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富歇是古往今来为卓异的人物之一。他曾在心里搏斗中战胜了拿破仑和罗伯斯庇尔；然而历史却把他作为跑龙套的配角，无动于衷地推到后排。此人历来口碑极坏，被认为是天生的叛徒、阴谋家、阿谀奉承之徒、职业的风派，等等。他代表了政治家的一种类型——幕后政治家。茨威格认为，在实际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出类拔萃的心智，而是低下得多的这类幕后政治家。他指出，我们为了自卫，应当看清这一类人的面目，看透他们得势的秘密。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前90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后来回到长安，做了郎中。郎中守卫宫殿门户，管理车骑，随从皇帝出行。他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他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动手编《史记》。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捕下狱，做了中书令。他按照汉朝法令的规定出钱赎罪，受了“腐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55岁那年最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除《史记》外，司马迁还作赋8篇，均已散失，唯《艺文类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赋》的片段。又作《报任安书》，记述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发愤修史的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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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为了抗日已经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工作，我一生下来所面对的就是日本兵和皇协军不断进村烧杀抢掠。每次从村里往外逃跑时，我很小跑不快。母亲是个小脚女人，也跑不快。娘儿俩总是落在大家的最后面，有时很危险。有一次母亲往脸上抹了一些锅底黑不想再跑了，但是又怕我会有什么闪失，就只好再跑。有时我外祖父家小马圈村比较平安些，母亲就和我到外祖父家躲几天。外祖父叫王老让，是一家之主。大舅舅叫胡叫，二舅舅叫小瓮，姨姨叫金珠。外祖父家有一个很大的后院，院里种着很多花果树木。后院前面有一座很好的砖房四合院，院子上空用铁丝网罩住，防止盗贼进来。记得一群土匪趁着兵荒马乱之际端着枪在房顶上砸明火，大呼小叫不给1000块现大洋就要开枪。外祖父一再说好话也不行，看来铁丝网也挡不住他们，就只好给了100块现大洋才好不容易把他们打发走。母亲害牙病，村里的医生看不好，只好硬着头皮到赵县城里去看。母亲和我坐在细车子（有篷、有门帘的马车）里，大舅舅亲自赶车。大舅舅在县城上过学，对县城里的情况比较熟悉。一路上担惊受怕，进城门时日本兵和皇协军手持刀枪、一脸凶相地查看“良民证”。进城后到处充满白色恐怖，不敢抬头观看，不敢多说话。看完病就赶快回来了，幸好没出什么事。看到日伪军要来的时候，人们可以带上自己的牲口一块儿跑。如果牲口跑惊了，人就控制不住了。我们家里和外祖父家都跑丢过大牲口，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牲口在野外不像人那样好藏身，容易暴露目标。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外祖父和本家几户人家在野外自己的地里挖了一个“地窨子”。在几十平米的地方向下平挖了一人多深，上面棚上顶，里面可以藏几十个人和十来个大牲口。敌人来时几家人就牵上牲口到这里来躲藏，效果还P10不错。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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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横的《台湾通史》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台湾历史学术著作，关心台湾历史的人都读过它。这部著作可以称为台湾史的开山之作，至今仍然是研习台湾历史的重要参考书之一。《连横研究论文选》着重汇聚近年来有磁研究连横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论文，它的出版对于进一步连横和《台湾通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民族精神是与时俱进的，当代的学者指出，日本侵略罪行是上一代的事，与这代日本人无关，但却不能忘却这一段历史。日据时代在台湾的建设项目是日本人不得不留下的“副产品”。这就能够更加理性地务实地对待复杂的历史事实。在历史上曾经饱受屈辰的中国人民是需要民族主义精神的，但与历史上有过的封闭的、种族的、排外的、激情的民族主义不同，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的、开放的、务实的、冷静的民族主义。这是我们从连横和后代台湾历史学者极力提倡民族精神的作为中所得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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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讲话、学习决定、2005中国法官十杰金法槌奖获得者先进事迹（按得票数多少排序）、新闻报道、媒体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