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清代著名文学家。他一生著述丰富，其代表作《聊斋志异》，借写鬼狐花妖，奇人异事，广泛而深刻地影射并抨击现实社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有代表性的文学名著。本书设家世、生平，《聊斋志异》，诗文、俚曲、杂著，研究、影响，遗存、遗迹，现代纪念物诸篇，全面真实地记述蒲松龄的生平、著作及其影响。特别是《聊斋志异》，从题材来源到作品内涵、版本流变及国内外影响，均予以客观记述。

茅家是个大家族，亲戚朋友非常多。尽管“文革”和种种政治运动，我们家永远人来人往不问断。“文革”期问很多家庭互相揭发，家庭四分五裂，我们家从来没有这种情况。我从小就知道，家里说的话不能在外面说。

《齐鲁诸子名家志：孔尚任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体，以志体为主，收录了山东历史上28位最杰出的代表人物的生平、业绩、影响和后人的研究状况。不仅记载了先贤们的生活与成长经历、主要业绩和贡献，而且收集了与他们相关的遗存、遗物、纪念设施，后人对他们的研究、评价，以及相关的纪念活动，可以说是介绍和研究这些先贤的内容全面、形式严谨、资料丰富的最新成果。集研究性、可读性于一体，思想内涵深刻，文字精练易读，图文并茂，装帧典雅，适合不同阶层人士阅读。本志编纂力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对孔尚任的生平活动、著作、思想观点、文学艺术成就、重要影响，予以全面、简要、客观、科学的记述。

李清照，南宋著名文学家、词人。她的词作语言清丽，重视音律典雅，为婉约派代表。辛弃疾，南宋著名爱国词人，一生以抗金收复失地为志，并积极投入抗金斗争。他的词豪情奔放、壮怀激烈，为豪放派代表。本书采用志、传、图、表、录诸体裁，分别客观、科学地记述了李清照和辛弃疾的生平事迹、文学成就及其影响，详细介绍了其生平活动、思想学说、著作与作品及其后世影响、文化遗迹遗存等。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学界也相应地筹办了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无疑，“五四”运动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精神、文化库藏，我们至今仍然享受着“五四”所带来的恩泽，当然也承受着其中的遗憾，因此进行理性的学术探讨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本辑专栏中的文章大都出自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人员之手，这些文章从众多的层面探讨了“五四”和鲁迅的关系。其实，在鲁迅研究过程中离不开对于“五四”的探讨，有关两者之间关系的学术探讨是个长期的方向，宏观大论固然重要，但细微探究也不可偏废。两者有机结合，相互推进，才有可能达到历史的本真。冯雪峰是鲁迅生平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同时，鲁迅也是冯雪峰生平的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他撰写的回忆鲁迅的文章至今是鲁迅研究中基本的参考资料，1949年后，冯雪峰提议在上海建立鲁迅纪念馆并指导纪念馆的筹建，1958年他主持编辑出版了第一部注释本《鲁迅全集》，他为鲁迅的思想文化的普及与研究奠定了基础。今年，在冯雪峰亲属的鼎力支持下，上海鲁迅纪念馆建立了“朝华文库·冯雪峰专库”，其中珍藏了冯雪峰家属捐献的冯雪峰日记、文稿、书信、藏书等千余件，这实在是对冯雪峰研究的一个促进，同时也是对文物保护工作的一个促进。上海鲁迅纪念馆的文物整理也将有个新的方向，希望在整理过程中能有有价值的发现。

作者熊有德女士曾在爷爷熊庆来身边度过了她的青少年时代。正是因为这段难忘的岁月，使熊有德女士能够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和了解一代数学大师的思想和生平。不少的媒体都刊登过有关熊庆来先生的回忆文章，坊间也有多种关于他的传记作品，但熊有德女士都不太满意，她觉得很多作品仅仅是从学术的角度来解读，有的甚至把爷爷熊庆来神化了，尤其是对他的生活和思想，很少有客观真实的描写。所以，她一直有个夙愿，在有生之年用文字给世人留下一个真实的熊庆来。在熊庆来先生去世四十周年之际，熊有德女士终于写完了这部厚重的回忆录，而此时她已是花甲之年。熊有德女士坦言除了了却夙愿，这部作品她也是专门写给年轻人看的。她在序言里写道：“我的这一本书写在爷爷去世四十周年纪念的前夕，是对爷爷的纪念，也是对后来人的一个鼓励，希望后人接过接力棒，把知识分子的美德，清贫刻苦、努力钻研、为国为民的好风格代代传下去。”虽然逝者已去，但他用毕生精力所铸就的不朽丰碑仍将永远耸立在那里，他的精神也将永留世间。

《唐宋八大家（全4卷）》唐宋八大家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都铸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如韩愈之构思精巧，气盛言宜柳宗元之思理深邃，牢笼百态；欧阳修之唱叹多情，从容不迫，无艰难劳苦之态；王安石之锋利劲峭，绝少枝叶；曾巩之醇朴平实，深切往复；苏淘之纵横雄奇，尤长策论；苏轼之如行云流水，随物赋形，宛转曲折，各尽其妙；苏辙之委曲明畅，一波三折等。

我虽不敢枉称是汪先生的学生，但我可以说是读汪曾祺最认真、最持久、最痴迷的一个……我就是这么不讲理的、痴迷的、像追星似的，可话说回来，天下文章不能给姓汪的一个人做了。我自己也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可我就是痴迷，发自内心深处的痴迷，谁又奈何得了我呢？苏北，安徽天长人，记者，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先后在《上海文学》、《大家》、《散文》、《文汇报》、香港《文汇报》、台湾《联合报》等几十家报刊发表作品一百多万字，作品入选多种选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是汪曾祺老先生超级粉丝，本书为其学汪老先生的文风而写著。 作者积十多年研究，写出这部与汪曾祺老先生的文风颇为契合的回忆性著述。他多年追随汪老，深得汪先生三昧。同时他收藏有汪先生手稿、书画和书籍等资料，其中大多不为人知，在书中首度公开。

王蒙作为一位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这位怀有很深的“少年布尔什维克”情结的当代作家，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投身无产阶级革命和祖国解放斗争，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走向革命道路的一个特定时期的缩影。同样具有这种“微缩”特征的是，他在1950年代中期所遭受的政治厄运，以及在1970年代末的复出和此后所走的人生道路，对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也都具有相当的典型性。这种典型性不仅仅是通常我们所说的人生道路的坎坷和革命信念的坚定，还有在这坎坷的人生途中，为着坚守这种革命信念而付出的身心代价，以及在这种“坚守”和“付出”中，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所激起的复杂的精神回响。鉴于这是一个有关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话题，因此，我把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设定为我写作本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目标。作为一位当代作家，王蒙的创作和文学活动，也如他的人生和命运一样，充满了无穷的变数。1950年代，当他凭着一个“少共”单纯的理想和热情，挟带着一篇在艺术上还远未成熟的短篇小说，在百花竞放的文坛初露锋芒的时候，无意间却冲击了一个在新中国成立的短暂时间内已经建立起来并在实践中逐步得到巩固的文学信条。这个文学信条同时也联系着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在1940年代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的文学中被赋予了新的阐释、同时也被新的文学实践改造过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这一新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滥觞和发展演变，同时还联系着一个更大范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背景，包括当时的苏联、东欧和中国正在经历的激烈动荡又复杂多变的微妙“形势”。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一篇无足轻重的短篇作品，无意间也就闯入了一个高墙深院、门禁森严的政治和文学的禁宫。王蒙自然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同时，也让他成了1950年代中期兴起的这股渊源复杂、影响深远的文学潮流的代表人物。

《普希金：经典的传播与阐释》是张铁夫教授及其课题组的第四部普希金研究专著。回顾普希金的百年中国之旅，揭示中国普希金研究的成就与困境，并从多维视角对普希金的经典进行解读。《普希金：经典的传播与阐释》的最大特点在于，在《普希金新论：文化视域中的俄罗斯诗圣》一书中，作者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普氏的文学人民性思想、自由理念、死亡意识、伦理指向、女性观念、圣经情结、叙事艺术等问题，而《普希金：经典的传播与阐释》在坚持文化视角的同时，论述普氏的文化归属、世界性以及在我国的传播问题，并对其描写帝王的作品、童话集、《黑桃皇后》和庄园贵族形象进行了文化解读，丰富了我国对普希金的研究，并填补了我国对普希金研究的某些空白。这对当代的普希金研究有着重大的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