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是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学科的开创者，也是中国东方文学、东方学研究的奠基人和开创者之一。先生一生著述丰赡，学术经历极其丰富。大半个世纪以来，他身体力行，做出楷模，被公认为中国的东方学、东方文学以及相关的其他一些研究领域中成就最大，资历最高，影响最广，最具有世界性眼光的学术带头人。先生走了，先生不会再回来。我中心悲伤。只是突然又想起先生经常提到的陶渊明的一段诗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这一段诗，先生说，他一直很喜欢。先生自己，也常常吟咏。如果是这样，先生也许走得是安心的。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化石”级的人物，巴金先生具有植根文学而又超越文学的意义。作者吴泰昌由于工作关系，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和巴老有了接触。作者根据往来中的感性材料，和书信、题赠、签名书籍、合影等实物资料，写成此书，对巴老的双重意义多有阐发。《我亲历的巴金往事（修订本）》以作者接触到的巴金先生为中心，既带出巴金与老舍、茅盾、叶圣陶、冰心、沈从文、胡耀邦等著名人物的交往，又揭示出巴金与《文艺报》、《收获》、作协评奖、现代文学馆的关系，兼具史料价值和传记味道。作者写作此书，是“亲历大家系列”的一个部分，更希冀表达“一个读者、一个谛听过巴老教诲的文学界的晚辈，对巴老的一片崇敬和感激”。

《百年雪垠》的编选，就是真正的文学与真正的人生永不退场的努力。我想，每一个读过《百年雪垠》的读者都会承认，雪垠先生的一百年，为我们提供的人生启迪仍熠熠生辉；同样，不管你对雪垠先生的作品几多赞美几多保留，你也会承认，这些作品堪称为中华民族百年精神遗产的重要部分。

《文坛忆事》是著名文艺理论家徐俊西的文艺理论批评选集，收录了作者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的数个篇文章。作者多年来笔耕不缀，历经了大半个世纪的是非风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在文坛独树一帜。文集分为【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散文】三个部分，内容包括对作家作品的分析评论、探究争鸣与观摩鉴赏等，其中尤其是对重大题材和题材多样化问题的论述，对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关系的探讨，对文艺真实性的辨析，对现实主义文学的思考，对王蒙、赵树理等知名作家全方位的评价，对【高雅文艺】的定义等，均体现了作者过人的胆识与学养，在当时国内的文艺界也曾引发过较大的争论。作者的文笔犀利，论述精当，逻辑严密，思路不落俗套，评析客观中肯，又紧跟学术思潮的演变，展示了位成熟批评家的风范。本文集不仅让读者得以一窥作者在文学森林中探索、跋涉的足迹，还能使读者从中了解近：年中国文艺批评重心的变迁，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与周氏兄弟相遇》收录《“多疑”、“尖刻”中的现代智慧：鲁迅思维方法论》、《周作人的民俗学研究与国民性考察》、《鲁迅和现代评论派的论战》、《鲁迅和北京、上海的故事》和《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化》五篇论文。　作者钱理群着重分析为何有人认为鲁迅多疑尖刻，并从多个角度为鲁迅辩护：在那个扭曲的时代中，这正是一种智慧的思维方法他还通过解读周氏兄弟的著作，分析了他们迥异的思想与风格，从中亦可看出两兄弟为何会在价值取向，人生道路上做出不同的选择。

周作人是个极其复杂的人物。新文学作家中，就意识的复杂，思想的深邃而言，鲁迅之外，就要数他了。这样一个人，要透彻地理解他，实在是难。周作人又是个毁誉参半的人物，他在新文化运动、新文学史上的功绩是明摆着的，其渊博的学识、散文的功夫一直受到世人的推崇。然而他在日伪时期又有过一段极不光彩的经历，对此他至死也没有悔过，即使我们不是给他简单套上一顶“汉奸”的帽子就算数，他人格上的污点也是不能回避的。周作人一生过得基本上是一种平静的书斋生活，读书做文几乎构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内容，丝毫没有传奇性可言——找不出戏剧性的事件，甚至也没有多少趣闻轶事。这样一位传主的生平，要想写得生动有趣，有可读性，近乎不可能。尽管如此，作者仍希望这《周作人》能够使读者知道周作人这位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化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了解他的一生经历，他的荣辱浮沉，他的是非功过。同时，他也希望通过对他思想演变大致轮廓的勾勒，帮助读者理解他何以走过了这样一条曲折的人生路。

《中国思想家评传简明读本：李白（日中文对照版）》是关于介绍其一生的评传。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先世于隋末流徙西域，李白即生于中亚碎叶。幼时随父迁居绵州昌隆青莲乡。他的一生，绝大部分在漫游中度过。天宝元年，因道士吴筠的推荐，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文章风采，名动一时，颇为玄宗所赏识。后因不能见容于权贵，在京仅三年，就弃官而去，仍然继续他那飘荡四方的流浪生活。安史之乱发生的第二年，他感愤时艰，曾参加了永王李璘的幕府。不幸，永王与肃宗发生了争夺帝位的斗争，兵败之后，李白受牵累，流放夜郎，途中遇赦。晚年漂泊东南一带，依当涂县令李阳冰，不久即病卒。李白的诗以抒情为主。屈原而后，他第一个真正能够广泛地从当时的民间文艺和秦、汉、魏以来的乐府民歌吸取其丰富营养，集中提高而形成他的独特风貌。他具有超异寻常的艺术天才和磅礴雄伟的艺术力量。一切可惊可喜、令人兴奋、发人深思的现象，无不尽归笔底。

自1934年曹禺《雷雨》公开发表以来至今，已过去了四分之三个世纪，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发表的有关曹禺研究的论文多达3000余篇，其中1979年以来发表的约有2400多篇，占论文总数的六分之五。换句话说，改革开放30年（1979-2009）间的论文数是此前45年的5倍。此外，近20部曹禺研究的学术专著也都出版于这一时期。由此可见，1979-2009这三十年是曹禺研究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段，《曹禺研究（1979-2009）》的选编，正是基于这一认识。

《姚雪垠回忆录》是我国著名作家姚雪垠的回忆录。它由三篇文章组成，其中有当时文学界广为人知的《学习追求五十年》，连载于1980年至1982年《新文学史料》。《我的前半生》，刊于1991年《文学史料选辑》。《八十愧言》，是作者1990年10月在武汉举行的《姚雪垠文学创作六十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发表于12月1日《文艺报》。

这是一部从学术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角度研究何其芳的精神人格演化过程的专著。何其芳是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京派诗人、散文家，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历经共和国几乎所有的文艺运动，可谓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家中知识分子改造的典型个案。《何其芳人格解码》一方面在20世纪中国文论的框架里考察何其芳的理论贡献及其症结，另一方面运用文献—发生学方法，对何其芳精神人格的发生、发展及这种精神人格的演变外化到文学研究的过程，进行了深切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