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茅庐：郁达夫大传（套装共2册）》反映了一个真实的郁达夫的生活原貌，它是一部包涵郁达夫浪漫无依的生活轨迹、勇往直前的左倾思想，为国抒难的爱国主义文人的个人生活史。严格地说，这枯书不是简单的人物传记，是中国“五四”到“抗战”的一部中国文学艺术史，你可以从中窥见鲁迅、郭沫若、茅盾、徐志摩、林志摩、林语堂、周作人……等文学艺术巨匠的生活轨迹、历史片断与艺术鸿爪。而且它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历史，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写到解放。离开屈辱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氛围，你无法理解郁达夫的思想与生活，他的复杂个性其实与他的苦难、成就、生活切切相关。他的人生与创作融入了历史环境，与他的国内屈辱家的屈辱无法分离。读者进入的是一个立体的全景式的世界。作者正是通过全景式的立体的创作，真实地反映了郁达夫与中国现代文坛的历史，还原了郁达夫的真实面目。

这本随笔集以涓涓细流般的温暖笔触，逐篇评述了斯特恩、福楼拜、科塔萨尔、卡尔维诺等众多西方一流作家的创作生涯。全书共分五辑，风格细密地描绘出英、美、法、俄、拉丁美洲等不同语种和地区的文学图景，对于二战之后的小说家和获奖作品尤为关注．无论梅勒、福尔斯、图尼埃、昆德拉这样的文坛宿将，还是翁达杰、麦克尤恩、村上春树等新生力量，连同《暗店街》、《玫瑰的名字》、《香水》、《奥斯卡和露辛达》等惊世之作，在千余幅精彩的图片和上百条书目单的映衬下，五彩斑斓，尽收眼底。附录部分则记述了作家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古典诗词的一点偏见和私爱，或褒或贬，不留情面。

《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这个题目，从谋划起，到动笔，至今也有十个年头了。在此期间，先后出版过两个版本，承蒙读者雅爱褒扬，有所鼓励，也得到不少同行匡正，获益匪浅，遂贾馀勇，陆续补写了若干篇章。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好意，郑重推出这本书的新版，不仅收集全部有关文字，还附以多幅难能可贵的精美插图，以飨读者。 趁这部书的插图增补版问世之际，关于文人之死，写上几句附言，聊表寸忱。 人总是要死的，对死者而言，死了死了，死即是了。对生者而言，便有着不同的盖棺论定。司马迁说过，或死得重如泰山，或死得轻如鸿毛。但时间推移，历史沉淀，会使当时比泰山重的死者，后来变得比鸿毛还轻；反过来，死时比鸿毛还轻，经过数朝数代以后，又变得比泰山还重了。所以，对一个文人的评价，有时很说不准，很难拿捏。因此，对旧时称之为“士”，后来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中国文人来说，最省事的办法，以其寿终正寝，日正常死亡，以其死于非命，曰非正常死亡，加以区分，也就免得一回儿泰山，一回儿鸿毛，来回折腾，缠夹不清的麻烦了。 中国文人有一种奇特的品质，无论其为大名人，还是小名人，无论其为好死者，还是赖死者，应该说百分之九十点九，都以维系数千年的中华文化自任，绝不敢让这一线香火断绝在自己手中。也许每个人的贡献有多少之别，努力有大小之分，但都能尽其绵薄，报效祖国母亲。尤其那些“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佼佼者，为主义献身，为真理舍命，为民族大义而洒尽热血，为家国存亡而肝脑涂地，以“头颅掷处血斑斑”的书生意气，与暴政，与侵略者，与非正义，与人吃人的制度，与一切倒退、堕落、邪恶、愚昧，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者，从来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 如果没有这些精英，以坚忍不拔、前仆后继的意志，继往开来，以历经厄难、矢志不坠的精神，发扬光大；没有他们在暴政的压迫下，在战乱的摧残下，在文字狱的恐怖下，在掌握权杖的帝王和不掌握权杖的人民大众联合起来以毁灭文化为乐事的无知愚昧统治下，还能够坚守文明，珍惜传统，还能存灭继绝，薪火相传，恐怕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华文化，早就像古埃及、古印度、胖尼基、两河文明，乃至玛亚文化一样，消失在历史的星空中，成为绝响了。 正因为一代又一代传承相继，中华民族才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始终葆有强大的生命活力。因此，功不可没的中国文人，无论其为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能够被人记住，载入史册；在有皇帝的年代里，甚至列入“天地君亲师”的最后一位，受到老百姓香烛纸马的供奉，顶礼膜拜，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 不过，话说回来，中国文人尽管在理论上地位很高，被供奉在香龛里，神气十足，可在这块国土中，上至王者，下至草民，并不真把文人当一回事的。千万不要以为“士农工商”的排序，就拥有优先权。因此，切切牢记这一条，谁要缺乏这最起码的清醒，就有碰一鼻子灰的可能。对统治者来讲，文人嘛，九儒十丐，上不了台盘，装装门面用得着，唱唱赞歌用得着，可到了开饭时间，那张桌子上肯定不会有你的座位。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咱们中国人算得上是最崇尚功利主义，最讲求现实精神的民族。数千年来，无论神州怎样天翻地覆，而不致陆沉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在这种物竞天择的大环境中，中国人为求得生存而养成独善其身，绝对自我，而罔顾其他的个人至上主义，因而生存能力和生命活力特别强大。在这些讲求实利的同胞眼里，文人在牌位上受到敬奉，享得清名，属于精神层面的虚荣，不影响谁的实际所得，自然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因此，中国文人的祖师爷孔夫子，还加冕一个“百代素王”的盛名，历代帝王专门跑到山东曲阜去祭孔，搞一番形式主义的崇敬；说穿了，这与《西游记》中玉皇大帝封孙悟空一个“齐天大圣”的番号，是差不多的意思，不过给后来的圣人之徒一种虚幻的满足罢了。 一旦哪位舞文弄墨者不安于位，从“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上：走下来，偏要食人间烟火。乃至于插手政治，染指权力，干预现实，觊觎利益，以为在统治者的权力盛宴中，有分一杯羹的资格，那就可能要给自己找麻烦了。且不说台面上的九五之尊，和簇拥在身边的人，对你持何种态度，仅桌子下的那群虎视眈眈的狗，也会脸飞六月之霜，给你颜色看。因为这些食肉类动物，自以为跷起一条腿，也要比文人高半头，哪能把桌上扔下来的肉骨头，施舍给一不识相，二不知趣，三不晓得自己吃几碗干饭的文人？ 这就明白封建社会中文人不走运的缘故了。中国一共三百多个帝王中间，简直找不出一个始终高看知识分子，友好对待文人的明君贤主。这些帝王，有文化者嫉妒文人，没文化者憎恨文人，半瓶子醋者刁难文人。因此，中国文人从来面临命悬一丝的华盖运，期望值是不能。也不必订得太高，否则只徒增烦恼，弄不好还要付出代价。鲁迅感慨过，“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华盖虽然很堂皇，但也可能像盖子一样压住，一生过着无可奈何的日子。 碰头，倒也无大碍，如果只是鼓个包，抹点碘酒，也就消肿化瘀了，可头碰掉了，什么接骨药也无济于事。因此，在这种无论如何笑不起来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岁月里，文人越位的结果，无非两道，一是春秋战国屈原跳进泪罗江的自杀，一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他杀，有史以来的中国文人非正常死亡的记录，好像就是从这里掀开第一页的。 于是，除了统治者的文字狱消灭不少文人外，许多文人跳不出自设的心狱，也自相残杀，这心狱，首先是自己杀自己，其次是同行杀同行，这两种非官方的杀，恐怕是相当一部分文人非正常死亡的悲剧来由。 休看那些大师、中师、小师，如何自视情高，“不为五斗米折腰”，如何标榜淡泊，“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灵魂中依附的劣根性，若是能在统治者的盛宴中，哪怕敬叨末座，也是屁颠屁颠，鞋都来不及穿，马上报到的。我就看到一些当代文人，对于权贵，横眉者少，俯首者多。对于权力，得之窃喜，失之弥痛。虽然私底下，食不知味，寝不安席、但在人前，作傲岸状，作不屑状，作“富贵于我如浮云”状，还是挺像样子的。说白了，不过是自欺欺人的障眼法而已。得和不得的冲击，上和不上的跌宕，有和没有的自虐，活和不活的折腾，很多文人就这样把自己结果了的。 知识分子这种自戕，有的时候胜过统治者对于文人的杀戮。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天性如此耳。从穿开裆裤的年纪，拜完至圣光师，塾师开蒙，开明宗义，“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开始编织的这个‘学而优则仕”的玫瑰色美梦。因之，对于权势的亲和力，对于官衙的趋附力，对于名利的向心力，童稚时期就耳濡目染，成天性，成本能，一辈子就幻想着状元及第，一步登天，金榜题名，衣锦还乡。这种原动力，驱使着中国文人，要挤进这个台面上去，要得到他认为应该得到的一切。 然而，想得到，能不能得到，得两说着；得到了，能不能长久地据为己有，还得两说着；这位文人想得到，那位文人未尝不想得到，鹿死谁手，尚未定局，就尤其得两说着；这一位为得到敢使出浑身解数，那一位为得到便无所不用其极，胜负未卜，难分难解，不两说着焉有他哉！于是乎，斯文扫地，恶性循环，凭借外力，屠灭同类，非善终的文人名单，便愈来愈长。 回过头去考量历史长河中的中国文人，他们对统治者压迫的生命抗争，击节赞赏，可因可点，但他们之间自相残杀，互为仇雠，则又十分地可哀可叹，不胜欷歔。也许因为骨鲠在喉，不吐不快，遂产生了文人之死的写作初衷。历史是河，谁也不可能重复跨越同一条河，然而，历史的教训，却可以令后人镜鉴。难道活着的后来人，不可以从这些非正常死亡的中国文人身上，悟到一些什么吗？

这是一部传奇中的传奇。这是一部史诗中的史诗。这是一部集史实、学术、动人故事于一体的小说。红学界诸多争论不清的难题，在此亦见一说……瀛泳原名戴宝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第一至四届签约作家，铁岭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已发表长篇历史小说《僧格林沁王爷》、《大清帝国的八旗子弟》、《胡雪岩》（合著）、《西风唐马》、《铁马冰河》、《明吏耶律楚材》、《钱王》（合著）、《权殇》及现实题材小说《罪与色》、《迷案》等。Email：dbj16888@sina.com邵广佑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铁岭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供职于辽宁省铁岭日报，主任编辑。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二十四年，期间写过诗歌、散文、小说。著有长篇历史小说《掀开是雾》等。高鹗是如何续成《红楼梦》的？这是世人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红楼梦》问世于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当时文字狱还在盛行，要订正、续写暗喻清王朝败亡的《红楼梦》，谈何容易？从乾隆皇帝到高鹗的家人、亲友，还有胆小怕事者、别有用心者、欲借此书构陷高鹗者，都是一道道难逾的高墙、阴沟。高鹗冲破了所有险阴，凭着非凡的才智与执著，以及对曹雪芹《石头记》的透彻理解，进行了创造性续写。并且借助他人之力——同窗挚友、曹雪芹的友人、皇室中人，尤其是巨贪和坤的力保，最终使《红楼梦》问世！在续写《红楼梦》期间，相伴着一段浪漫凄美的爱情绝唱。当初若没有那位被迫出家、温柔刚烈、脂砚斋的外甥女畹君，便没有今天《红楼梦》的流传。这是一部传奇中的传奇。这是一部史诗中的史诗。这是一部集史实、学术、动人故事于一体的小说。红学界诸多争论不清的难题，在此亦见一说……

一丝丝的加忆，飘落着淡淡愁，如梦幻如真，飘落了。多年以后，她说：“初恋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相爱的日子她算过，她以为那是天长地久，没想到这样的他和她却漂泊在两条不同的时间河流，但她说：“生和死有爱就隔不开。”为了爱梦一生悠悠荡荡几番浮沉梦里的余温够我抵挡那世间寒冷

这是一个关于我在肯尼亚四年生活的故事。在那段日子里，我不顾一切地追随着自己最爱的人，也经历了人生的天堂与地狱。这一切甚至可以看成是我争取生存的一次抗争！这是一次未完成的冒险，但足以将我的肉体和精神推向崩溃的边缘。这是一次抗争，一次我和女儿娜皮莱最终获胜的抗争。一段旷世奇缘，一幕爱情悲剧，一个风靡欧美的传奇故事，德文版已售170万册，被译成14种语言。去过肯尼亚吗？想和非洲风情作一次亲密接触吗？那么，请跟随“白色玛塞”一同走进神秘的非洲部落吧！科琳娜·霍夫曼，1960年生于瑞士图尔高州劳思菲尔德，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法国人，目前与女儿定居瑞士。她同肯尼亚丈夫离婚后仍然继续供养着他的家人。本书是瑞士女作家科琳娜·霍夫曼的自传。科琳娜·霍夫曼和她的未婚夫麦考到非洲肯尼亚度假，偶遇非洲玛塞族青年勒克廷迦，并对其一见倾心。科琳娜回到瑞士后，不顾家人和好友的劝阻和反对，卖掉在瑞士的小商店和全部家产后只身一人重返肯尼亚与勒克廷迦完婚，并从此开始了幸福而艰辛的四年非洲生活，她在愚昧落后的玛塞部落住草棚，过着十分简陋的生活，无论饮食还是卫生条件与她的祖国都无法相比，但这些困难都不能难倒她，因为她深爱着她的丈夫。然而由于非洲与欧洲巨大的文化差异，使他们婚后生活出现重重矛盾。科琳娜经过种种努力都无法挽救他们这段奇异的婚姻。她感到疲倦了，决心回到瑞士，想尽一切办法带着她的女儿逃离她既爱又恨的丈夫和肯尼亚。本书对非洲大自然及其土著部落生活的描写令人耳目一新，尤其是作者对她这段生活的描写，真实感人。它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什么环境，都不要放弃对生命和生活的追求。

一本德语“文学教皇”的回忆录；一个“20世纪最美的爱情故事”；一部一年内重版16次的德国第一畅销书！这是一部自传，一部回忆录，但它的内容不仅仅是涉及他个人的。凡要了解希特勒执政前的德国及执政时的德国的文化和社会面貌的、要了解二战历史、特别是犹太人受迫害历史的读者；要了解战后东欧国家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想了解战后德国文学生活和战后德国文学史及当代德国语作家的人品风貌的读者，那么本书都提供了很形象的资料。本书还很适合于评论家和作家阅读，因为它常常谈到评论家和作家们的关系及作家的心理。这部自传记录了作者半个多世纪来与布莱希特、西格斯、瓦尔泽、棱茨、伯尔、格拉斯等百多位驰骋德国文坛著名作家的交往，叙述了德国文学、出版、报业等文化以及音乐、电影、戏剧、绘画等艺术领域几十年来的许许多多轶闻趣事；它也是一部赞美爱情的篇章，作者在书中以很大的篇幅描述了他和文学艺术界的几个青年女子以及结发之妻托西阿的情感和爱情，德国著名学者弗兰克·席尔马赫说：“拉尼茨基写出了本世纪最美的爱情故事。”拉尼茨基自己认为：他“走过的道路是由20世纪的政治、社会科学和文学潮流交织的”，所以，此书也是一部涉及诸多方面、史料详实、内容丰富的德国文学、文化史。本书于1999年年底出版，一面世便引起轰动，至第二年10月就重版了16次，达30万册，连续数月列为非文学类第一畅销书。作者在上世纪80年代初访问过中国，回国后写了许多德国文学对中国文学影响的文章，因此他也深受中国读者的喜爱。

此集收入了七十余人、八十余篇纪念韦君宜的文章，从不同时期、不同侧面介绍了韦君宜的生平事迹及高尚品格。作者中有她清华同学于光远、黄秋耘；延安时期的战友、上级张光年；有她扶持过的作家王蒙、张洁、冯骥才、张曼菱、竹林、胡尹强等大大小小的作家，也有她的老部下缅怀她的文章。读者从中可以了解作为革命家、编辑家、作家的韦君宜，也可以了解作为母亲、妻子的韦君宜 。

陆游一生，充满救国救民之心，尽管他不是正宗的儒者，但他终身践履儒家“汉国平天下”之理想而不悔。他是一位诗人，一位少见的伟大诗人，他一生的重要成就亦在诗；但他不愿意只是一位诗人，他自己曾说不愿意做一位诗人，他的心是在诗外。本书以简明的文字和生动的彩画，展现了陆游主张坚决抗战，虽一直受统治集团压制，但收复中原的信念始终不渝的人生经历。

黄包车的车铃「得铃铃」地响着，春阳从透嫩绿的树梢撒下，花灿灿的阳光在张爱玲脸上闪动，她正要去参加一个女作家的座谈会，会举办这样一个座谈会和她这半年在上海崛起造成轰动不无关系。然而真正在张爱玲眼底闪烁着光彩的是爱情，是心里有了一个可以想着的人。张爱玲身上黄丝缎旗袍在阳光下很耀目，不时要引起走路或骑车迎面而来的人侧目，她一派闲适的依在摇摇晃晃的黄包车上，对路人的注视一点也不介意，她只觉得这春天有一种从寒冬熬出头来的欢畅，她和所有树梢的嫩叶一样俏立在枝头迎接生命的美好。那些望着她的人，就象是翘首望着春天一样——她就是一九四四年上海的春天。一九四四年，这也是她一生当中唯一的一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