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安徽县城里的一个叫陈立新的青年职员因为偶然读了汪曾祺的一册文集《晚饭花集》，爱不释手，于是将此书全部抄在了四个日记本上；后来这位青年又到汪先生的故乡高邮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回来后就将自己的笔名起为“苏北”，以示自己对于汪先生的爱慕。之后的二十多年，他一直追随汪曾祺，向他学习写作的技巧，学习做人的道理。《忆·读汪曾祺》就是苏北与汪曾祺先生二十多年交往最完整的记录。《忆·读汪曾祺》一书中还收录了多幅汪曾祺先生的书法、绘画、手稿以及书信等图片，具有十分珍贵的艺术品鉴和学术研究价值。

圣像一旦熄灭了光环，得到的绝不是亵渎，而是真正由衷的敬仰和礼赞。鲁迅在中国人的心里，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圣像，而今，越来越多的探索者，从膜拜的跪垫上站起，走近这尊雕像，去抚摸、敲打以至解剖。

《年谱》记出陈维崧在明末成年前后，便曾随其父陈贞慧到南京，认识了那群以意气名节相矜持的复社文人，不独受其感染，还先后从吴应箕学制艺文，从陈子龙学诗；侯方域在明清易代之际，为避难曾躲在宜兴陈家，也曾与之研讨文章。清兵渡江，吴应箕、陈子龙先后殉国难，更对他造成沉痛的心灵创伤，成为终生抹不掉的痛苦回忆。这便不难理解，到了康熙十二年（1673），他已经在努力谋求出仕的时候，还记得崇祯帝的忌日，“蓦然却想，三十年前，铜驼恨积，金谷人稀。划残竹粉，旧愁写向阑西”，作《夏初临》等词，抒写内心兴亡之悲。陈维崧在明末是进了学的，入清曾绝意进取，放弃了诸生籍，而后来又恢复了学籍，并且日益迫切地谋求出路。这个中缘故，如果只归因于清王朝已经巩固，社会安定了下来，作为封建文人的功名心改变了原来的人生价值取向，固然不错，但却失于笼统，缺乏陈维崧个人生命历程的实际内容。《年谱》中记载了他入清后遭遇的多种灾难，如家族矛盾，强人对其父的绑架勒索，族人的侵产夺舍，仇家（与之有世仇的周延儒家）的生衅滋事，受亲戚周鍭谋反案株连，父亲陈贞慧及二弟陈维嵋曾被捕入狱，家产损毁殆尽，又时时受到官府的威胁，不得不经常外出依人。他最初恢复诸生籍，如陈维嵋所说，是由于“邑中有仇者乘隙构难端”而采取的自我保护措施。因为这样可以表示与新王朝无异心，还可以享受到做秀才的一些优待。然而，情况没有发生改变，到“科场”、“通海”、“奏销”三案发生，多位亲友受株连，有的被杀，有的被流放，自己也受到威胁、迫害，有赖在扬州做推官的王士稹致书常州推官毕忠吉予以照拂，方才免于追查。此后，为了寻求个安身立命之所，才认真地去应乡试，乞求相识的朝官提携、援引，个中包含了许多的辛酸、无奈，是不可以用功名利禄心说明得了的。

本书作者金庸的读者是以亿来计算的，是全世界古往今来读者最多的作家。活着的时候读者就以亿来计算的作家，只有金庸一个人。金庸以他一个人的功力，就让武侠小说进入了千家万户普通的生活。一个小说家、一个文学家，你成功的标志是什么？是你的人物、你的语言进入日常生活，进入日常语言。

伊沃·安德里奇（1892-1975），196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前南斯拉夫文坛的代表人物、杰出作家。他的作品中具有“史诗般的力量”，并籍著它在祖国的历史中追寻主题，描绘人的命运；他也因此被公认为哲理现实主义作家的代表人物。《安德里奇传：196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写的就是他的人生经历。

《韩愈志》以史家直笔、以贯串群像烘托主体的方式还原历史叙述中的韩愈形象，其本身也是熔铸百书、别出机杼的宏文。在对韩愈诗文本体进行研读的基础上，主要通过比较同侪、穷讨其源、竟别其流等方式来凸现。以韩愈为中心，以贯串群像烘托主体的方式还原韩愈的形象，辨析韩愈著述及其价值，借此勾勒古文发展之脉络。

《莲灯诗梦林徽因》主要内容包括：祖父、父亲、母亲、童年、伦敦、徐志摩、泰戈尔、梁思成、留学、欧游、东北大学、北总布胡同三号、营造学社、香山、模影、窗外、梅真、京派之魂、太太客厅、金岳霖等等。

关汉卿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戏剧家，一生创作了大量情节曲折的杂剧和不少优美动人的散曲。《关汉卿》从有关文献资料入手，较为细致地勾出了关氏的生平轮廓，深入地剖析了他的全部作品，在此基础上，概括了他在社会、人生、文学诸方面的进步见解，对推动关汉卿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关汉卿》（作者李占鹏）是“中国思想家评传简明读本”之一。

吴中胜编写的《杜甫批评史研究》以批评史为视角，以历代杜甫批评为对象，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采用综合分析的方法，以时代为纲，以具体的批评家或著述设目，考查历代学者对杜甫及其诗学的思想态度。并对其发展脉络作专题性的描述，对其时代特色和精神特质作较为深入的理论分析。审视千年杜诗学，客观上是存在一部杜甫批评史的，其内容呈现出时代性、过程性和复杂性的特点。《杜甫批评史研究》从批评史的视角研究杜甫，有别于“就杜甫研究杜甫”的传统思路。从理论上说，伟大的作家杜甫不是天生的诗圣，后人对其人、其诗有一个不断认识、批评和认同的过程。杜诗的价值也正是在这个不断认识、批评和认同的过程中生成的。

《杨循吉研究》以明中期吴中“狂狷”文人杨循吉为研究对象，深入考证了其生平事迹、交游情况，评价了其文学观念、文学创作水平，同时，也论及明中期吴中文学的发展脉络和特性。本书资料翔实、考证严密、结构严谨、逻辑清晰，有助于提升研究者对明中期吴中文学乃至吴中历史文化的进一步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