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韩寒》由韩寒的父亲所写，向读者介绍了韩寒的成长经历。《儿子韩寒》内容丰富，资料全面，有助于读者对“韩寒”这个特殊现象及韩寒这个人有一个较为全面客观的认识。"韩寒"这个名字，曾经引起整个社会的争论不休，"韩寒现象"是人们经常探讨的一个热门话题。

《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以编年体形式著录明朝洪武元年（1368）至清朝道光二十年（1840）之间，在江苏省一个地区文人活动的大致情况，包括他们的生卒、著述、绘事、交游等。在收录的4379人中，也包括外省文人有生长于本省，或久居本省，或在本省有较频繁的活动，或与本省著名人物有交往的有关人物。作者考订引用了大约1500种文献资料，《年表》各条都注明出处。书末另编有人名索引。本书是研究明清文学和学术文化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和工具书。现据上海古籍1986年版重印。

他是一个平凡的人，和我们每个人一样，有着世俗的一切。 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他的伟大处无人能及。他像一座高峰，让我们只能仰望。 他就是他自己，一个有独立而深刻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 他的精神营养来自于古今中外人类一切优秀的民族和优秀的思想者，而这种独立于一般人的精神营养方式又使他形成了独特的精神气质、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表达方式。 他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矛盾体，一个不可替代也不可简单评价的存在。 —切伟大都出于平凡。鲁迅也是如此。但正因为他的伟大，我们应当还原真实的鲁迅。

《我所见到的法兰西文学大师》是可贵的文史资料，是明达的文学评论，是生动的性格写生。这样的读物在国内实为难得。二十世纪的法兰西仍是世界文学思潮、流派、理论形态的发祥地。时至八十年代，这里还有哪些世界性的人物？有萨特、波伏瓦、尤瑟纳尔、罗伯-格里耶、纳塔莉·萨洛特、布托、巴攒、罗杰·格勒尼埃等等。中国人有谁曾和他们抵掌而谈？惟有《我所见到的法兰西文学大师》作作者！他是国人著名的法国文学专家，对法国文学与理论问题有系统的研究和精辟的见解；他与这些巨从进行了平等的、有深度的、面对面的学术对话；他对这些文学大家有全貌的鸟瞰与就近的性格的观察。

《济慈评传》介绍了约翰·济慈（1795-1821），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他只活了26个年头，留下的诗作也不算多，但只要是真正热爱诗歌艺术的人，都会在内心深处为济慈保留一个特殊的位置。为什么济慈如此令人难忘？他身上到底有哪些东西让人久久不能忘怀？不能忘记济慈，首先当然是由于他的美妙诗歌。济慈的创作字字珠玑，读后口舌生津颊有余香。如果要编一本薄薄的《世界优秀抒情诗辑》，他在1819年创作的《希腊古瓮颂》、《夜莺颂》和《秋颂》都有可能入选。这年头许多诗歌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记忆，济慈的一些名句却历久而弥新，一经讽诵便让人终生铭记。

《纵横论王维》虽然也从历史出发，忠实于史料文本，但更主要的特点则是积极运用西方近现代多种研究方法，从一种全新的角度来透视、解读王维。作者在解读、描述王维及其作品的同时，不断地与哲学、美学上的一些理论相互印证、发明，从而使这样的解读、描述既呈现出极为独特的研究风貌。

《叶浅予倒霉记》记述了叶浅予历尽劫波，屡屡倒霉的生活经历，以及他对倒霉的另类见解，从中我们能够了解这位艺术家的生活轨迹，并感受他的耿直洒脱、大义凛然、坦白率真的品格。人怕倒霉，又常常倒霉。其实，是否倒霉，也因人们各自的理解而有异，如若不信，请观叶公。叶公名浅予，米寿，舞画、漫画、速写为花坛三绝，然而，有谁知晓，他历尽劫波，屡屡倒霉。从某种意义而言，叶浅予之所以能成就一番事业，取决于他对倒霉的独特理解。作者有幸蒙老画家生前首肯，披露其倒霉经历，以供读者诸君品味：中华民族辈辈都有脊梁骨！

茶陵派之名，正式见于清乾隆年间。不过在此以前，提出过与茶陵派之名近似的称谓。明人徐泰《诗谈》即云：“庐陵杨士奇，格律清纯，实开西涯之派，文则弱矣。”“西涯”是李东阳的号，“西涯之派”实际上就相当于茶陵派了，只是遣词稍异而已。这可能是较早的承认茶陵派并予以命名的明人了。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又提出了“西涯一派”之说。其《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李少师东阳》曰：“吾友程梦阳读怀麓之诗，为之擿发其指意，洗刷其眉守，百五十年之后，西涯一派焕然复开生面，而空同之云雾，渐次解駮，孟阳之力也。”“西涯一派”与“西涯之派”，没有任何区别，都是指茶陵派。

《蔡澜谈倪匡》为“蔡澜小品新选”丛书之一，让你见识“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倪匡。他的博学多才，那是众所周知的了，单是精通多国语言，就令人叹服，书法、绘画、篆刻、撰文、各种经营、一生活享受……无不达到一级水准。他豪爽任侠，热情诚恳，已达到了“相识满天下，知己遍世界”的地步。他潇洒出尘，从不自诩，而自然誉满天下，那种出自自然的神态作为，虽魏晋名士，犹有不及。他是熟悉的人之中，唯一一个从来没有在背后听到过有人说他坏话的人；这种最高境界，可定名为“蔡澜层次”。写他，不如读他的文章，这不是偷懒，是实情如此。

《跨文化鲁迅论略》作者抓住认识鲁迅、继承鲁迅和发扬鲁迅精神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富于开拓性的研究，其中涉及的问题是作者经过长时间资料积累和深切思考所得，因而学术视野开阔，论据确凿可信。有些专题是以前鲁迅研究者较少关注而事实上极其重要的，例如，非暴力问题、爱的问题、宽容问题、忏悔问题、信念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或许是“五四”时期就应该大力关注的，然而，“五四”确实存在步履过于匆促，目标过于集中，甚至过于单一的倾向，以致于来不及在关注人心和人的灵魂的正面建设上做出更深广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