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写过无数妙言警句，她说西湖水是“妓女的洗脸水”，说一个女人嗓子粗哑，“仿佛吃糠长大的”，说婆媳像“猫与老鼠一样，是一对天敌”。关于服装，她这样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的贴身环境一一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张爱玲还说：再没有心肝的女人，说起她“去年夏天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一句话说到女人骨子里，再没有心肝的女人，对穿过的衣裳，也有一份发自内心的依恋——“依”字应该将人字旁去掉，改成“衣”，依恋在张爱玲眼中就是衣恋，恋衣。

《说杜甫》是上海辞书与上视纪实频道“文化中国”栏目合作推出的“文化中国”书系之一。全书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杜甫一生”，全面讲述了杜甫丰富多彩的一生。第二部分包括杜甫评说、杜甫诗存、杜甫名言和杜甫生平扫描等。作者从杜甫的作品和后人的辑录中精心挑选了这些内容，加以注释和评析，以便读者全面了解杜甫全书既叙述了杜甫的生平遭际以及同情人民的苦难，又剖析了真性格上的弱点是个人不断遭到挫折的主要原因，对杜甫性格形成的原因，对房琯事件，对杜甫与严武的关系，都有与一般史家不同的观点；其中对杜甫与李白、苏轼进行的比较，更为发人深思。

何新先生系我国著名学者、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国际知名政论家、战略问题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东方美术交流协会理事；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涉研领域宽广、学境立意高远、观点坦豁新锐、见解独到达观。《何新国学经典新考丛书》精选了他的14部国学著作，本书是《圣（孔子年谱）》卷，供相关读者阅读参考。

我们生活在祖父的大家庭里，全家二三十口人，大锅饭只供给主食和一般的副食——如炒白菜，腌萝卜这类，别的吃食由各房自理。母亲自己腌鸡蛋，每天早晨煮一个由我和弟弟景兰分食。景兰喜欢吃蛋白，我就吃蛋黄。沅君能吃饭了，但不吃鸡蛋。我们三个小孩，倒各得其所。母亲不忍，百般劝诱，也没生效果。1907年，父亲在湖北崇阳县做知县，我们这三个小孩都跟着到崇阳。父亲给我们请来个教书先生，设了一间书房。我们这三个孩子分成两班。我和景兰为一班，沅君六岁，一个人一班。功课只有国文、算学两门。父亲认为这两门是一切学问的根本，必须在小的时候把根基打好。先生教算学要用黑板、粉笔。粉笔在崇阳买不到，就写信托在汉口的亲友去买。当时粉笔称为粉条，汉口的人托人捎回来一大包，打开一看，原来是吃的粉丝，粉丝也叫粉条。

孟浩然是第一个将山水诗与田园诗合而为一并进行大力创作的诗人，孟浩然此举，不仅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形成与确立作出了臣大贡献，而被文学史家们称誉为这一诗派的领军人物，并且还成为千年襄阳历史上以诗歌大力宣传家乡自然山水的第一人。　本辞典由“正编”与“附编”两大类组成。“正编”包括“诗人生平”、“孟诗提要”、“孟诗人名”、“孟诗语词”、“孟诗地名”、“孟诗名句”、“孟集版本”、“研究著作”、“研究学者”、“孟集文本”十部分，共有词目2000余条。除“孟诗提要”与“孟集文本”外，其余基本上是按照笔画次序的标准进行编写的，极便于检索。“附编”为“汉语拼音索引”、“孟浩然研究资料索引”、“孟浩然年表”、“孟浩然研究论文选粹”、“中国孟浩然研究会理事会名单”五个部分，这样的安排，主要在于为读者提供一批详尽而可靠的“研孟数据”。二者的结合，使得本辞典是具学术优势与资料特点。但需加说明的是，本辞典无论是“正编”还是“附编”，凡涉及到有关学术争论方面的问题，大都是以中性意见待之的，或者于词条的正文之末，附上“一说为”的说明，而不强加撰写者的观点于其中。

这是作者最重要的代表作，它对留日时代“初期鲁迅”的阐释和对《狂人日记》的解读，作为。“伊藤鲁迅”的本体论，具有着一个出色的学术模型所具有的优点。其对“竹内鲁迅”框架的继承与突破，其把鲁迅放在明治三十年代背景下的问题提起，其对鲁迅与尼采关系的微宏兼备的阐释，对《狂人日记》的处理，均是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道人之所未道，体现着学术的继承性、独创性、开放性和可能性——在作者看来，“鲁迅研究”非但不是一个过去的课题，而更是一个具有现实性和未来性的课题。作者所用“终末论”，非预告世界末日的流行语，而是指哲学意义上的“终末论意义的个的自觉”。“所谓终末，并不是预想当中这个世界走向最后的事件，而是这个世界本身，在根柢上就是终末的。”“终末论”实际是要“确保乃至诙复历史，以作为主体的‘个’去爱和决断的场所”，因此“终末论是希望之学”。

令狐楚、令狐绹父子在唐代政治和文学方面都是具有很大影响的人物，令狐楚是中唐重要的政治人物，与当时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又是著名的骈文家和诗人，令狐绹则是牛党后期的领袖人物，父子俩与当时文坛名家都交游甚密。本稿广征旁搜史料，对令狐楚、令狐绹父子的家世、籍贯、仕宦、交游、政治活动、文学创作（包括诗文编年和辨伪）、生平著述等作了详尽的考证和辨析，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对令狐楚父子最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填补了学术界的一个空白点。本年谱在体例安排方面比较科学合理。谱中每年之下先录时事，以见当时之政治背景、朝廷重要人事之变迁、交游之行事等；次列谱文，详列谱主本年之仕宦、交游与政治活动；然后征引考证资料，以明结论所据；对于史籍记载及今人论著有误或歧异者，则作“辨正“、“考异“；与谱主相关的遗闻逸事，以“附录“形式附于其后；最后为诗文编年。这种体例编排方式，显然经过作者精心的考虑，对于令狐楚父子这种政治、文学上兼具影响而其本身的史料又错综复杂的谱主而言，无疑是最为恰当的。此外，本稿征引材料丰富，考辨精审。是一本值得学界关注的著作。

六月里的一个夜晚，狂风暴雨肆虐，天气很凉。五位年轻人聚在温暖的狄沃达蒂别墅里，这是一座临着日内瓦湖南岸的避暑山庄，颇为豪华。当中的一位，拜伦勋爵，翻开了一卷译成英文的德国恐怖故事，开始大声朗读起来。除了闪电的光芒偶尔照亮窗子外，给屋里唯一带来亮光的，就是闪动的烛光和壁炉里燃烧的木头了。拜伦喜欢吓唬人，特别是当别人因为户外雷声隆隆狂风呼啸而惊悚万分的时候，他更是乐不可支。故事读完了，拜伦合上书，提议来一场比赛：每个人都来写一个鬼故事。他也许想像不到，他提出的这项挑战会催生一部注定比他自己的作品更有名的小说，也想像不到，玛丽·雪莱会是这部小说的作者……

第一，无论是作为一位成功的报人查良镛，还是作为小说家的金庸，从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的今天，他在中国文化生活中所起到的巨大影响，确实可以用“传奇”两个字来形容。我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接触到金庸的小说的，由喜爱进而思考金庸的小说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这种思考引导我跳出五四时期形成的那一套所谓的新文学观念，而发现一个更广阔的文学世界，尤其是发现了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以及民间文学之间，一直暗藏着巨大的源流，一脉相承。1993年，我曾经写过一本很不成样子的谈论金庸生平和作品的小书。如果说在那个时候，所面对的问题是资料的匮乏，那么，在今天，问题已经变成了：如何从庞杂的资料中去寻找到金庸真正的身影？对我而言，一本真正的深入金庸内心世界的传记，还是一个不可及的理想。因此，我采用了最平实的办法，就是用了编年体的写法，尽可能展现原始的材料，避免主观的描述，让材料自己去说话，让读者自己去判断。通过几个关键的年代，把金庸生平中的重要时刻予以展现。之所以把具体的年代作为线索，是想提醒读者，如果把金庸个人的生活经历与大的时代背景相联系，也许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能够写出那样的作品，以及那样的作品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受到如此广泛的欢迎。第二，关于金庸，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人们一直在如何评价他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在我看来，金庸是否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或者是否是一位经典的作家，不是某个人或某个群体能够裁定的，只有时间可以证明：100年或更多年后，我们这个时代流传下去的是什么作品。目前，我们能够面对的只是一些已经存在的事实：比如金庸小说的巨大发行量，以及被广泛而反复地改编成影视剧，更令人惊奇的是，金庸小说还不断地被作为网络游戏的资源。当代没有一位作家的作品，能够像金庸的作品那样超越了媒介的限制，以报纸连载、图书、影视、网络游戏的方式得到如此多元而广泛的传播。第三，因此，金庸作品在当代的实际影响力是值得我们去仔细探究的，或者说，20世纪60年代以来，金庸小说对于华人的精神世界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以及为什么在华人世界受到如此欢迎，是值得探究的问题。我个人的基本看法是，在中国社会和文化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深刻变化过程里，金庸以武侠小说向古典中国作了一次深情的回眸。当20世纪60年代，与中国内地隔绝的香港的读者以及海外的读者，读到金庸小说时，一定恍惚之间回到了古典中国，回到了那梦中的神州大地。到80年代，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初读金庸的小说，也是突然发现了一个瑰丽的古典中国。因此，金庸的武侠小说，超越了武侠，甚至小说的范畴，成为一种“文化的乡愁”，是大家已经永远失去了的“家园”。金庸用文字，用奇异的故事，把这个“家园”永远定格，成为我们不朽的记忆。

本丛书由韬奋纪念馆主办，主要刊登新发现的韬奋佚文及手迹和照片，国内外作者研究韬奋的论文及研究动态，国内外已在其他报刊发表的有新观点、新思想、新材料的研究文章的摘要，有关韬奋纪念研究活动的大事记和活动照片等，是研究韬奋的年鉴性的资料书，不仅有研究价值，而且有保存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