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少有逸才，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初隐岷山，益州长史苏颋见而异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可比相如。”天宝初，至长安，往见贺知章。知章见其文，叹曰：“子谪仙人也。”言于明皇，召见金銮殿，奏颂一篇。帝赐食，亲为调羹，有诏供奉翰林。白犹与酒徒饮于市，帝坐沉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为乐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颒面，稍解，援笔成文，婉丽精切。帝爱其才，数宴见。白常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素贵，耻之，摘其诗以激杨贵妃。帝欲官白，妃辄沮止。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乃浪迹江湖，终日沉饮。永王璘都督江陵，辟为僚佐。璘谋乱，兵败，白坐长流夜郎，会赦得还。族人阳冰为当涂令，白往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遗召，而白已卒。

本书是当代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李准的评传，立体地描述了李准的人生经历和文学活动历程，透辟地分析了一个杰出作家的精神构成和心理奥秘，生动地总结了兼具个性特色和普遍意义的艺术经验。

本书包括宋代文化的兴盛和特点，宋诗的发展，严羽的生平和家世，严羽的美学思想，严羽的诗论，严羽的诗歌创作，严羽诗论的影响等内容。

片断：……尽管她爱表弟，但他的人格却比结婚本身更让她害怕。她害怕这种在相继出现的真诚中变幻不定的性格，这种性格在她看来大概是混乱不堪的。她二十岁生日时在给他的信中写道：“要知道，当你那么清楚地向我解释你怎么能够相继成为路易、A·瓦尔克纳埃、玛德莱娜等人物，——交替地分享他们的趣味和偏爱——而这一切出于同样的真诚时，你使我想了很多。这种反映各种色彩的能力有点太像……变色龙了。——我不清楚，——在永无休止、包罗万象的随声附和中——你的位置和你自己的趣味在哪里呢？也许你的兼收并蓄已经到了无所不收的地步，——你的赞赏是一个大驿站，每个进来的人都受到同样热情的接待。而我的赞赏则是一个狭小的殿堂，只有被选中的人才能进人其中。”尽管她在读《安德烈·瓦尔特笔记》时感受到了某种感伤的魁力并被深深地迷住了，但该书的出版却使她大为恼火：“书中所有关于我们和属于我们的东西，（……）安德烈，你没有权利将它们写出来……这部处女作，——尽管从艺术的角度看大有前途，——在良心面前是一种过失。”她除了看到令她不安的那种性格的各个方面的特征在书中得到了证实以外，她还深深地感觉到纪德此后的生活将和她分道而行。很可能她以身为长姊对四个没有父母的弟妹应当承担的义务为借口，1891年1月的一个……

本书作者对著名作家王忠瑜的生活道路与艺术道路作出了深入的描述，尤其是善于采撷最能体现作家艺术精神的生平事迹，讴歌了这位老作家勤奋执著的艺术追求、向往崇高的美学胸襟的精神品格。

在清代文学史上，桐城派是一个时间最长、地域最广、人数最多、势力最大、影响最深的散文创作流派。它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兴盛以至衰亡的漫长过程。它的成就，值得研究总结，古为今用。回顾20世纪，从梁启超、章炳麟、李详、刘师培、陈独秀、钱玄同、胡适、周作人、钱基博等以来，专门评论桐城派的著作有几十种，论文有几百篇，涉及桐城派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等书就更多了。2000年7月，在桐城派的发源地——安徽省桐城市，成立了研究会，创办了会刊。从此，桐城派有了研究中心。这是一本综合了当代研究桐城派的成果，帮助人们了解桐城派基本知识的、学术性与通俗性兼顾的读物。全书由五部分组成：（一）简述：介绍了桐城派的整体风貌。（二）名家传略：叙述了桐城派二十一位代表作家的事迹、文论和散文风格。（三）名篇欣赏：精选了桐城派二十六位作家的五十二篇精品，加以注释和导读。（四）名评辑录：选录了古今人士对恫城派的重要评论，包括反对者的文章，供读者参考。（五）名人逸事：从各个侧面反映了桐城派作家的人品、文品等。

本书是《小说家100期经典小说》系列之一，书中收录了13篇中短篇小说。它会带领您走进中国小说最成熟最辉煌的一页，各种流派，精彩纷呈。每篇作品前都附有“作者小传”以便读者更好的理解和阅读。

本书描述了柳如是的一生，内容有少年时代、步入风尘、广结名流、乱世豪情、复明行动、香消玉殒等。

本书是作者对多年从事谢灵运研究的总结，包括谢灵运之死考辨与献疑、谢灵运出守永嘉郡行踪事迹考、巨星的升起评释谢灵运出守永嘉前的两首诗等五篇论文。

本书共四卷：卷一·木兰歌卷二·水龙吟卷三·金缕曲卷四·火凤凰金庸：我读《张居正》 我读连载小说，尤其是故事性强的中国古典传统体裁的连载小说，常常是迫不急待的先睹为快，熊召政先生的近作《张居正》就是其中之一。这部篇幅巨大的历史小说，是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历史小说《张居正》简体字本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在内地同时出版，香港出版时改为《张居正传》）。由于我和这家出版社的历史关系，我有了一点小小的“特权”，当《张居正》还没有在市上出售之时，我已经可以先拿到手，津津有味的开始阅读了。我享受任何“特权”有一个原则，那是：“这项特权决不可妨碍、侵犯到任何别人的利益。”先读《张居正》，并不会使得这部书在市面上脱销，不会使得任何一位读者暂买不到，因而剥夺了他先睹为快的乐趣，如果任何特权违反了这个原则，我就决不使用，因为那是张居正所坚决反对，毕生努力对付的“豪强作风”、“恶霸行为”，我自己也是十分鄙视的。几年前，有位朋友在报上的小专栏中表扬我一件小事：我们二人去参观香港的书籍展览会，排队入场的人数很多，我们排了很久还是轮不到。我就说不排了，过一两天人少了些时再来。那位朋友问我为什么不使用“特权”，因为我是参展的出版社的主人，有“特权”可以不必排队，我说如果我不排队而先进去，就使得有一位读者不公平地被挤在外面，妨碍到别人的特权是不能用的。这是非常小的小事，根本不值得一提，也不能算是什么好事，但我觉得，这种“公正”、“反特权”观念，应当用在社会的任何方面。张居正“施政”实际上就是“居其正”三字。 朱镕基就任国务院总理时，曾强调说，他这工作困难重重，明知前面有地雷，为了工作，应当不怕牺牲而踹下去。温家宝总理在人大会当选之后说，他决心将记得的两句话，作为工作的信条，那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这副对联是林则徐的，意思说，只要是有利于国家的事，必当全力以赴，个人的生死荣辱、进退祸福完全不在计较之中。我想当国之人，必须有这样的大丈夫抱负。回顾我国历史上的大人物，林则徐无愧于此，张居正在大关节上也能凛然而为。 历史小说不是历史，是小说。历史小说首先应当是小说，而其内容大体上不脱离历史。既然是小说，就应当有生动而紧张的故事情节，有丰富的人物，既有性格，又有内心生活，有他个性中情感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有他的困难，他的坚强与软弱，他的迫不得已。 所谓大体上不脱离历史，不但物质生活不能违反历史规限，精神上与观念上也不能违反。历史小说虽说可以三虚七实，但这三虚也不能虚得过分。法国大仲马写《三个火枪手》，时代是法国路易十三、十四的朝代，武士可以用火枪，但不能用新式手枪，中国的历史小说，张居正不能用打火机来点香烟，家里不能开空调机，他虽注重法治、公道、反对大地主逃税，但不能有马克思思想。 熊先生是英山人，和张居正是湖北同乡。这部历史小说中对明万历年间的官制、社会生活等考证得很详细，我阅读时自愧不如，又很佩服，我相信他做了很多调查研究的工作。和他会面时，我曾向熊先生讨教关于李自成杀戮起义同伴的史实，以作为我修改《碧血剑》的根据。我自己对明史是有兴趣的，在我那篇《袁崇焕评传》中，我对张居正有很高的评价，我这样写：“从万历元年到十年，张居正的政绩灿然可观，在那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先进、最富强的大国。那时欧洲的文人学士在提到中国时候无不钦慕向往……”我引述万历十五年时中国的重大成就，其中很大部分是张居正的功劳。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写《万历十五年》，选择万历十五年来代表中国制度上落后于欧洲，说主因是中国不以数字来管理国家。其实万历十五年张居正去世还不过五年，张居正的善政还没有遭到败坏，以万历十五年的中国来和欧洲先进国家相比，中国还远远的走在前面。至少，北京、南京、扬州、杭州这些大城市远比伦敦、巴黎要更加卫生、干净和先进。 中国当时的主要缺点，不是不用数字来管理国家，而是明朝中央集权、君主权威至上的中国政治（明太祖手上建立的君主绝对专制），张居正重视“制度”、“法治”、“公平”，即使在封建统治下，也能很好地管理中国这样的大国。他注重“循名责实”，用现代的名词来说，大致上便是“实事求是”。《张居正》虽是小说，但比《万历十五年》这样的学术文章，更加真实，更加接近事实。 历史小说有“古为今用”的作用，但不能以“古为今用”作为目标而写小说，那有可能会牵强附会，勉强影射的作用。在文学上，“主题先行”的作风从来是不会成功的。要写主题，就清楚明了，直截了当地写一篇政治论文。 我欣赏《张居正》，因为作者选择张居正这样一个“实事求是”不顾个人成败，决心为了国家，反对特权，打击豪强，坚持制度与法治的人物，来抒写他的真实遭遇和感情，并不勉强将他推入现实的框子里，影射现实，反映现实。只能用现实人物来反映现实，古人就是古人，真实的抒写古人，就是很好的历史小说。——金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