”一角的鲜活影像（孙玉石语）。日记摘抄和集外文录，也都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文集的另一部分既有回忆吴组缃先生纪念文章，也有从不同角度研究吴组缃先生文学成就的学术论文，是读者走近这位杰出作家和学者的指南。

凌叔华与辜鸿铭、陈师曾、齐白石、廉南湖的忘年谊，与邓颖超、许广平的同窗情，与周作人、鲁迅的特殊关系，与胡适、林徽因、陆小曼复杂微妙的友谊纠葛，与袁昌英、苏雪林的患难情谊，与弗吉尼亚·伍尔芙及英国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跨越国界的友情交往……很少有人像她那样，有意或无意的在往来名册上收集了那时代诸多不同年龄身份，甚至不同阵营门派的人名，这个名册还包括：郁达夫、闻一多、杨振声、丁西林、张彭春、叶公超、朱湘、李四光、赵元任、冰心、沈从文、丁玲、朱光潜、赵清阁、沉樱、靳以、萧乾、巴金……从中我们也可以想象叔华的魅力：一个既热情浪漫由优雅恰雪的女性。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千百年前，屈原在江边郁郁而行，随风飘零的发髻与胡须下，形容枯槁。江水在阳光下闪烁着流离不定的光亮，江面无声，有船只来往，划碎的全是屈原心中的梦。在中国的文化历史长河里，再也没有谁像屈原这样被赋予这么多的含义了。屈原是隐秘的，屈原的诗句也是隐秘的，而在这隐秘之后，隐藏着的则是挥之不去的柔软和零碎。屈原大概活了六十二岁，一生数次沉浮宦海，曾享万人之上的豪华荣耀，也受孤独流徙的悲苦和凄凉。屈原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浪漫主义、爱国主义诗人。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可与日月争光”的高洁人格，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尤其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这种精神的感召作用就更加明显。作为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屈原一生虽怀抱着崇高的理想，积极用世，主张联齐抗秦，提倡“美政”，可惜君王不悟，群小妒贤，他两次遭到流放。在漫长而痛苦的流放过程中，屈原徘徊于山泽之中，报国之志无处可申，悲愤之情无处可诉，最终化为惊天地、泣鬼神的精彩华章。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他的作品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成为中国文学的起源之一。

本书通过“莎士比亚传奇的一生、无尽的莎士比亚、人生智慧感悟”三个篇幅，讲述他的成长历程，解读他的四大悲剧、四大喜剧、十四行诗以及长诗等作品，分享他的爱情名言、经典名言，收获他用心为大家调制的心灵鸡汤，给读者呈现出一个完整的莎士比亚

威廉·莎士比亚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之一，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家和诗人。他去世已经300多年了，但他的作品却不断上演，散发着永久的生命力。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戏剧家本·琼生这样评价他：“得意吧，我的不列颠，它拿得出一个人，这个人可以折服欧罗巴全部的戏文。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至于后世的文学巨匠如席勒、歌德、雪莱、济慈、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狄更斯、普希金、屠格涅夫、罗曼·罗兰等人，更是对他由衷赞美，甚至或多或少地对莎士比亚进行模仿，在作品中留下莎士比亚的影子。

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法国诗人、散文家、美学评论家。他的诗集《恶之花》标志着西方文学的思想感情与写作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因其思想的复杂与丰富，他成为后世不同流派竞相争夺的精神领袖。本书通过细读波德莱尔的文本，勾勒还原出诗人无尽探索的一生。书的下半部中精选了波德莱尔对同时代文学家的批评，展现出他作为美学评论家的现代魅力。

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英国著名作家、艺术批评家。代表作有《现代画家》《建筑的七盏明灯》《威尼斯之石》《芝麻与百合》等。因其作品语言优美、内容深刻，被视为道德领路人或预言家。甘地、托尔斯泰等都曾受到其作品影响。在《过去：约翰·罗斯金自传》这本书中，你将看到罗斯金走上艺评道路的全景式描绘。它就像一幅展开的画卷，其中有罗斯金的父母对他的自始至终的关怀、影响，也有生活在其周围的人包括邻居、亲戚或朋友、老师、前辈等对罗斯金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让他感受生活、感悟生命。《过去：约翰·罗斯金自传》里始终贯穿的是罗斯金的游历生活，它们无疑占据了罗斯金生命的重要部分，让他的生命得以更加辉煌、灿烂。

曹禺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戏剧家。他的卓越贡献就是使话剧这一外来戏剧样式在中国走向了成熟。1934年7月1日，《文学季刊》发表了剧本《雷雨》，不仅标志着戏剧天才“曹禺”的诞生，而且表明了中国话剧将进入曹禺时代。两年后，《日出》的问世又“给中国文坛以极大的冲动”，南北文艺界一致认为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最大的收获之一”。1937年《原野》的问世又被认为“其价值自然远在《雷雨》、《日出》的两剧之上”，使曹禺的剧作“显然地划出了三个时代，呈现了三个进步的阶段”。可以说，曹禺成为中国戏剧的里程碑，不仅中国话剧从此可以与世界性的戏剧相媲美，而且将中国戏剧从梅兰芳时代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弗兰茨？卡夫卡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他的作品至今一直被认为是摸不透、含糊不清、既吸引人又令人毛骨悚然的事物的化身。这部传记把卡夫卡的生活和文学创作放在1880至1920年时期各重要文化思潮的相互联系之中加以考察。它展现的是游手好闲者和孤独者，旅行者和胆怯者，禁欲者和爱恋者，心醉神迷者和怀疑者，恐怖专家和讽刺大师……人们可以从其犹太神话和欧洲现代派之间的特殊地位中对卡夫卡的艺术特性获得新的认识。本书将卡夫卡性格的多面性与独特性跟其作品的深奥性与神秘性放在20世纪欧洲波澜壮阔的现代主义思潮中加以考察，并结合现代心理学和民族学以及布拉格的地域文化传统，描绘出一个立体的、轮廓鲜明的、背景清晰的完整的卡夫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