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乐君子/学礼堂访谈录》包括虞万里、崔富章、万仕国三位先生的访谈，从求学经历、学术师承、代表著作编撰、学术研究心得、未来研究方向、培养学生、学界交往等方面，全面展示了这批学者的读书治学、为人为文、教育理念等。另外，访谈在侧重学术性的同时，还注意发掘被访谈者的生平阅历、学术交往等，是很好有价值的口述资料。

《梨园教人兴慈善：慈善作家说余治》主要内容有：吕坤简介，吕坤（1536年10月24日-1618年7月29日），字叔简，一字心吾、新吾，自号抱独居士，明代归德府宁陵（今河南商丘宁陵）人。明朝文学家、思想家，吕坤刚正不阿，为政清廉，他与沈鲤、郭正域被誉为明万历年间天下“三大贤”。吕氏家族历史；少年勤读，一举中举；为官各地，勤政为民；编成《呻吟语》，教诲乡人为人处世；思想宏大，影响后人。

《徐志摩：我用尽一生，只为寻你》一书以时间为线，以历史随笔形式重现了徐志摩浪漫传奇的一生。同时，文中还收录了徐志摩的部分经典诗作，会让你看到一个充满文采、充满激情、充满智慧的徐志摩

靠前辑是对自1983年以来《纵横》所收文章进行碎片化整理，汇集了反映我国文化发展、薪火相传的精彩文章。本书记录了文人笔墨背后的故事。他们或以笔为刀、控诉黑暗，或不随流俗、特立独行，或温情脉脉、思索人生。阅读大师文字，记录大师背影，感受文人的风骨与品格。

易卜生是现代戏剧大师，关于他的英文传记较多，但中文传记极少。目前网上能买到的、石琴娥先生译的《易卜生——艺术家之路》，对其创作分析深入细致，但对其生平经历介绍较少。埃德蒙·葛斯的《易卜生传》偏于介绍易卜生的生平经历，对其作品亦有较多分析。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作者埃德蒙·葛斯是易卜生生前好友，掌握了大量的关于易卜生的第一手资料，其所著《易卜生传》对于汉语学界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同时，他还是知名的英文作家、翻译家和文学评论家，他关于易卜生的传记，于1907年同时在伦敦和纽约出版发行，称为英语世界了解易卜生极为珍贵的资料。此书多年来，在文化艺术领域引用率颇高。

“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在《三十自述》里，梁启超曾这样描述自己出生的时代背景：“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然而生在这“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时代里，也注定了其一生的跌宕起伏。 本书以梁启超的一生经历为纵轴，以梁启超与康有为、袁世凯、严复、孙中山、杨度、宋教仁、蒋百里、胡适、徐志摩等人的交往为横轴，以点带面、以人带史，以宽广的视野和宏大的格局讲述了晚清民初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同时也以梁启超为中心再现了时代大变局中一代知识分子的担当、求索和彷徨。

黄心川先生是我国东方哲学、印度学、佛教学学者，在东方哲学、印度学、佛教学等研究领域都有建树，也是这些领域的重要的学术带头人。2018年，黄心川先生将迎来九十寿辰。《黄心川先生欣开期颐祝寿文集》即是他的学生以及同事、好友为了庆贺黄先生90寿辰而作，文稿内容主要以回忆或记述黄先生生活与道德事迹为主，以示对先生的敬昂尊敬之情。

黄仲则是诗歌奇才，可惜无缘生于唐宋，虽有才华，但与时代格格不入。他英年早逝，却留下两千余首传世诗章。评家赞仲则诗俊逸豪放神接李白，绮丽迷离似李商隐，且将其与纳兰若容的词，并称清代文坛双璧。本书安意如以人物传记为线，凭借细腻优美的文笔，串联黄仲则诗作，论诗评人，通过对于黄仲则诗歌和人生经历的精辟评析，并将其与秦汉以来优秀的诗人、经典的诗词对比，真实重现了诗歌圣子不世出的才华、悲惋曲折的一生。较之以往，安文更注重采集原始资料，行文也更愈发深沉动人。

李佩甫是河南本土作家中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第yi人。该书全方位解读李佩甫的人生道路与创作历程，领读者深入认识作家及其创作的全貌，达到对作家的人生经历、行为方式和作品风格的深刻体悟。既是和作家的人生、作品对话，也是具有独特发现的研究专著。

史铁生其实是一种生存景象，被死神一点点浸入生命暗河的人，从健康，到残疾，到脏器败坏……到死亡，始终没有停止追索。自助和坚韧，生死之辩，贯彻他一生。对他而言，生活和精神都没有遮蔽。他的作品太重要了，跟他的生活紧紧咬合。《史铁生评传》的作者叶立文是学者，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和良好的文学修养，且史铁生是他心目中优秀的当代作家。所以，《史铁生评传》中动人的力量，就是来自这位学者的热情。作品中，作者再现了史铁生的人生经历，也厘定了史铁生的创作之路，追索了史铁生作品中的哲理。这是一部资料翔实、史论结合的作家评传。作为一位思想者，史铁生从不讳言自己的精神痛苦和信仰危机，他在写作中不仅记述了存在的残缺与苦难，而且也通过考量生命价值的思想方式，向世人呈现了自我灵魂的无尽迷途。然而史铁生对人类存在有限性问题的思考，却常常会受制于“身残志坚”和“反抗绝望”一类价值偏见的束缚，因此人们也就很难看到他对于启蒙文学的精神突围，以及隐含其间的重要的思想价值。实际上与很多启蒙作家相比，史铁生时常会对人的主体性问题产生怀疑，他在弘扬人性力量的同时，也在不断追问造成生命奥秘的某种“更高力量”。可以说他对现代性语境下人之主体性神话的反思，尽管以宿命论的思想方式呈现出来，但却在神性之维重新考量了人类的有限性问题，由此形成的宗教救赎思想，不仅传达了作家个人的生命哲思，而且也有力颠覆了当代文学的启蒙神话。