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一生，充满救国救民之心，尽管他不是正宗的儒者，但他终身践履儒家“汉国平天下”之理想而不悔。他是一位诗人，一位少见的伟大诗人，他一生的重要成就亦在诗；但他不愿意只是一位诗人，他自己曾说不愿意做一位诗人，他的心是在诗外。本书以简明的文字和生动的彩画，展现了陆游主张坚决抗战，虽一直受统治集团压制，但收复中原的信念始终不渝的人生经历。

这是一部传奇中的传奇。这是一部史诗中的史诗。这是一部集史实、学术、动人故事于一体的小说。红学界诸多争论不清的难题，在此亦见一说……瀛泳原名戴宝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第一至四届签约作家，铁岭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已发表长篇历史小说《僧格林沁王爷》、《大清帝国的八旗子弟》、《胡雪岩》（合著）、《西风唐马》、《铁马冰河》、《明吏耶律楚材》、《钱王》（合著）、《权殇》及现实题材小说《罪与色》、《迷案》等。Email：dbj16888@sina.com邵广佑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铁岭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供职于辽宁省铁岭日报，主任编辑。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二十四年，期间写过诗歌、散文、小说。著有长篇历史小说《掀开是雾》等。高鹗是如何续成《红楼梦》的？这是世人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红楼梦》问世于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当时文字狱还在盛行，要订正、续写暗喻清王朝败亡的《红楼梦》，谈何容易？从乾隆皇帝到高鹗的家人、亲友，还有胆小怕事者、别有用心者、欲借此书构陷高鹗者，都是一道道难逾的高墙、阴沟。高鹗冲破了所有险阴，凭着非凡的才智与执著，以及对曹雪芹《石头记》的透彻理解，进行了创造性续写。并且借助他人之力——同窗挚友、曹雪芹的友人、皇室中人，尤其是巨贪和坤的力保，最终使《红楼梦》问世！在续写《红楼梦》期间，相伴着一段浪漫凄美的爱情绝唱。当初若没有那位被迫出家、温柔刚烈、脂砚斋的外甥女畹君，便没有今天《红楼梦》的流传。这是一部传奇中的传奇。这是一部史诗中的史诗。这是一部集史实、学术、动人故事于一体的小说。红学界诸多争论不清的难题，在此亦见一说……

黄包车的车铃「得铃铃」地响着，春阳从透嫩绿的树梢撒下，花灿灿的阳光在张爱玲脸上闪动，她正要去参加一个女作家的座谈会，会举办这样一个座谈会和她这半年在上海崛起造成轰动不无关系。然而真正在张爱玲眼底闪烁着光彩的是爱情，是心里有了一个可以想着的人。张爱玲身上黄丝缎旗袍在阳光下很耀目，不时要引起走路或骑车迎面而来的人侧目，她一派闲适的依在摇摇晃晃的黄包车上，对路人的注视一点也不介意，她只觉得这春天有一种从寒冬熬出头来的欢畅，她和所有树梢的嫩叶一样俏立在枝头迎接生命的美好。那些望着她的人，就象是翘首望着春天一样——她就是一九四四年上海的春天。一九四四年，这也是她一生当中唯一的一个春天。

《风雨茅庐：郁达夫大传（套装共2册）》反映了一个真实的郁达夫的生活原貌，它是一部包涵郁达夫浪漫无依的生活轨迹、勇往直前的左倾思想，为国抒难的爱国主义文人的个人生活史。严格地说，这枯书不是简单的人物传记，是中国“五四”到“抗战”的一部中国文学艺术史，你可以从中窥见鲁迅、郭沫若、茅盾、徐志摩、林志摩、林语堂、周作人……等文学艺术巨匠的生活轨迹、历史片断与艺术鸿爪。而且它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历史，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写到解放。离开屈辱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氛围，你无法理解郁达夫的思想与生活，他的复杂个性其实与他的苦难、成就、生活切切相关。他的人生与创作融入了历史环境，与他的国内屈辱家的屈辱无法分离。读者进入的是一个立体的全景式的世界。作者正是通过全景式的立体的创作，真实地反映了郁达夫与中国现代文坛的历史，还原了郁达夫的真实面目。

本辞典收入上海市作家协会现有会员的条目截至2004年10月底。

本书是一部探讨莎士比亚剧作与现代人性的著作，也是一部以莎翁智慧来参悟当今复杂多变人际关系的作品，有对权力欲望的分析，也有对权谋手段的揭示；有对弄权高手的心理披露，也有对“权力春药”的警醒。透过莎土比亚剧中的人物，你不难发现：这些权力场上的人物个性并没有死去，在当代许多经理人、领导者、职场白领身上还魂转世。如果想在暗礁密布、波涛汹涌的现代职场乘风破浪，不了解这些复杂、隐秘的人性，未免过于天真浪漫。

本书针对中国三、四十年代的知名小说家张爱玲熔“通俗”与“现代”为一炉的创作风格、描述其在创作中呈现的现代主义特征、讨论其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

曹雪芹与脂砚姑娘是青梅竹马的表兄妹，都因为宫廷斗争成为败落王孙。曹雪芹告诉脂砚姑娘，他已把家中的繁华与败落写入《石头记》中，要她一同完成此书。脂砚姑娘决心放弃宫中的荣华富贵，与曹雪芹一同隐居山林，去完成一部伟大著作……“醒了，醒了！”姑娘惊喜的呼喊声传出了船舱。船外一位银须飘拂的老渔夫，摘下斗笠，脱掉蓑衣，急忙掀帘弯腰走进舱内。姑娘对老渔夫说：“爹爹，他醒了！”船舱里躺着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男子，身材颀长，脸膛削瘦，身穿白丧服，刚刚睁开的双眼里布满鲜红的血丝，目光中闪烁着惊诧。他问：“这这这是在哪儿？”老渔夫和善地说：“在一条渔船上。”

许多在人们看来本为平常的说法，经杂文家一分析，竟是无法回答的问题。如大家经常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邵先生曰：“其前提须是在法律面前，我们面对的是法律吗？”关于教育，许多人赞扬“希望工程”，邵先生问：“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吗？”对于关乎人命的“可杀可不杀”，邵先生说：“这一命题本身就包含了极大的随意性，不是基于某行为主体是否犯了依法该杀之罪，而是取决于其罪行以外诸多因素的考虑。”对说假话问题，邵先生说：“毛泽东多年前就言之谆谆，说‘假话一定不可讲’，但后来竟一度闹到全党全民全国说假话，至今后遗症不绝。”此等杂文，教人读来没有一点儿轻松之感，却又放不下，要一口气读完。那篇《不再作反腐文章》，我反复读了好几遍。他说：我在1980年写过一篇《论贪污与反贪污》，至今已整整10年。把这10年来我所写的有关反贪污的文字加在一起，大约也够编成一本书了。可是有什么用处呢？文章的最后一句为：“今后不想再说了。”这样的话，读了不惟使人沉痛，而且有些悲哀了。事实上，他还是要说，不说便不是邵燕祥了。这不，10来年后，又有一篇《开一个反贪大会如何》。

这是一部达尔自己不愿意称之为“自传”的自传，真实地记录了达尔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记录的时间段从1916到1936年，即从出生到达尔离开学校进入壳牌石油公司工作。达尔在壳牌石油公司工作，到参加皇家空军投入二战的惊险经历，记录在他的另一部自传《独创天下》中。 达尔不愿意称其为自传而且声明自传“这种书常常充满乏味的细节”，曾经惹得批评家指摘自相矛盾。但这种批评实属误解。在达尔看来，通常所说的自传应当是完全忠实地、尽可能不遗漏细节地讲述一生或某个阶段的经历，而他自己记录下来的东西却是有选择的，只有那些滑稽的、让人痛苦的、叫人不愉快的，从而仍然栩栩如生地印在脑海中的事情才被他记住，然后记录下来。正是因为达尔有所选择地进行记录，才使他的这两本自传成为非常有趣的故事，象他创作的童话和小说一样，深深地打动着大小读者。由于达尔天性幽默，喜爱冒险，充满想象力，而且总是在有意无意地追求着生活中令人刺激的一面，所以他的故事本身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刺激的而且非常幽默的。 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自传体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