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为了抗日已经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工作，我一生下来所面对的就是日本兵和皇协军不断进村烧杀抢掠。每次从村里往外逃跑时，我很小跑不快。母亲是个小脚女人，也跑不快。娘儿俩总是落在大家的最后面，有时很危险。有一次母亲往脸上抹了一些锅底黑不想再跑了，但是又怕我会有什么闪失，就只好再跑。有时我外祖父家小马圈村比较平安些，母亲就和我到外祖父家躲几天。外祖父叫王老让，是一家之主。大舅舅叫胡叫，二舅舅叫小瓮，姨姨叫金珠。外祖父家有一个很大的后院，院里种着很多花果树木。后院前面有一座很好的砖房四合院，院子上空用铁丝网罩住，防止盗贼进来。记得一群土匪趁着兵荒马乱之际端着枪在房顶上砸明火，大呼小叫不给1000块现大洋就要开枪。外祖父一再说好话也不行，看来铁丝网也挡不住他们，就只好给了100块现大洋才好不容易把他们打发走。母亲害牙病，村里的医生看不好，只好硬着头皮到赵县城里去看。母亲和我坐在细车子（有篷、有门帘的马车）里，大舅舅亲自赶车。大舅舅在县城上过学，对县城里的情况比较熟悉。一路上担惊受怕，进城门时日本兵和皇协军手持刀枪、一脸凶相地查看“良民证”。进城后到处充满白色恐怖，不敢抬头观看，不敢多说话。看完病就赶快回来了，幸好没出什么事。看到日伪军要来的时候，人们可以带上自己的牲口一块儿跑。如果牲口跑惊了，人就控制不住了。我们家里和外祖父家都跑丢过大牲口，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牲口在野外不像人那样好藏身，容易暴露目标。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外祖父和本家几户人家在野外自己的地里挖了一个“地窨子”。在几十平米的地方向下平挖了一人多深，上面棚上顶，里面可以藏几十个人和十来个大牲口。敌人来时几家人就牵上牲口到这里来躲藏，效果还P10不错。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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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为樑，应为樑”这是民族学家江应樑的誓言；把人类学和民族史结合起来研究少数民族，是江应樑一生从事研究的最大心得……世事变幻，他没有放弃；命运多舛，他没有动摇。本书为你描述了民族学家江应樑的坎坷一生，向您还原一个真正的江应樑。

陈垣，广东新会人。他经历过晚清、民国、北洋军阀、新中国四个时代。青年时代，在广东发表过大量反帝反封建的文章。曾受过医学教育，是近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没有受过正规的史学教育，全靠自己的勤奋，自学成才，著作等身，在宗教史、历史文献学、元史、中西交通史等各个学术领域，作出创造性的业绩，成为世界级史学大师。从教70多年，任过46年大学校长，桃李满天下，许多学生已成为国家的栋梁。他虽长期居住北京，但与广东著名学者陈寅恪、岑仲勉、冼玉清等交情甚笃，对广东的学术事业关怀备至。陈垣祖孙三代都是著名的史学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罕见的。本书用丰富的材料，通俗易懂的文字，叙述了陈垣92岁的人生历程。同时，又对陈垣在世界的学术地位与影响、师友间的真挚情感，祖孙三代的学术传承，都有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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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5月29日上午九时许，湖北省当阳市当阳宾馆八楼会议室座无虚席，一场感人肺腑的报告会正在举行。来自中宣部新闻局、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多家新闻媒体的记者聚集一堂，一位年过...

本书中所介绍的科学家都是科学界的泰斗级人物，他们对当今世界的发展有着深远且必然的影响。他们阐述了运动定律，发现了电的工作原理并阐明了原子结构。他们把化学物质分解到元素，并在太阳上、月亮上、星体上乃到深入到地心处都发现了元素的存在。通过研究动植物化石，他们创立了进化论。通过研究绿豌豆、白眼果蝇和X射线，他们创立了建立在细胞基础上然后是分子基础上的遗传理论。在探索了微观世界几个世纪后的现在，在人类进化方面，科学家们发现了单细胞动物是如何从细菌演变而来，并发现二者均是人类的祖先。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辨别出了人类谈话时无意识与有感知的潜在尺度-阐明了情绪发展、语言和全球文化基本元素的性质。本书中所列科学家均以发现自然界的新事物而闻名，而并非以能将其运用到其他领域而著称。由于这个共同且有用的区别，伟大的发明家与工程师被排除在《科学家100人》之外。

前辈学者的墨迹手泽历来为人们所珍视，本书作者收藏近代人物的手稿、信札、字画既久，以他对前贤的熟悉，在书中讲述了清末民国时期数十位著名学者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以及学界文坛的掌故逸闻。作者还配合叙述精选出百余件翰墨珍藏，包括严复、梁启超、王国维、黄侃等人的手迹，展读此书仿佛与这些名人对坐，纸墨如旧，神彩烂然。本书前言我不搞收藏，对收藏家的痴情却向有好感。前人的信札、手迹保存下来不易，倘不是有人留心，大多散失掉了。自计算机出现，文人纷纷换笔，要一睹写作的笔迹已很难了。所以一旦看到手书的书稿、尺牍之类，自然兴奋。那里不仅能嗅出作者的心性，连精神色泽也可感受到吧？不知怎么，我一直觉得汉字应是手写的，电脑似乎破坏了文气，这看法或许有点迂腐，但每每看到墨写的文章精妙透彻，远胜于网络文本，常常坚定了这个信念。几年前与友人策划过民间藏书展，与方继孝先生结识。那时他展出了自己收藏的近现代文人书信，品类之多，内容之丰，都让我兴奋不已，许多文人的墨宝，都与其结缘了。方先生对文史很有研究，喜欢广搜文人手稿，从李慈铭、缪荃孙、黄遵宪、严复到熊十力、马一浮、许寿裳、许广平、蒋梦麟等，读其藏品，如阅往事，仿佛是个博物馆，留住了往日的时光。近日读其书稿《旧墨记》，介绍所藏名人信札，多有收益。一些史书与专著未曾着墨的文化轶事，汩汩地流出。对文史略有兴趣者，想必会喜欢一阅的。旧式文人间的互往，礼节之外，还有情调在，这是难得的一面。方氏藏品中有诸多秘史文献，战乱之年读书人的心绪于此可见一二。读晚清后文人的只言片语，有大的忧患，人间冷暖也隐含其中。章太炎的独白，陈师曾的诗与画，蔡元培与友人的倾诉，都有不凡之处，从墨迹之中也是可想见其人的。那几代人的共同特点，都是有学识的，即便是罗振玉这样不让人喜欢的人，看他的《殷墟古器物图录》，也不虚寓目，颇有增加见识的地方。文人的短札、语录里，有时亦见气节与性情。方氏所藏马衡一段文字，系为前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翻案之文，写得千回百转，有浩然之气，文中说：此文为易案而作。时在民国廿五年，南京地方法院传易寅村不到，因以重金雇用落魄画家黄宾虹，审查故宫书画及其他古物。凡涉疑似者，皆封存之。法院发言人且作武断之语曰：帝王之家收藏不得有赝品，有则必为易培基盗换无疑。盖欲以“莫须有”三字，为缺席裁判之章本也。余于廿二年秋，被命继任院事。时“盗宝案”轰动全国，黑白混淆，一若故宫中人，无一非穿窬之流者。余生平爱惜羽毛，岂肯投入旋涡，但屡辞不获，乃提出条件，只理院事不问易案。因请重点文物，别立清册，以画清前后责任。后闻黄宾虹鉴别颟顸，有绝无问题之精品，亦被封存者。乃草此小文，以应商务印书馆之征。翌年（廿六年）教育部召开全国美术展览会，邀故宫参加，故宫不便与法院作正面之冲突，乃将被封存者酌列数件，请教育部要求法院启封，公开陈列，至是法院大窘，始悟为黄所误。亟责其复审，因是得免禁锢者，竟有数百件之多。时此文甫发表或亦与有力欤。著者附识。一九五○年一月。这样的文本在收藏家那里得以重放光辉，实在是一件幸事，文中的耿介之心跃然纸上。方继孝曾和人多次提及此文，每每讲述，慷慨激昂，仿佛和马衡一同吟哦，精神完全重叠于一体了，收藏家其实亦讲道义和信念，方氏著述里，讲文人轶事，不忘怀于士大夫之气节，实可见晚清文人的遗绪。我读他的书，也像发现了珍品，和作者一同分享了不少的快乐。墨迹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解析其文本亦需考订之功。方氏于藏品之中追溯旧史，每每有所发现。藏书家倘深嗜古迹，自然会兼得学者之风。西谛、阿英、唐弢都有点史家风范，不敢说方继孝已得前人真传，但他在向那条路苦苦奔波是确实的。中国有几位收藏家的文章我很佩服，上海的黄裳就是一位。他对古籍版本素有研究，民国文人的墨宝亦搜罗不少。最意味深长的是黄氏的书话，写得沉静从容，深解古人之余，又多学人的意味，审美精神与哲思都有一些，已非一般收藏者那样实用化了。从前人的文物中发思古之幽情，一般人都能做到，但能从中跳将出来，往来于古今之间，与旧物和新知不隔，则要有大的襟怀。西谛当年藏书丰富，书话随笔亦多，只是被史料压得过重，思想不得畅述，文章终显平直。罗振玉嗜古很深，藏品之多也为世人公认。可是文章却多升腾不了，不如王国维神灵飞动。什么原因呢？想想大概是累于旧物，不谙心情。藏书有一种境界，写书又是一种境界，藏与写如能风骚具现，则当会是另一番景观。将墨迹后的历史写清，是诸多士大夫一生的目标，当下的一些藏书家亦苦苦为之。历史掩埋的旧事过多，写深写透实在不易。我们这一代人于此方面执著的，较之前代已经不多。惟其如此，醉心于此者便颇为难得了。与方继孝先生谈过几次天，觉得他是个率真之人。我和他算是一代人，见其对众多人物的写生，考证文坛旧事的陶醉之态，不禁有些感动。方氏著述与谈天时一样，喜直抒胸臆，不隐曲温吞。这样的文与人，与时风有点不合，也因此做了别人做不了的事。有这样的人在，读书人的生活便不会寂寞了。2004年4月孙郁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前90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后来回到长安，做了郎中。郎中守卫宫殿门户，管理车骑，随从皇帝出行。他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他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动手编《史记》。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捕下狱，做了中书令。他按照汉朝法令的规定出钱赎罪，受了“腐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55岁那年最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除《史记》外，司马迁还作赋8篇，均已散失，唯《艺文类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赋》的片段。又作《报任安书》，记述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发愤修史的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