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说格林斯潘在美国是仅次于总统的大权在握的人，实际上他的权威还超过总统。本书是第一部关于格林斯潘的传记，不仅有他在联储会的中军帐如何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描述，对他的人生经历，思想轨迹、性格塑造和婚恋生活等也多有披露，而且写到他领导全球摆脱金融危机的最新策略。

我出生于1910年8月韩日合并条约*公布五年后的1915年11月25日。那个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下令每个私立学校都要唱日本国歌。当时我国到处都建立了光复秘密决死队。咸镜线开工了，京元线开通了，釜山港、镇南浦、筑港、元山港都已竣工了。日本胶鞋也出现在朝鲜市场上。四年后，“三一”巳未独立运动*爆发了。上小学之前，我在爷爷的学堂里读书，从《千字文》开始，《童蒙先习》、《小学》、《大学》、《孟子》、《论语》，还有无题诗、联珠诗、唐诗等总共学了三年。在既是祖父、又是先生的大人面前，我之所以能够一字不落地背诵，不是因为我对学习这些有什么兴趣，也不是因为我已经理解这些内容，而是因为背不上来祖父就会拿笤条抽打我的小腿。没等我完全理解私塾里学习的汉文的意思，十岁那年我就上学了。小学的学习太容易了。我从一年级一下子跳到了三年级。但是因为毛笔字和唱歌成绩差，所以直到小学毕业，我的成绩始终是第二名。我是个急性子，急得连穿鞋都不分是左脚的，还是右脚的，常常因穿反而受到批评。写好毛笔字需要耐心，可我这急性子是肯定写不好的。我天生就是跑调大王，所以我的音乐课成绩也是最差的。在我前面一直得第一名的同学，后来当了一名狱监。 我一进小学，父亲就开始训练我当“一等农民”，让我接他的班。每到假期和星期天，我从早到晚在他旁边学着干农活。连放学以后我也没有自由的时间。别人家的父母对年幼的孩子都比较宽容，可我的父亲却非常严格，连中秋节前一天也让我收荞麦，根本不给我自由时间。上学的时候帮父亲干些农活，算不上什么活。小学一毕业，父亲正式开始训练我当一名真正的农民。我曾梦想过考入高一级学校，当一名老师。然而这一梦想也因情况所迫成了泡影。我干着繁重的农活，只要一有空就想：农民一辈子拼死拼活地干活，累得直不起腰来，也吃不上一顿饱饭。我的一生也得像父亲一样在苦累中度过吗？每当想到这里，我的心就烦，觉得前途一片茫然。在农村这么呆着，我也会像父亲的一生那样。干农活，比起劳动的繁重程度来说，所得的报酬就太少了。我想离开故乡，做一做不是庄稼活的其他什么工作，虽然是茫然的想法，可我想，无论做什么事儿，只要付出干庄稼活那样的努力，其所得肯定比种庄稼多得多。不管怎么说，我都想到城里去闯一闯。那时，促使我离开故乡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全村惟一的报纸——区长家里订阅的《东亚日报》。这份报纸往往在 ……

提起中国近代史上功绩卓著的先辈们，人们自然会想到那些浴血奋战的革命先烈、追求进步的民主斗士、硕果累累的科技专家、声誉显赫的文化名人，而往往忽略了在中国古老土地上为创立各种各样新式企业而艰苦奋斗的企业界先驱们，这恐怕是不公平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涌现出一批民族资本家。他们是我国新式工业、商业、金融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开拓者，也是学习欧美、日本资本主义企业管理方法的先行者。他们在“一缺资金，二少技术，三乏人才”的困难情况下，建工厂，开商店，办银行，搞运输，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他们冲破封建势力的重重束缚，同外国厂商展开激烈竞争，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确立起新的生产方式。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一些久负盛名的老字号店铺的经营者，逐步采用新式机器代替笨重的手工劳动，逐步实行了比较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从而跻身于民族资本家的行列之中。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一些爱国华侨为了民族的振兴和祖国的富强，放弃优裕的生活条件，回到国内兴办企业，呕心沥血，百折不挠，为促进近代民族经济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到了近代，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新式工商、金融和交通运输业，那么其处境将是不堪设想的，更谈不上繁荣富强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资本家尤其是各行各业的开拓者，理应青史留名，功绩不泯。遗憾的是，在建国以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对民族资本家在近代史上的地位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提到为营造中国近代化大厦而添砖加瓦的先辈们时，往往忽略了一些著名民族资本家的名字。至于有关民族资本家的传记，那就更罕见了。究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以往对于“实业救国”的批判，影响了对民族资本家的客观评价。历史现象毕竟是复杂的，往往需要作具体分析。对那些借“实业救国”之名，行阻碍革命之实的人，应该给予恰如其分的否定；而对那些抱着真诚的救国之心、切切实实地办起了许多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厂企业的民族资本家，则应给予实事求是的肯定。其二，民族资本家都有着剥削工人、追求剩余价值的经历，因此而对其确立先进生产方式、繁荣民族经济的进步一面讳莫如深。如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就应该既承认资本主义企业在瓦解封建基础方面的进步意义，又看到它内部蕴育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其发展趋势必然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因此，既要肯定民族资本家在发展民族经济历程中的进步作用，也不应回避他们的剥削行为，这样才能成为信史。同样是民族资本家，讲求科学经营管理的，与只知道敲榨工人血汗的相比，差异是悬殊的，成就也大不相同。今天，对前者的经验加以总结，不失为一笔宝贵的遗产。50年代，毛泽东同志在会见黄炎培、陈叔通等工商界人士时谈到：现在，我们搞重工业时，不能忘记张之洞；我们搞轻工业时，不能忘记张謇；我们搞化学工业时，不能忘记范旭东；我们搞交通运输时，不能忘记卢作孚。其中后三位都是民族资本家。近年来，“面粉大王”荣德生的塑像在其家乡无锡落成；南京市各界集会隆重纪念“纺织巨子”刘国钧诞辰100周年；南通市创办了“实业大王”张謇研究会。前不久，被誉为“金笔汤”的女制笔企业家汤蒂因逝世，上海各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全国工商联在京集会，纪念“航运大亨”卢作孚诞辰95周年。著名民族资本家的事迹被陆续搬上银幕，电视连续剧《子规啼血》记叙了状元张謇冲破重重阻力，兴办实业的经历；电视连续剧《范旭东》记叙了这位“工业先导”奋战荒滩几十年，为祖国化学工业奠基的事迹；电视连续剧《天字号风云录》记叙了味精大王吴蕴初白手起家，创办天字号企业集团的历程，情节都十分感人。所有这些，都表达了人们对曾为发展民族经济作出卓越贡献的著名民族资本家的敬仰和怀念。吴广义、范新宇二同志潜心研究，撰写成这部《中国民族资本家列传》，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书中收录的60多位民族资本家，都堪称是我国工业、商业、金融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杰出先驱。作者比较全面真实地记叙了这些著名民族资本家的坎坷经历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着重介绍了他们的艰苦创业精神，在经营决策、生产管理、产品销售、业务服务等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以及在前进道路上走过的弯路、受过的挫折，这些都能够给今天从事企业经营管理的人们以启迪和借鉴。如今，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其中既包括当今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也包括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家的经营管理经验。而吸收和借鉴民族资本家的经营管理经验，对我们更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因为这些著名民族资本家创办的企业，有很多都延续到了今天，仍然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搞好这些企业的管理和改革，对这些企业的历史，即民族资本家创办和经营这些企业的历史有所了解，是十分必要的。另外，该书对于民族资本家经营活动的记叙，既写出了他们为追求国家繁荣富强而反帝反封建的一面，也写出了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多有联系和政治上、经济上软弱性的一面，展示出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及其发生、发展的脉络，以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性。这有助于广大读者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以至中国近代史的深入了解。我们之所以把这本书命名为《中国民族资本家列传》，是因为作者对这些著名民族资本家的一生经历作了比较翔实的记述。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查阅大量的文字资料，反复认真地核对史实，还要对某些民族资本家的后人及其创办的企业进行调查访问，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对这项工作的开拓意义，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硅谷，是美国梦的化身，信息时代的奇迹，全球计算机产业的心脏，更是IT业的圣地麦加。这里拥挤着7000多家电子和软件公司；这里成长了一代代IT精英，这里组成了阵容庞大的亿万富翁俱乐部；这里诞生了袖珍计算器、个人电脑、奉献了WC、Java等。

尽管我知道自己不是专业作家，但从一开始我就非常想自己来完成这本书。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报刊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他曾告诉我写这本书的难度，在我考虑是自己写，还是与人合作写这本书的过程中，这种想法曾不断地闪现。但由于我想要这本书成为一本自传，我就不得不自己来讲述这个故事。如果说我已经成功地写成了这本书，这应该归功于两个人：我的研究者伊芙琳·斯莫尔和我的责任编辑罗伯特·戈特利布。伊芙琳来自于华盛顿邮报公司。在公司里，她负责新闻简报工作，承担包括对我的讲稿在内的各种讲稿的研究。她花费了几年的时间来整理我的材料，以便对我的过去形成整体上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作用日益重要。她对我的了解可以与我本人相提并论，她对我写的文字进行加工修饰，提示我重要的情节，得体地删去多余的文字，增加我忽略的事情。没有她的帮助，这本书就无法同大家见面了。四年中，她也得益于托德·门德洛弗。书中占很小比例的故事情节是由伊芙琳挖掘和公布于世的，这些故事源于对250多人的专访，从童年的同学和永久的朋友，到许多与五角大楼、水门事件或华盛顿邮报公司有关的人，因此它们是真实的，也深化了我的观点和看法。罗伯特·戈特利布是我在1978年最早与之谈论写作这本书的人，他从《纽约人报》回到诺佛，成为我的责任编辑。他本着认真和严肃的态度对书稿的重复部分和前后顺序作了大刀阔斧的修改，在书稿的空栏内，我时常看到“我们不需要这些”的字样，甚至对我认为有趣的地方也予以删节，他认为那些内容对文章并不起太大的作用。我真的对被删掉的一页又一页感到惋惜。有时，当我确认为应保留时，鲍勃也大度地满足了我的要求。我的朋友米格·格林菲尔德，《华盛顿邮报》的专栏编辑和《新闻周刊》专栏作家，我对她的编辑技巧和建议做了认真的研究。在我的从业生涯中，她是我可依赖的人。米格阅读了手稿并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在对人和形势的判断方面，我们总是不谋而合，在对什么使人发笑、什么令人难以忍受的分析上，也是如此。几乎是从她一来到《华盛顿邮报》，我们就建立了朋友关系，友谊与日俱增。另外还有几个人也阅读了手稿并提出了建议，这对我的确有很大的帮助。他们是：我的女儿莱莉，我的儿子唐、比尔、史蒂夫和我的朋友沃伦·巴菲特。这项工程让我重新认识了所占材料的价值。我不知花费了多少个小时来研究自己过去与父母、丈夫以及《华盛顿邮报》和《新闻周刊》同事们联系的信件、记录，我真的感激我们那时都是用信件往来。提到保存和整理材料，我必须感谢已故的无与伦比的查利·帕拉迪斯，他曾是我父亲的秘书和助理，也是菲尔的秘书和助理，最后又多年为我做同样的工作。查利习惯于唱着自己的名字“帕拉迪斯”来回答电话。我非常感激查默斯·罗伯茨，他撰写的极为生动的《华盛顿邮报前100年》成为我经常不断的信息来源。我也非常感激默洛·普西和他所写的关于我父亲的传记《尤金·迈尔》。这两本书使我们的研究思维更为活跃。我还要对同我在一个办公室工作的莉兹·希尔顿表示感谢，除了帮助我写这本书，她无私地和坚持不懈地在我的办公室工作了33年，她不仅忙于公事，帮助整理文件，处理业务往来和安排我的社会活动日程表，而且管理我的家务事，在许多方面，她使我改变了自我。在最后两年，我的助理巴里·托娜佛也给了我许多帮助。我与盖约尼（奇普）·耐特并肩工作了15年，他以特有的天赋对我的书进行了精雕细琢。此外，我还要感谢“邮报新闻研究中心”的同伴们，我一直依靠着他们，因为他们总是给我准确无误的信息。毫无疑问，我最后完成了对这本书的定稿。当我十分光荣地隐退时，我尽量使自己坦白和诚实，特别是对我的孩子们，他们对我更加重要，这一点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他们在各自的生活中收获更为丰盛。我的两个在世的姐妹伊丽莎白·洛伦兹和露丝·爱泼斯坦也参加了我的编书工作，她们给予了我许多帮助，并和我满怀兴趣地一起回忆那些充满爱意的过去。我已故的哥哥比尔，他生前总是帮助我，尽管在我还没有开始写书时他就去世了，但我更加感激他为我所做的一切。的确，写书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对过去已久的生活事件的回忆也必然带来思绪的波动。尽管如此，写这本书是一种严肃的、引人入胜的、令人十分愉快的实践。在书中，我希望自己感谢了所有应该致谢的人，而没有遗漏任何人。虽然许多人的名字没有在书中出现，但已留在我的记忆中。

暂缺简介...

简介由崇拜者到掘墓人，由揭露到思辩，97年火爆全国的《大陆首骗牟其中》的唯一作者，北京大学法律系高才生，在《首骗》事件两年后，又推出最新力作《红与黑》；本书以幽默、生动的话言，深刻的思辩，恢弘的气势，浩大的场面，大跨度的时空，众多的知名人物具体描绘了九十年代最著名民营企业南德由盛及衰毁灭的史实；道出了那段少为人知的《首骗》诞生前后惊心动魄的过程；用哈佛大学经理学院讲授的企业管理的精神分析法，从人性最深层次剖析了风云人物牟其中的内心世界，从而令人信服的得出了：牟其中不亡，天理不容！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一套《著名民主人士传记丛书》，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现代化事业中做出过杰出贡献的著名人士立传。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一部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一切造福人类的伟大业绩，都是中华民族许多杰出人物和人民群众，用他们联盟才智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克服各种困难和艰难险阻，自强不息，努力奋斗创造出来的。本书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传记丛书中的一本，记述了章乃器的生平事迹。

国史氏曰：甚矣，知人论世之不易也。本传记追溯的，已是整整一个世纪前开始影响到中国历史行程的众多先行者之一，欲信，更是难上加难。珍贵史料随时代变迁，沧海桑田，日渐淹没，然而，这尚非主要的阻隔。更重要的原因是：自古以来，治史者只注目于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为伦理史观所拘，留下的几乎仅是一部政治史，这是传统，也许无可非议。君不见，金碧辉煌的皇宫帝陵均只为他们所设，文史馆里青灯黄卷，也只照得见他们嗜血的业绩。又有谁会留意到从事商业工艺，默默为民积累财富的“市侩”？——古书记载，视工者为“末业”。陶朱公以巨贾传名后世，也只因他曾为赫赫有名的谋相范蠡罢了。希望这篇传记对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能有所裨益；而与马应彪先生老一辈工商界的爱国创业精神，对青少年一代有所启发鼓舞，并借此发扬光大，起到良好作用。

暂缺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